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的曲笔

我们都知道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公元200年（东汉建安五年），“曹公（曹操）东征，先主（刘备）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袁）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使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三国志·蜀书》）

而一出老戏《古城会》，已经很久不曾搬上京剧舞台，这出“关公戏”便不大为人所知。戏中主要矛盾就是因关羽降过曹操，而被张飞误解，非要宰了他不可。关羽一生，了不起，后世封为关帝，但土山降操一事，总是对中国人的“节操”观，是一种挑战。一般说，外国人在弹尽粮绝之后，通常就投降，不以为奇，也不以为耻。中国人最重节操，对祖国的节，对民族的节，对母亲大地的节，乃是人生在世，顶天立地的第一要务。唯有宁死不屈之义，哪有忍辱偷生之计？如今年过花甲之人，大概还记得一首《苏武牧羊》的老歌。起首那句“苏武流胡节不辱”，言简意赅，音律铿锵，犹能唱得上来。记得住的原因，不是这首歌，而是这首歌所唱的主人公。

公元前100年（西汉天汉元年），苏武被汉武帝派往匈奴，为特命全权大使。单于诱降，苏武不从。死可以，降免谈。“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单于遂将他递解到漠北不毛之地，大概是贝加尔湖一带。不关，不杀，也不放，看你降是不降？哪想到苏武是条汉子，与他的朋友李陵战败以后，投降匈奴，大大不同。“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毛尽落。”（《汉书》）

单于以为如此这样地挫折，他该绝了回汉的念头，谁知苏武在那里坚持了十九年，“饥吞雪，饿吞毡”，始终不肯臣服单于，终于获得释放。回到咸阳时，出使时汉武帝赐给他的节杖，杖端的毳毛都掉光了。然而，这个节仍是祖国，仍是民族，仍是母亲大地的象征。所以，后人在唱这首歌时，对于歌词中的这个“节”，就不光是他手中所持的，证明其使节身份的“节杖”了，而是延伸开来，成为气节的“节”，志节的“节”，贞节的“节”，守节的“节”，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象征。

虽然，护着刘备妻小，平安返回；虽然，过五关，斩六将，重归旧主。但他在土山放下武器，却是回避不了的。晋人陈寿作《三国志》，笔墨间把这个“降”字巧妙地免了。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怎样绕开这个对关羽来说是很不体面的字眼，着实费难。要是不写其投降归顺吧？有背历史真实；要写其输诚纳款吧？难逃抹黑之嫌。我可以想见元代这位同行，下笔时那不禁踌躇，煞费周章的尴尬状。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于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忽略不计，他老人家“投诚”、“降顺”、“竖白旗”、“举起双手”的事实，也难交待得过去。尤其在两宋礼教的桎梏，思想禁锢，一个女流之辈，尚且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呢，何况“汉贼不两立”，关羽怎么能降操呢？

你不能不服气罗贯中的高明，亏他挖空心思琢磨出来一个“降汉不降操”的这样似乎义正词严，似乎冠冕堂皇的借口，得以搪塞过去。其实这完全是扯狗屁了，曹操听张辽汇报以后，哈哈大笑，连称可以可以。谁不明白，“汉即操，操即汉”也，不过是关云长在自欺欺人罢了，这种曲笔法，遂成为曲线救国论的遮羞布。

无论如何，对强调节操的中国公众来说，关羽投降曹操的政治污点，怎么解释也是难以自圆其说。可想而知，就更难说服当时在芒砀山落草的张飞，他的拜把子兄弟。即使打出“降汉不降操”的“曲线救国”理论，即使封金挂印，破关斩将，张飞也是非要将他杀了不可，方能消了这心头之气。关羽无法辩白，苦恼万分，怎么办？他确是未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是竖起白旗，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阳追杀过来，用脑袋为关云长洗清自己，创造一个难得机会。于是，我们在京剧《古城会》上，红脸关公与花脸张飞，唱得一个好不热闹。一唱两兄弟尽释前嫌，重归于好，二唱关老爷节操形象，得以彰显。

尽管如此，有一位乡野夫子，在关帝庙题了一副不同寻常的楹联：“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中国有很多关帝庙，凡匾额，凡对联，无不颂其武艺功勋，褒其忠贞刚烈，敬其义薄云天，赞其光明磊落。这位作者，竟然不跟在别人屁股后边同声附和，能够两分法地做出持平之论，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