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山沟沟里去读大学

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牛皮纸信封的正面底部印有“云南林学院”红色字样，下面的小字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温泉楸木园。

八十年代初期的高中理科生，地理知识极少，也没有现在这样极为方便的信息查阅手段。我知道云南省，也知道昆明，但知其名，不知其实罢了。至于楸木园是什么，我一头雾水，心里却臆想着楸木园大概像清华园那样吧。其实，我也并不知清华园是什么样子，只是常听到学校老师谈起清华大学，提及清华园。

现在想来，信封上的学校地址，详略皆有考虑。地址上有省有市，让不知就里的人觉得是大地方所在，学校还在城市里。我哪会知道安宁是安宁县，更不会想到温泉是温泉镇，还有那楸木园，就是一个村落的名字。对于这地址，我现在都不敢也不愿朝坏坏的方向去想，不过，我诚实的脑海里却浮现过乡村懒汉骗婚的把戏来。

录取通知书到手后，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准备出行。亲戚邻舍都说云南昆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同我们四川武胜县乐善黑耳场的人不大一样。要去昆明，先要坐汽车去重庆，然后由重庆坐火车去昆明，中途还要在贵阳转车。听到这话，母亲有些担心，我独自出门，第一次走这么远，害怕不安全。

父亲读过旧学，算是有文化，还是所谓的老党员，对那年的国内形势比较了解。父亲说不用怕，“严打”刚过，老的坏人都遭抓了或杀了，新的坏人要么还在娘肚子里，要么还在穿开裆裤，构不成什么威胁。

我上大学的那年，1983年正是国家进行严厉打击一切犯罪行为的一年。极端地严打之后，社会风气确实彻底有了好转。即便在这样的局势下，母亲还是要求父亲专程送我到重庆，并建议我们顺便去重庆的姑妈家上上门。

我自出生到考上大学，十八年来从未见过姑妈，唯一在世的姑妈。只晓得，母亲去过姑妈家一次，父亲隔两年岔三年地去过。母亲说要我到姑妈家去上门，就是我要第一次去拜望姑妈。

九月初的一天，父亲带着我从黑耳场出发，汽车开动时天还没亮，经过两次转车，十来个小时的紧赶慢赶，在黄昏时分终于找到了姑妈家，重庆市市中区（现在的渝中区）和平路二巷六十九号附六号。其实，附六号是一个大院，两三层高的旧房子，里面有好多户人家。院子里的城市人看到父亲和我肩上扛的行李，笑着说：“这是哪家的亲戚哟，要跑广东了嗝。”

父亲并未理会城市人的话，直接带着我朝院子的一角走去。院角处有一扇门，不小但也不大，门边小凳子上坐着一位看上去有点熟悉样的短发妇女，五十来岁的样子，正在拣菜理菜。父亲低声说，她就是姑妈。这时姑妈也刚好抬头看见了父亲，放下手中的菜，马上站起身来向着父亲，看着我，招呼道：“你来了嗦，赶快过来进屋来。”话未说完，姑妈转头向屋内大声说：“稀客来了，你们还不出来接一下。”

原来，姑父、表姐和表哥都刚刚下班才回到家里。还没等父亲开口，屋子里跑出三个人来，姑父在后面，爽朗的说话声却赶到了前面：“辛苦了！辛苦了！看样子你们是要跑广东哟。”父亲急忙回答说：“不是，不是！老二考上了大学，我送他，就来重庆了。”

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无疑是好消息。我只听得什么“好啊”“喜事喜事啊”“长得好高啊”这样的话语，没弄清到底谁在说。一阵寒暄、介绍之后，坐下来，满屋子都挂满了笑容。姑妈和表姐忙着张罗饭菜。

晚饭后，表姐和表哥特意给我说，读大学了就要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唦。表姐要领我到两路口的一家大理发店去，还说应该理一个城市人的发型。刚要出门，表哥却指着我的行李不无调侃地说，出门带这样的行头，好像跑广东的哟。

我带的行李是两大个包裹，塑料布里裹着被子和衣物，叠成扁平的方形体，外面用麻绳捆着，背着走，挑着走都很方便。老家外出打工的人，确实喜欢像这样整理包裹，就像六七十年代电影里野战军战士的行军背包，四四方方。农村有老年人说，这样的行李大吉大利，“背起四方包，取回四方财”，这话契合的正是外出打工者的心愿。

第二天，表姐正好休假，本打算要去见她那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表姐夫。他是重庆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刚刚分配到重庆市第三医院不久，但表姐和他处对象处得比较久了，快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表姐改变原来的安排，坚持要陪我去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买票。

我家里没有姐姐，表姐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姐姐关心小弟的温暖。一路上，表姐说，我理了发，还是像个城市人。还说什么大学生很吃香，好找对象，叫我以后一定要找个漂亮的才配得上。我听了这话有些不好意思，脸有些发热，心里突然想起了老家的人和事来。

买的是当天晚上6点30分出发的317次普快列车车票。表姐估算着说，这趟车要在次日早晨7点左右到达贵阳，然后我得在贵阳转乘到昆明的火车。我和表姐买票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午饭时间了。表哥正在重新收拾我的行李。他弄来一个特大的人造革黑色旅行包，把我的衣物塞了进去。然后，又送给我一个黑色挎包，上面写有上海二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牌和上海牌这种挎包是城里人的奢侈品，就像现在的LV包一样。表哥笑着说，这下不像跑广东的了。

听了表哥的调笑，我心里有些感慨。那时的城乡差别仍然很明显，农村人在城里人眼里好像要低人一等。那时我考上大学，左邻右舍看到的不是大学本身，而是我要跳出农门了，要脱农皮了。我的表姐表哥，并无恶意，急切地要帮我甩掉农民的标记。我的心里却莫名其妙地产生出丝丝不快，心里语言在萌动：城巴佬遇到乡巴佬，小麻子遇到大麻子了。

血浓于水，这话有道理。同代人中，我这个乡巴佬和两个城巴佬走到一起了。姑父开着吉普车，父亲坐在副驾位置，带上表姐和表哥，送我去赶火车。可是汽车开到菜园坝广场旁边时，就被拦了下来，执勤的公安民警说车子不能开进广场内去。姑父下车去给民警递烟，赔着笑脸试图求情放行，可民警就是拒绝。无奈，回到车上，姑父说这个车是官家专用车，平时当官的坐到车上都能顺利开进广场去。表哥接着姑父的话，又开始调笑起来：“看来大学生还是大不过当官的。”

吉普车只好停在广场外，姑父留在车上。父亲、表姐、表哥和我，一行四人直奔候车厅而去。候车厅里闹嚷嚷的，乌麻麻的，到处都是四方包，表姐说，这些人要出去发财了。表哥却打趣地说：表弟要去当官了。听到这话，父亲赶忙说，吉言吉言。

检票时间很快就到了，父亲、表姐和表哥送我进了站台。我上了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着车窗，看到站台上的父亲，眼睛开始湿润起来，心里既无清晰的想法，又无宁静的画面。一阵模糊，一阵涌动。只有一个念头浮现：我的大学在远方，那里有着大学的堂皇。

火车告别了傍晚的重庆，在夜的漆黑中奔驰，耳朵里全是哐当哐当声。我坐在车里，在哐当声中无法入睡，心里想着贵阳。一直听说贵阳治安秩序很乱，我心里有些担心起来。担心我挎着上海包，背着还算得上高级的人造革行李包，会遭人惦记。甚至有点埋怨表哥多事，他不该把我的行李弄成这样。忽然又想起“严打”的事来，感到“严打”就是好，希望贵阳的“严打”做得最彻底。

次日7点半火车就到了贵阳站。我下车出站，广场上到处都是热水桶和挂着毛巾的洗脸摊。一个个摊主招呼着出站旅客，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在喊：“同志，洗了脸再走。”这话听起来很温暖，感觉到贵阳人不像传说中那么野蛮。贵阳人想得真周到，给旅客提供洗脸服务，当然要收点钱。坐了烧煤火车，翻山越岭，穿隧道过大桥之后，满脸是煤灰，鼻孔如烟囱口，黑乎乎的。下车后，第一件事当然是洗脸了。

我这个假城市人，这个时候却也顾不及城市人的脸面了。一不洗脸，二不搭讪，我径直朝售票厅的中转窗口走去，排队签转到昆明的火车。大概到了九点的时候，才签到了从北京到昆明，经停贵阳的79次特快列车。不幸的是，没有坐签，是站票，意味着我得从贵阳一直站到昆明去。

下午三点的样子我登上了来自帝都的79次列车，座位上都是人，过道里也有人坐着，我只好退回到车厢开门处，把人造革包放下当座位，心里又想起四方包的好处来。

下午7点多，火车到了贵州西部山区，在六枝站又停了下来，站台上卖小吃的，卖水果的，甚是丰富。其中有个小姑娘甚是抢眼，她怀里抱着一只母鸡，望着下车出来休息的人叫卖：“三块一只鸡，三块一只鸡。”有调皮的旅客，并无买鸡的打算，却调笑小姑娘说：“三块啊，这么贵。我给五块，买一只，好不好？”小姑娘毕竟太小，也只认一个直理：“五块不卖，只要三块。”

回到车上，火车继续向西前进。我脑海里却一直在想“五块不卖，只要三块”这句话。不知小姑娘懂不懂算术，不知山里人是否就是这么朴实，更不知那调笑小姑娘的人是不是已经在无意间给小姑娘输入了不该有的观念。我不觉得那调笑者就很聪明，也不觉得那小姑娘就那么呆笨。这大概是文化有别，习惯不同罢了。

在火车上又过了一夜，天蒙蒙亮时就到了终点昆明。看到昆明站南窑广场上云南林学院接待站的字样，我松了口气，有点他乡见亲人的感觉。

负责接待的老师，把一大群新生领到一辆军用卡车上，满满地装了一车后，卡车就启动朝学校开去。

卡车穿过了昆明市，过了小西门，兴奋的同学嚷着说，快到了，估计学校在城边。可是卡车还是没停，过了马街，过了碧鸡关，房屋渐渐稀少了。有同学开始嘀咕了，楸木园到底在哪呢。

卡车在公路上行驶了很久，路牌上显示安宁在前方，有同学又开始兴奋起来，前面的房子好多，烟囱也好多。可是，当快要到安宁那房子好多地方时，卡车却向右边的小路转了，沿着小路走，房屋又稀少了，山也开始多起来了。走了好久的样子，仍不见堂皇的校舍。车上有女同学开始哭起来了。有位女同学带着哭腔，说出一句话来：我才跳出农门，好像又要回到农村一样。

经过好一阵颠簸，卡车沿着一条小河穿进了山里，树木特多，片片森林在眼前。一车人这才醒悟，我们读的是林学院，在山沟沟里的林学院。

1983年的云南林学院就在笔架山下，螳螂川边，成昆铁路从旁边穿过。

我来到了山沟沟里的大学，辅导员说，我们从此就是国家22级干部了。对这个干部级别，我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心里清晰的是在山沟沟里，不必计较谁是城巴佬，谁是乡巴佬。一阵窃喜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