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司马称好

李国文千字文 作者:李国文 著


司马称好

汉语的伟大,在于它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一批一批的新鲜词汇,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你不习惯,也得习惯;一批一批的古老词汇,退出历史舞台,脱离使用领域,你不认可,也得认可,你不舍得,也得舍得。语言更迭程度之快,词汇变化频率之高,这说明汉语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与“好好先生”同义的“司马称好”,不能算是一条成语,只能作为一个典故,从魏晋时起,到明清年间,流行过两千多年。现在,基本上已成为古董,不但无人使用,恐怕连知之者也很少了。

这种语言上的吐故纳新现象,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在《汉语大词典》的第三卷中,第65页,仍可找到这个木乃伊式的词条,现抄在下面,聊供参考:

[司马称好](称chēng,好hǎo)五代李瀚《蒙求》诗“司马称好”徐子光集注:“(后汉司马徽)口不谈人之过。与人语,莫问好恶,皆言好。有乡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闻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后因以喻指老好人是非不分,事理不明。”

称好,有四个层次:

第一,常见者——出于社交场合的人情之常,斯为礼貌。

第二,不罕见者——越过应酬的礼貌程度,不顾事实,一味称好,令人生出伪善之感。

第三,并不偶见者——其实不好,硬要称好,显然别有隐衷,否则不会如此用心良苦,瞪着眼说瞎话。

第四,虽鲜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者——大家都觉得不应称好,他偏拗着称好;他本人也觉得不应称好,可还是嘴硬称好,那大概属于居心叵测,意有所图的交易行为。

《世说新语》载,“颍川司马徽有知人之鉴。”所以,他活在今天,他最适合的职业,恐怕应该去当一个评论家,比较对路。估计我们会不断地在作品座谈会上,聆听他赞誉不绝的发言,在宴会饭局上,领教他食指大开的胃口。因为当下的文学界,在主流评论家中间,这个“司马称好”的典故,仍是一个关键词,所以这位好好先生,真干这一行,红包应该不会少拿。可在后汉天下大乱时期,夫夫恐怕不算太得意,但也不能算不得意的泛泛之流了。《世说新语》载:“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估计那时即使写评论文章,也拿不到稿费),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对他的处境,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三国演义》这部书的第三十五回中,我们也见识过他,人称水镜先生。

任何时代,既当名士,又当隐士,很难两全。做名士,很难,得有相当的精神优势,否则,一唬不了大众,二骗不了当局;而做隐士,更难,得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否则,一填不饱肚子,二养不活家小。刘备跃马檀溪,逃出蔡瑁暗算,策马南漳,曾在他的庄上歇脚。看来,此公名士兼隐士,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估计他的好好先生政策,比较成功,比较有效。

在这个世界上,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者,有;哪壶不开,偏提那壶者,有;死爹哭妈,长一张乌鸦嘴者,有。但也在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灵活的人,不守着一棵树吊死的人,掌握达尔文适者生存论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这位水镜先生就是一个典范。据《世说新语》,其中引《司马徽别传》所载:“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便知道“司马称好”,所以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人生哲学,就不值得恭维了。

不过,我们替这位司马先生把一把脉,便知道他之这样做,是当时政治大背景使之然耳。

刘表此人,一无曹操的雄才大略,二无刘备的壮志鸿图,三无孙权的称霸野心。属于那种本事不大,毛病不小,但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僚,属于那种水平很低,能力很差,但相当自以为是的高干。司马徽在这样草包军阀的地盘上求生存,不好好先生,恐怕没他的好日子过。虽然如此,这位司马徽,未将诸葛亮介绍给刘表,而是郑重推荐给刘备:“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还是这个司马徽,不是劝说徐庶继续投奔刘表,而是让他择人而事辅助刘备。“公怀王佐之才,奈何轻身往见刘景升乎?且英雄豪杰,只在眼前,公自不识耳。”

看来,好好先生,是他的一面,原则精神,是他的另一面。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一1877),是当时俄罗斯文坛的一个活跃人物。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起编过《现代人》杂志,还与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合办过《祖国纪事》杂志。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构成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的进步力量。按我们当下的说法,这个“圈子”,这批“哥儿们”,这些在精神上、理想上、追求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应该相当抱团,应该互相提携才对。然而,当涅克拉索夫的写作不成功时,大家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弄得他很败兴,差一点就想放弃写诗了。而当他写出成功作品时,朋友们也不吝称好,别林斯基甚至预言他是“将在文学上发生影响”的人。

健康正确的文学批评,实事求是的文学风气,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当时的文学运动。好,应该得到肯定,不好,应该给予指正,这才是有希望的文学。

聪明的人,灵活的人,不守着一棵树吊死的人,掌握达尔文适者生存论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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