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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大学生活片段回忆

我们的青春 作者:臧棣 等编


青春无悔——大学生活片段回忆

吴同瑞

穿越岁月的风烟,纷乱的思绪飘回四十五年前的春夏之际。那是一个特别晴朗的日子,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入学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怀着异常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和一位考进北大数学系的同学结伴同行,从故乡盐城出发,乘轮船、火车,经镇江、南京、济南,历经四个昼夜,终于到达日夜憧憬的首都和无限向往的北大。

跨进西校门,眼前突然一亮,挺拔的银杏、巍峨的华表、宫殿式的建筑,呈现出一派崇高庄严的气象,令人肃然起敬。走过办公楼东侧甬道,映入眼帘的景色更加迷人。未名湖好像很大很大,湖畔杨柳依依,湖水波光潋滟,博雅塔的倒影在水下摇曳,仿佛深不可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无数次地来这里漫步观赏,感受它的诗情画意,体悟它的哲理智慧。未名湖文物保护区荟萃了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集中体现了北大校园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的和谐统一。曾有多少青年才俊、知识精英,在这里发现美、体验美、创造美,从而产生了浓浓的“北大情结”。

进校之初,文科新生中的男士,临时住在小饭厅集体“大宿舍”。来自全国各地攻读不同系科的新生,彼此交往不多。不少人第一次远离家乡,置身于全然陌生的环境里,难免产生寂寞感。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猜透了学弟们的心思,主动提议组织一次集体郊游活动。大家兴致勃勃地来到西山卧佛寺周家花园。这里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树木葱茏,浓荫匝地,鸟语花香,流水淙淙,同学们寻觅到一块空地,围成一圈,席地而坐。领队学长提议,各人选一个《红楼梦》里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讲一讲为什么喜欢他(她)。同学们操着各种乡音抢着发言。有人说喜欢林黛玉的聪慧,有人说喜欢史湘云的豪爽,有人说喜欢晴雯的高洁,有人说喜欢尤三姐的刚烈,也有人说喜欢贾宝玉的纯情,七嘴八舌,欢声笑语,冲破了四周的寂静。这次活动使我强烈地感受到青春的欢乐、集体的温暖。此后,我们班、年级组织过多次集体活动,八达岭登山、昆明湖游泳、郊外远足野炊、进城观看演出,每一次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入学以后的近两年里,是我们求学的黄金时期。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学习空气格外浓厚。同学们从宿舍到图书馆到课堂,“三点一线”,来回穿梭奔忙,抢座位,如饥似渴地向书本、向老师寻求知识的真谛,在智慧的海洋里汲取精神营养。最幸运的是,我们受到了许多名师的教诲。游国恩、王力、魏建功、杨晦、林庚、吴组缃、高名凯、周祖谟、王瑶、朱德熙等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都教过我们。他们的学术功力全都深厚,而教学艺术各具风采,也许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王力、高名凯先生为代表,中外古今兼通,讲课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令人信服。另一类以林庚、吴组缃先生为代表,作家型学者,讲课擅长艺术分析,声情并茂,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还有的先生教学风格格外鲜明。系主任杨晦先生讲文艺学专题课,思如泉涌,滔滔不绝,犹如天马行空,往往收拢不住,半个学期过去了,“九鼎”还没有讲完。同学们说,听杨先生的课,好比沙里淘金,必须聚精会神,悟性又高,才能捕捉到先生的思想火花。不管个人风范如何,我们对所有恩师都是衷心仰慕的。

我们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专业学习之外,参加生产劳动也是一门必修课。最令人难忘的是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出发之前,校内做了动员,同学们认识到劳动锻炼的意义,在思想上、体力上做了较充分的准备。那天傍晚,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到达目的地时,工地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气氛感染着我们这一批劳动新军,吸引我们赶紧投入战斗。开始时,两个同学抬一筐石头都感到十分沉重,肩膀压得疼痛难忍,走起来歪歪扭扭。但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咬紧牙关,挺直腰板,几天下来,终于度过了艰苦劳动这一关。到后来,一人挑两筐沙石,堆得高高的,还能一溜小跑。人人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特别是集体卸车,十几个人围着一辆装满沙石的大卡车,干劲加拼劲,谁也不惜力,仅用几分钟就把沙石卸完、挑走。辛勤劳动付出的汗水换来了收获的喜悦,眼看着水库大坝一天天地高起来,同学们兴奋不已,真切体会到战斗集体的力量和劳动创造的价值。类似的劳动锻炼还有过多次,平谷东高村深翻土地、石景山钢铁厂大炼钢铁,等等。虽然过多的劳动安排不尽合理,有的劳动本身还违背了科学,但通过劳动锻炼,增强了体质,磨砺了意志,培养了与工农群众的感情。我以为,在人生道路上,这一课不可或缺。

1957年的夏季,一场空前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而来,惊破了燕园学子相对平静的书斋生活。从“反右运动”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批判”的浪潮汹涌澎湃。作为学生干部和共产党员,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风暴”和“浪潮”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时代赋予的某种角色。一方面,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满怀革命激情,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批判“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革命风暴”的洗礼,在战斗中增长才干。另一方面,由于受党内外渐已形成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也由于自己的简单幼稚,有时候自以为义正辞严,实际上情绪偏激,无意中伤害了同学和老师。有一件事至今让我不安:在1958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林庚先生是怎样讲解陶渊明的》,批评先生一味赞赏陶诗的平和之美,而忽视了陶诗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副刊选登了。现在看来,这样的批判文章,简直是强词夺理,实在幼稚可笑。毕业以后,我留在学校机关工作。不久,参加了文学史教研室的一次会议,林庚先生在座。会后,林先生主动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特别嘱咐:“今后还要多写文章。”先生的关心和鼓励,使我惭愧,更使我感动。后来,我随一位学长去看望林先生时,带着歉疚的心情讲起学生时代头脑发热所做的错事。先生却说:“年轻人敢想敢干,即使做了错事也可爱。”先生爱护青年的博大胸怀和人格魅力,激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为此,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追随学友做了一点文学研究工作,更主要的是在本职工作中注意积累经验,并学习和运用教育学、科学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予以总结,写出一些粗浅的论著,目的在于努力按科学规律办事,自觉维护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兄弟院校的一位同行曾说:“北大的吴老师是以学者的态度对待管理工作的。”

五年大学生活,同学们朝夕相处,普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毋庸讳言,由于思想作风、性格爱好、家庭教养、个人遭遇等等差异,同学之间亲疏不同,有的是知心朋友,有的难免磕磕碰碰,甚至内心留下怨恨的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磨练,人们自然学会了理解与宽容。这时,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更加真切,对同窗好友的深情怀念更加强烈。这里我想提到两位同学。一位是陈耘屏。他是我们班上的老大哥,性格坚毅,政治上比较成熟,看问题敏锐。可惜他身体很差,学生时代已经常住院,毕业后工作不久就卧床不起,受病痛折磨时,也曾对人生流露些许感伤和悲凉的情绪。出于对老同学的关心,我常抽空去看他。他很少倾诉自己的病况,却往往忧心忡忡地谈论国内外大事,剖析社会问题。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对他身在病榻、心系天下的襟怀深为钦佩。多年前他已与世长辞。直到现在,每逢年节,我都要进城看望他的夫人和孩子,以慰亡友在天之灵。另一位是徐劭。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似乎有点孤僻,然而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或许心灵深处有某种相通之处吧,我和他很谈得来。毕业后,他分配在北大附近的一所中学任教。我们经常见面,畅谈人生百味,一种挥之不去的孤寂感在彼此交谈中能得到暂时的慰藉。由于思乡心切,他申请调回故乡南通去工作。临走前一天,我们再次同游京城,从北海公园到天安门广场,在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石阶上依依不舍地坐了很久。分手之初还通音信,后来失去了联系。有一天偶然看到《扬子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徐劭,我猜想一定是老同学,心里为他高兴。55级同学几次聚会,他均未到,但愿这次能来母校欢聚。我们55级同学中有不少人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不乏突出的风云人物。每个人的资质不同,机遇也不同,只要在一生中无怨无悔地执著追求,尽力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值得敬佩。

岁月回眸,青春无悔。青春不仅仅属于个人,更属于那个时代,属于那个时代所形成的“战斗的集体”。

吴同瑞,1937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现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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