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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诗社

我们的青春 作者:臧棣 等编


北大诗社

马嘶

北京大学的学生课程时间表上,星期三下午是社团活动时间,各系各专业那天下午均不安排课程,这是法定的校园文化活动时间。那时候,北大的学生社团活动很是活跃,我记得,学生社团组织有时事学习社、摄影学会、剧艺社、京剧社、管弦乐队、民族乐队、音乐欣赏会、合唱队、美术社、国画社、诗社、文学社等等。每学期开学后,各社团都在大餐厅前墙上贴出招生广告,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随意参加一个或几个社团。一到星期三的下午各社团便进行活动,课余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在众多的社团中,北大诗社是个办得极为红火、颇有影响的团体,在校内外的名气都很大。那个时期,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如同初升的红日,崭新、朝气蓬勃而又令人感到骄矜,人们的心境也是美好而又昂奋的,每天都像过节日那样愉快和兴高采烈。加之北大校园极富园林之美,湖光塔影,幽静如诗,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也自然会萌生出无穷无尽的诗情。这大概就是北大诗歌活动极为兴盛的背景和主要原因吧!

1953年秋我初进北大时,北大诗社已是个较有影响的群众社团了。北大诗社的主要负责人多为中文系学生,而社员却遍及全校文、理各系,当然,还是以文科学生为主体,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历史系的学生最多。我到诗社去报了名,我们班上的不少同学也都报了名。那时候,诗歌活动相当普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爱好诗歌的人特别多。报刊上发表了一首好诗,大家便争相阅读、朗诵,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风靡全国。……

诗社编印一种不定期的油印散页《诗刊》,发表同学们的诗作。《诗刊》完全是由诗社同学们自己编辑、刻写、印刷,每期是8开纸三四页,中间有折线,折成16开散页阅读。字刻得比较潦草,印刷效果也不佳,但它却很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才变成装订成册的《北大诗刊》,出资由誊写社刻印出版,装帧也精美多了。

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大)一向有办文学刊物的传统,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就是大学生们办起来的,如“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潮》、《共进》、《猛进》、《新生》等,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们办的。诗人李瑛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大读书时,曾办过《新生命》刊物。解放后的那几年,这个传统断了线,直到1954年才有了这份《北大诗刊》。与过去学生办的正式刊物相比,这油印的诗刊实在是太寒伧、太粗陋了,但它确实又曾对繁荣校园文化、培育文学青年起过良好的推动作用。

在北大学生中,有着一大批喜欢动动笔杆的文学青年,这当然是以中文系学生为主,但文科各系乃至理科学生中也不乏其人。而在这个写作群体中,以写诗者为最多。以我在校时为例,1955年以前,北大学生中经常写诗的有1951级的沈仁康、赵曙光,1952级的倪其心、曾宪法、施于力,1953级的袁行霈、孙克恒、薛雪、马嘶、葛明德、铿锵(王中林)、杜文堂、金炳喆,1954级的王磊、任彦芳、王克武、郭煌、张元勋、沈泽宜、林昭、张玲、徐式谷、张景中等人。1955年秋季,随着人才济济的中文系1955级的到来,一批才华横溢的诗友涌进燕园,北大的诗歌活动便进入了鼎盛时期。那一年,谢冕、温小钰、孙绍振等诗友进入北大中文系,1956年,又来了江枫、邓荫柯、王金屏、蔡根林、刘登翰、吴晹等人。他们给北大的诗歌活动带来了一股清新与勃发之气,未名湖畔的诗之花怒放了。写诗的同学多数是中文系的,但其他系的也不在少数,如德文专业的杜文堂、英文专业的王克武、生物系的葛明德、数学力学系的张景中等。《北大诗刊》除发表校内同学们的作品之外,也发一些校外的稿件,记得我当编辑时,就有在《文艺报》工作的武汉大学毕业生柳央(甘棠惠)寄来诗稿并发表了。我们也还请一些诗人、编辑给我们写指导写作的稿子,诗人沙鸥就应约写了几篇稿子,《文艺学习》诗歌编辑冼宁(她也是我们的老学长)也曾应我之约写了文章,署名宁馨,发在诗刊上。

沈仁康比我高两个年级,他是江苏人,生得眉清目秀,英俊文雅。他的诗发表得很多,在《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上常见到他的诗,有时署名“任康”,他也常写些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总之,在学校里他是个比较多产的诗人,但他似不大参加诗社的活动,也不大和诗友们交往,是个独往独来的人物。我同他相识,但很少有个人之间的交往,见面时只是点点头,说一两句话。

与沈仁康同班的赵曙光是山东蓬莱人,满脸络腮胡子,他的侧脸常常使我想到了普希金。赵曙光性憨厚,喜交友,他为人热情又真诚,与人相交则倾心相与,我们来往较多,成了好友,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我们仍未断书信往还。

赵曙光写诗十分执著,十分投入,他写了诗,常常拿了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有一次,他拿了一篇长诗给我看,那诗稿写了许多页稿纸,恐有数百行之多。我带着他的诗稿,到校园里人迹罕至的气象园去看,看完回到宿舍后,才发现那诗稿不见了,我遍寻未得,便又回到气象园去找,也是踪迹全无。丢了他的诗稿,我心中很是不安,同赵曙光一说,他没有说什么,但我心中一直觉得很对他不起。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底稿,为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内疚。

我们班上写诗的同学不少,写得很多为人所知的,有孙克恒、薛雪、袁行霈、王中林、金炳喆、陈志明我们几个人。也许还有一些人写得既多且好,但由于他们写出来便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不显山不露水,也便不为人所知。

孙克恒来自山东海滨城市烟台,我们认识得较晚,但由于第二学年之后,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宿舍里,睡在一张双层床上,他睡下床,我睡上床,直到毕业时才分开,因此我们成了终身的挚友。

孙克恒天资聪颖,又极用功,各门功课都学得好,在大学里打下了做学问的坚实根柢。他喜欢古典文学,尤爱古典诗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嵇康、鲍照的作品很有研究。他写诗,写得很多,多是写大海的。他的诗写得沉郁深邃,色调斑斓,有悠远之感,这同当时流行的那种明朗而又直露的诗很有些不同,似乎有着沉重的感念和蕴藉的内涵,耐得住咀嚼。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的诗有点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他只是一笑置之,依然那样地写下去。看来,他是有着自己的情趣、自己的追求,不愿逐时随俗。然而,那样的诗当时是很难公开发表的,他似乎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诗,只是在校内的诗刊和后来的《红楼》上发表。

那时,我们都迷恋着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也欣赏苏联诗人叶赛宁和伊萨柯夫斯基的作品。1954年,吕荧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新版本刚一出版,我们便各自买了一本,天天朗读,爱不释手,甚至能够整段整段背诵。那年春假,班上组织同学们到西山去春游,我俩便带了这本书去。午餐后,我和克恒躺在碧云寺松林里的草地上,用汉俄两种语言朗诵书中的诗句(我们还有一本俄文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爱好乡村的寂静;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创作的幻想也更为生动……”“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光,你的出现使我多么悲伤……”念着这些诗句,我们心摇神荡,心猿意马,美好的情致和青春的幻想充满胸怀,那情状至今仍历历在目。

克恒为人热情,待人诚挚,同别人相处得很好。他的开朗性格中又带有几分谨慎,豪爽中又有更多的精细,有才气但并不浮躁,性喜表现又并不张扬。他的性格既是外向又是内向的,两者相得益彰。与同学们研讨学问时,他喜欢争论,是班内有名的“好战分子”。争论起来便不免激动得面红耳赤,浓重的胶东乡音,加上双手乱挥,颇有些慷慨激昂之态。争论到最后,又常常是以一阵爽朗的大笑为终结。于是偃旗息鼓,又埋头去读书,仿佛并不曾发生过那场争斗。

克恒平日生活极简朴,衣着朴素,一件黑色棉衣穿了四年未曾换过,但又总是干干净净的清爽。我不太了解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只知他家中有一位老母亲,也不知她以何为生,看那境况是不太宽裕的。他自奉甚严,用钱很仔细,从不乱花钱,除了买书和必不可少的零用钱,没见他浪费过一分钱。不过,每次假期从家里回来,他总要带回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他常常带回极受同学们欢迎的对虾干和高粱饴,那对虾干味道极鲜美,同屋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常有打牙祭的实惠,吃饭时带几颗去,夹在菜中吃,平时也常抓几颗放在嘴里慢慢嚼着。

听说孙克恒在中学里当过学生会主席,但来北大后他却没有担任过任何社会工作,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功课上。

薛雪本名薛昌洪,四川重庆人,他原在我们上一个年级,休学复学后随入我们这个班。他生得温文尔雅,肤色白皙,一脸温和相,且喜与别人开玩笑。他似乎身体不太好,平日总随身带着一个空罐头瓶,吐痰时便吐到瓶子里。他的腹部有一个刀疤痕,想是曾开刀做过手术的。

薛雪感情丰富、细腻,他的诗风有如他的性格,写得婉约、柔媚,雕琢得厉害,我常说他的诗像是景泰蓝做的小工艺品。他写了许多首爱情诗,统称为《湖畔情歌》,在校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薛雪多才多艺,他有一副甜美的男高音嗓子,喜欢唱四川民歌,曾在全校的歌咏大会上唱四川民歌《我望槐花几时开》,有人用钢琴伴奏着,他唱得很是动听,受到了听众们的欢迎。后来,他还搞篆刻。

薛雪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女四中任语文教师,写过一首《大学生之歌》的诗,在《中国青年》的封三发表,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大约是在60年代初,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他似乎是到南方去旅行,说是回来时从保定下车来看我。过了几天,不见他来。那天,我到莲池去,正碰上他同一位年轻的女士相伴游玩,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他说:“刚到,还没有来得及到你那里去。”我这才得知,他来保定不是为看我而来,而是另有约会。

第二天,他来找我。他问我:“你看那个姑娘怎么样?”我说:“很不错。”他说,那是他的一个学生,是保定人。接着,他就对我说:“看女人就像是看城市,你如果从乡下来,看见保定这个城市一定觉得很繁华,你到了北京,就觉得保定土里土气了。女人也是这样,你看这个不错,见了更好的,就觉这个不行了。”

我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也不同意他对待女人的这种观念。他坐了一下,向我借了几斤粮票,便去了。

薛雪有些小聪明,但并未完全用在事业上。也许正是由于他对待女人有着这样的观念,他一直没有结婚。我猜想,他在保定的这个女友也许并未成为他的伴侣,他对待恋爱婚姻问题似是不够严肃,是否有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之虞呢?

听说,在“文革”初起时,他就因为“作风问题”而被揪了出来,成了“黑帮”。一天,人们发现他死在楼道里,不知是他杀还是自杀。总之,他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了。

袁行霈来自青岛一中,其实他的原籍是江苏武进,出生于济南,进北大时,他是17岁,是班上年龄最小者。

袁行霈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年轻人,他开始并没有受到别人的注意。像许多刚刚迈出中学门槛的穷学生那样,他衣着朴实,行为拘谨,只知道规规矩矩地求学上进。他常是穿了一身洗得很旧很薄了的蓝布制服,头发蓬松着,不修边幅,不事打扮,生活很是简单。他的性格温文尔雅,沉默寡言,有时还带点羞涩,但总是笑眯眯、乐呵呵的。对于生活中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也不挑剔、不抱怨,生活之于他,似乎总是那么美好、令人满足。那时,我只觉得他是规规矩矩、勤勉好学,生活很是节俭,似乎自奉甚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属于多数的穷学生之列。那时,同学们大概谁也不知道,他原是出身于一个很有些来历、很有些根柢的书香官宦之家,一个出大知识分子的文化世家,他的父兄辈多是知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从籍贯上看,班上最多的是山东人,大概有七八位之多。他们都是讲一口侉声侉气的山东话,如孙克恒、周强、董润生、丁尔纲、于道仿等都是这样,有的直到毕业也不会讲普通话,只有袁行霈学普通话学得最快,他很快就能讲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了。加之他的音质很美,嗓音浑厚洪亮,因而朗诵起诗和散文来很是受听。他在开会发言时,讲的是一口比较纯正的普通话,因而他也就有机会在众人面前朗诵、发言和演说了。到了这个时候,便开始受到大家的注意,被人们另眼相看了。他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人所注目的。他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优长,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他喜欢在校园的幽蔽静谧处读书,这样,书中的情、眼前的景皆拥入心中,造成一种幽邃恬适的情境,可以独享读书的优雅淡远的意趣。这是诗意的读书,也是读书的诗意,此为逸人雅士所特有的心境与追求。如此,读书就不再是枯燥与痛苦的俗事,而是雅人雅事雅趣了。我常见他一个人躲在未名湖畔绿树丛中,手捧书卷,入神地诵读,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心境中,自得其乐地饱读诗书,打下了做学问的扎实根柢,以致后来成为一位学养深纯、博闻宏识的著名学者。

袁行霈喜欢诗,他读古诗,也读新诗。他常常在各种场合朗诵诗,开始时还有点胆怯、羞涩,但很快便坦然潇洒,朗诵得很有水平了。他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纪念碑》,还常常朗诵克雷洛夫的寓言《杰米扬的汤》,这些都是脍炙人口之作。他常常写诗,偷偷地在笔记本上写诗,写了颇为不少。那些诗多是秘不示人,只写给自己看的,多是表现自己隐秘的情感和所思所想。当然,也有一些拿出来发表,或者在某种场合朗诵。在当时燕园众多的写诗者中,袁行霈也是入了名号的。后来,他写过一首《我生活在波涛翻腾的海洋》,那是一首歌咏北大的诗,他拿这首诗参加了全校的朗诵比赛。诗中表现出的年轻学子对母校、对时代、对祖国的挚爱之情,用他那浑厚响亮的嗓音传达了出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三十年之后,他还记得那首诗以及构思那首诗的情景。他回忆说:他“觉得北大有一股力量,有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大海才能比拟”。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把这力量、气象、底蕴吸纳入体内,逐渐融会于自己的生活和学行之中了。

金炳喆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他是个很有天分又很用功的人,是一位有志青年。他对学习外语很下功夫,学俄文,又学英文,在大学里就翻译了两部苏联的电影文学剧本,出版时署名银帆。他把得来的稿费都用来买书和旅行。一次暑假期间,他一个人去大连旅行,为了在海边看日出,夜里他睡在海滨沙滩上,从而受到公安人员的怀疑,把他送进公安局,白天才放出来。

金炳喆酷喜写诗,写满了几个笔记本,他曾拿来给我看,那上面还有一些尚未构成诗的诗句,他称之为“诗思”。我记得那“诗思”有一句是:“大海是比一切男性更男性的女性”,我很欣赏这句子。

他平日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们交往,只沉浸于书本和感情世界中,一些人觉得他的脾气有点怪,其实,他是个有志有识的青年。毕业后.他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在那里学会维吾尔文。他对语言的感受能力的确是很强的。

王中林是吉林省通化市人,我同他交往比较晚,有一段时间(在大学的后两年)我们关系很密切,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他的性格有些柔弱,有些内向,似乎也是个悲观的人。他写了不少抒情诗,那些诗似乎也表现了他的并不明朗的思想情绪。

(节选自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88年版。)

马嘶,北京大学中文系1953级本科生。曾任河北省唐山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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