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琐忆

孙乃沅

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向往的文学殿堂；考进了55级，绝对是坎坷人生快心幸运之一事。燕园五年的学子生涯，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这里我尽情领略了湖光塔影、师恩友情，镇日价优游书史、翱翔青春。虽然前半是宁静的书斋生活，后半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渡过，但北大毕竟是北大，北大中文系还是北大中文系。那种精神、气质、氛围、风范以及诸多生活场景，刻骨铭心，终身相伴。暮年回首，历历在目，拉杂书之，以寄怀思。

吃饭三昧

以吃饭为首章，非为“民以食为天”，实因敝人幼失怙恃老是饿。一到北大，米饭馒头随便吃，真是痛快淋漓，所以说起母校母系，印象最深的是在这里第一次可以吃饱饭再读书，非如欧阳公读书萧寺，一碗粥要吃四顿！你想，吃饱了饭听名师讲课，读文学经典，课外还打球、跑步、游泳、滑冰，其乐何如？按陶庵笔法有同学惊曰：“竟是共产主义天堂了也！”则我必咈之曰：“个边哪有这好！”

当时伙食是包伙，每人每月12元5角，固定桌椅人员。午晚四菜一汤，二荤二素，其间往往有炸黄鱼、炒虾段之类；主食米饭馒头随意，有时还有包子面条、新下来的白薯等，一大屉一大屉摆在那里。每桌又多有不吃者和女生、小生等食量小者，所以倍益丰盛。早点是馒头或炸馒头加粥，间有豆浆油条，一般小菜四盘：每人鸡蛋一枚，外有酱豆腐、咸菜、煮豆或豆丁拌青菜等。吃早饭的人少一些，因为北大夜猫子特多，早起匆匆赶场上课来不及吃。过年过节则以班组、宿舍为单位联欢，一般是四脸盆的鸡鸭鱼肉。星期六晚饭是蛋炒饭、浓汤，饭后拉开饭桌在大小饭厅开舞会。不跳舞的书痴也一样快乐，因那晚可不读课内“硬书”，而到文史楼开架阅览室或三馆报刊室随便翻阅，那是更大的享受！而午夜舞厅里有夜宵几大桶肉粥推出，此时我辈呼群三五，慢慢踅入，当舞者取碗之际，便人手一大碗回到宿舍或藉月坐地，边喝边谈，不知世上还有更好吃的物事也！

到58年秋，我们到平谷、密云等地去深翻地、办食堂、公社化回来之后，“恶果自食”，粮食不够吃了，定量、改饭票制，副食少而差，不复往日之丰足矣。不过学生的定量偏高，我又是校速滑队、长跑队员，运动员包伙、加餐，所以始终吃饱饭。入学后我还长高三厘米呢。毕业后情况大变，还是由于我们自身也参与的热昏的折腾，又饿起饭来。这使我对北大伙食印象更深，充满怀恋。前几年张毓茂兄来我校学习谈及此事，我曾自我解嘲引苏东坡《志林》故事：二措大（我辈小知识分子也）相与言志，一曰，我平生不足惟饭与觉耳，异日得志，当吃饱了饭就睡倒、睡醒了又吃饭！另一曰，我则跟你不一样，那时惟当吃了又吃，哪有时间睡呢！此二人被坡公誉为深得吃饭三昧者。我亦深得吃饭三昧者，然现在垂垂老矣，虽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水果蔬菜随便吃，却吃不动了。真如孙幼军兄所说：“过去有牙没豆，现在有豆没牙了。”奈何奈何！

感谢北大让我能吃饱饭读书，感谢北大中文系给我用诚实劳动挣饭吃的本领。——莫笑我说吃饭，“天不打吃饭人”！

杏坛深恩

北大中文系，名师如云；55级就读时正是人才荟萃之高峰。不仅集中了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方面的专家泰斗，如：游国恩、浦江清、杨晦、吴组缃、林庚、王瑶、周祖谟、魏建功、袁家骅、高名凯、唐兰、朱德熙、钱学熙等以及季镇淮、吴小如、林焘、冯钟芸、陈贻焮等，还有法国归来的甘世福、中山大学调来的王力、刚从党校并过北大文研所的何其芳等。外系给讲课的有冯至、金克木、季羡林、朱光潜等，从外校请来讲戏曲史的王季思、作报告的刘大杰等。加上编书走访校内的邓之诚、孙楷第等，校外黄肃秋、吴晓铃等，毕业后偷听58级请夏承焘讲宋词、宗白华讲中国园林美学等等。感觉是不见沧海不知积水之广，不见名师不知学问之深！听他们的课不仅受益且是享受。如，游国恩先生讲《诗经》《楚辞》先秦诸子，给我们学古文化夯实基础，接触到考据；初识汉学宋学、清代朴学，知道怎样据典籍论证。吴组缃先生讲小说史，不仅勾勒了发展轮廓，且分析作品精微独到，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贯通中西今古，从而给我们一付眼镜，让我们能看到中国小说奥妙之处、幽微用意和艺术特点。林庚先生讲唐诗，使我们窥见诗意何在、诗美在哪，他讲“盛唐气象”、说“木叶”，用几何诠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美，使我们陶醉其中。特别是他主张九言格律诗而自写九言体，能创新理论并能实践之，令我倾倒不已。至今能信口背出他充满青春气息的诗作：“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河的两岸长出了青草；再也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知道，冬天的风哪里去了！……”记得当时他发表的九言诗：“马路宽阔得像一条河，春天工地上正在建设；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说吧年轻人在想什么。……”时代的热情和欢快的节奏水乳交融，激动着年青人的心。其实每位教授都是他那一行当的巨擘，每次讲课都有其独到之处。朱德熙先生把“现代汉语”讲得生动有趣，周祖谟先生讲得细致深透；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史”如数家珍；何其芳与吴组缃对讲《红楼梦》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思路，也开阔了我们的心胸，知道容许和尊重不同观点才是大家风范！吴小如先生讲课妙趣横生、注释功底深厚，周三下午向全校讲京剧欣赏，讲到唱腔流派，不仅当场播放他收藏的珍贵名角录音，自己也能唱出韵味，这不是一般学者能望其项背的。我有幸曾为他和林焘先生伴奏过一两次，印象极深。

还有，你见武馆、少林练武时都是师兄在调理师弟吗？习文也如此。55级同窗对我来说多是半师半友，我深受师兄“小先生”之惠。记得初上晦老“中国文艺思想史”，对铸鼎象物之义很不理解，是孙静大哥耐心解说，让我抄他笔记，慢慢把我引上道；对于弃中学学的英语改学“有法语之优美、德语之刚健”的俄语，颇为反感，是黄衍伯兄费心费力软硬兼施让我对付着学下来。有次在墙报上偶写一枪杆诗，当时已有相当造诣和影响的谢冕兄见了，竟推荐到报刊发表，我料他奖掖后进必成大名！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深厚友情，绵绵至今。特别是少康、孙静、衍伯、彦成、铁民等对我的关爱帮衬．毕业后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这些当时和后来的名师专家，听他们讲授、受他们指点、看他们为学、领他们风采，引我们入门或可登堂入室，是几世修来之福！顽劣如我，80年代末竟也能当上教授，也能在讲台上摇唇鼓舌，在书文中涂抹雌黄，不能忘北大中文系杏坛恩深，春风化雨。

课余拾趣

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生活，绝不是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四点一线的枯燥。55级虽经历过“反右派”、“拔白旗”、“大跃进”、“红专辩论”等风霜雨雪，生活本身还是丰富多彩的。编写“红色文学史”、小说史等一系列教材，我们在别人不得搞业务时读了些书、琢磨了怎样写出书文；修十三陵水库、下乡劳动、首钢搬铁，得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体验了劳动的苦与乐，培养了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学友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不少同窗留下难以忘却的悔恨。如今历尽劫波、勘破世情，如能忘掉不快，剩下的不就是快乐吗？想起几则趣事记下，愿引你会心一笑。

偶得一大本，封面甚美，忘在宿舍桌上。某学兄有乾隆遗风，见纸质甚好便题诗一首。葛润林兄见了又打油赞美之，记得末句云：“小字呱呱叫，满纸龙凤跑。”用“跑”字为押韵。孙幼军兄见还有余地又题诗一首：“满脸胡子如草，老孙今年已老；痴长二十六岁，不知龙凤会跑！”愚弟回来见涂鸦如此，恚而换上牛皮纸。现诸兄都成了人物，想起《小布头奇遇记》里满是孙幼军式的“小坏”，忽悟那封面是文物也，后悔不当撕去。

可能是黄兄，偶一日失眠，近两点，了无睡意。忽想起葛兄患失眠症有安眠药，便开抽屉偷吃几片酣然睡去。结果还没到起床时间便跳起来跑入厕所大泄不止。原来葛兄便秘蓄泄药半瓶，偷吃的是泄药。然泄药何能安眠？一奇也。

住二十九斋时，某兄的姐姐抱他小外甥女来看他。走在燕南园东墙外时，面冲后抱着的女孩突然大哭。姐姐问她，还不大会说话呢；回头看时，并没什么，不远处一个很老实的大学生背着大书包在走着。刚又把孩子抱好，又哭叫一声，回头看，还是那个学生在走，没有什么。又把孩子抱好，孩子刚要哭急忙回头，只见那老实大学生做着个难看的鬼脸儿，被识破后不好意思绕道走了。姐姐到了宿舍请大家吃桔子。问孩子为什么哭，姐姐正说着，那位仁兄哼着小曲推门而入，小孩一见又要哭，姐姐说就是他！姐姐走后被大家“蹾”了一顿。此事是耳闻，不敢指实这调皮鬼是谁。请投案自首。

球队好友有向光灿、曹鼎、张耀樑、陈铁民、钱文辉和我。在这小字辈中，我年龄最大，光灿技术最好，耀樑最勇，铁民最踏实，文辉不能打全场，因最瘦弱，有一雅号，现已是高知，不说也罢。曹鼎最幽默，前锋打得很滑，不晓得怎么就进球了，是主要得分手，然常冒点“小坏”。一次夏天打完球路过十三斋南面小湖，他带头跳下游泳，大家觉得肯定清爽都跳下去了，立即发现湖里有小虫，身上奇痒，且看到曹小弟已嬉笑着跑回十三斋冲水去了。事后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不要下，他说你们要不下水能不嘲笑我吗？此等事他还有前科：低年级大家都是孩子，发现镜春园南墙根几棵大桑椹树果实已熟，下午课后，小字辈便上树摇，下面同学倒举着油纸伞接——想起雨巷那油纸伞，此举着实不雅！事后我们顺着南墙往外跳，他第一个跳下去一言不发，大家全跳下，才发现墙外草地上是农民晒的粪稀，只好一起去水沟里洗；那时附近还是稻田菜地、小河流水。大家气愤地问他为什么不说，他说：大家都来洗，多欢乐；我自己洗你们还要当笑料儿说，多累！

我亦有“小坏”。那时北大节日晚上有游乐宫，其中灯谜系学生自制，甚有情致，猜中有糖果，颇受欢迎。然时值“向科学进军”，多不愿参加制作了，开会分差，各年级班干面有难色。我时亦小班干，当即将本年级任务包下，回来后亦不麻烦别人，慨然自去。去后见小教室里已有几位男女学长在伏案炮制，一学生干部接待我，问写过没有？要不要看看写灯谜的各种“格”写条试试？我说好写，遂援笔立就，曰：“能削萝卜能削梨，能宰牛能宰鸡。——打一物。”那位干部看了忍俊不禁地说：“好，好吧，现在人手差不多了，您先请回，需要时再去请您。”我出门后听得他在大声朗读，屋里才子才女们大发一笑；我亦掩口葫芦匿笑而去。

半生感悟

北大中文系五年是我辈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整个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如十三陵大坝前集体主义的洗礼等，在一个模子铸就的我们身上留下积极和消极的印痕。很长一段时间我虔诚地跟着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错误的话以至违心的话，做过错事、蠢事、傻事、荒唐的事。但与我终生攸关的是笃信笃行“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拧在那里不放松”。毕业分配先是得知留校，宣布前夕突变，我这块砖就搬到中央党校、螺丝钉拧在这里一辈子。我知道这地方不错，能来是党的信任；但这里是搞政治搞理论的，那些年斗争不断，对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太难太难！且从此我与文学无缘了。开始在周扬主办的文艺专业，但那是与政治过分紧密的文艺，不久就因政治原因停办。其后我除了借调到县、地和中央部门做些机关文字工作、在报刊——《理论动态》之类政治理论刊物做了几年编辑工作外，主要从事干部写作的教学研究工作。那是与文学对应的应用写作中公文、社论、理论文章等，枯燥而艰难。那时不像现在，这里也不是有些成名作家可以业余搞文学的单位，我这个过河卒子是始终全力以赴的。当然党校对我不薄，学员和有关单位对我的讲课和教材书文还算欢迎，虽无大成就，倒也心安理得了。直到十多年前，上级批给一个写作研究生点，我去外地讲课，在家的同事好友都说不像个学问；后又得知许多人持此观点，一时精神差点崩溃。但人生路不能重新走，且又照顾我让我每学期每周开个写作讲座直到退休下岗，也算恩至义尽了。那么退下来可以“从头越”再搞文学了？可应邀讲的课、涂抹的书文还在围着这个圈子转。正如一头驴（我肯定不是千里马），原是拉车的，后来让它拉了一辈子磨，最后没有卸磨杀驴，还按“马放南山”的先例，放进自然保护区了，茂林芳草、食料丰足、驰卧自由，然而它却还是走着拉磨的圈圈，而且看来还只能这样慢慢地走下去……这当中使我重获自信的是几次发现有人抄袭我这不像学问的书文，有的搞像学问的也来抄袭没商量，虽觉可鄙可气，却说明我一生的努力还有一点用处。于是我终于无悔！

这些是我进北大中文系所不曾想到的。

孙乃沅，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