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楼101

洪子诚

北大的第一教学楼和哲学楼，是遥遥相对的两座建筑，中间隔着北大附小（附小迁出之后，盖了图书馆大楼）。我1956年入学的时候，总觉得有点奇怪。它们在三层的主楼之外，又各有一个两层的方形的配楼，中间用走廊连接。为什么不建在一起呢？后来打听，好像是因为要保护中间的古槐树，才做这样的设计。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主楼与配楼之间，确实都有一棵年头不小的古槐树。1956年，中国和印尼争夺世界杯出线权的足球赛转播，我就是坐在哲学楼那棵古树下听的，当然是收音机的广播，那时还没有电视。

一教和哲学楼的配楼，上下两层都是大阶梯教室，我们常在那里上大课。哲学楼的101教室，对我在北大第一年的生活，有特殊意义。学校星期六晚上，学生会和学生社团，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有名艺术家、学者、诗人的演讲，有各种演出。哲学楼101是固定的音乐欣赏的地点。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周末晚上都会在那里度过。直到现在，我对音乐还是十足的外行，我既不会任何乐器，也五音不全，对音乐史、乐理等也只了解个皮毛。有时候不过是想安静地坐在那里，抛开为着生计的处心积虑，听那些仿佛是来自心底，但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猜想一些人也和我一样。“文革”的一天，大概是1967年，那时学校两派武斗还没有开始。我在19楼二楼中文系工会的房间里，用唱机放着唱片。有中国民歌，有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联、印尼、拉美的歌曲。无意中望向窗外，看到28楼通向五四运动场路上的侧柏篱墙旁，默默站着一个女生。她直到那些唱片放完才离开。你说不清你在音乐中想要等待什么。但你也许会和某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人、事、情绪不期而遇。

一支午夜的钢琴曲复活一种精神

一个人在阴影中朝我走近……

对了，是这样，一个人走近我

犹豫了片刻，随即欲言又止地

退回到他所从属的无边的阴影

哲学楼101的周末音乐，是学生自己组织的。有和它的朴素内容同样朴素的外表。安静。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什么“命运在敲门”、“通过苦难走向光明”的喋喋不休。多的时候会有六七十人，但冷落时，二三十人的时候也是有的。走进教室，会领到油印的节目单，里面有作曲家、乐曲的简介。然后你选择一个靠窗的座位。不久，音乐就从放在讲台地上的大音箱里流出……

现在看来，乐曲的挑选有当时的“禁忌”和“偏向”，但这也是时代趣味和风尚使然。在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时代，自然不会有宗教性质的音乐。巴哈的《马太受难曲》、莫扎特的《安魂曲》、亨德尔的《弥赛亚》，直到1991年我到东京工作时才听到。不会有立场可疑、思想感情不健康，或不能做出积极阐释的作品。不会有“现代”的、先锋派的风格。因此，没有瓦格纳、理查德·施特劳斯，没有德彪西、弗雷，没有拉赫马尼洛夫、斯特拉文斯基，没有格什温、巴尔托克，当然更没有勋伯格、贝尔格。除了贝多芬等之外，播放的曲目，还是苏联、东欧作曲家的居多。他们那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柴可夫斯基、格林卡、鲍罗丁、肖邦、李斯特、德沃夏克、斯美塔那、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哈恰图良……也许还应该加上萧斯塔科维奇。但萧的不少重要作品，是50年代以后创作的，况且那时苏联对他的评价常举棋不定，我们对他的了解，更多限于那些电影的配乐。其实，许多作曲家和他们的曲子，并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也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才建立起来的国家，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原本属于波希米亚。尽管情况复杂，但在战后的“冷战时期”，因为存在了一个可以延伸的“意识形态”时空背景，它们便被归并在一起，当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来接受。因此，我在那里听到了《在中亚西亚草原》、《波尔塔瓦河》，听到了《1812序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其他还有《伊戈尔王》，有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提到的《意大利随想曲》，有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有肖邦的《革命进行曲》……

对于俄国、东欧乐曲的喜爱，重要的当然还是音乐本身的气质。它们里面可能活动着一个敏感的灵魂，这个灵魂有对精神的追求。它们有程度不同的受难者的忧郁，却仍能引导向并不夸张、生硬的辉煌。多情的浪漫气质，伤感的旋律，某种戏剧性，也是原因之一。而且，我们还能因此而放进一些令人迷醉的遐想，就如柴可夫斯基写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夏天的夜晚在俄罗斯的田野、森林或大草原上的一次漫步是如此地震撼我，使我躺在地上直到麻木。对大自然的爱的热浪将我吞没，那难以形容的甜蜜和醉人的空气，从森林、草原、小河、遥远的村庄、简朴的小教堂散发出来，在我的上空飘荡……

一直感到奇怪的是，除了《弦乐小夜曲》之外，哲学楼101竟然没有再出现莫扎特。那时，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聆听和表达激情。我们大概还不大能够领会那种简单、纯净、天真和平衡——那种如罗曼·罗兰所说的不伤及肉体或损害听觉的旋律，那种如柴可夫斯基所说的，尚未为思索所损害的品性所持有的生命的快乐。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本科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