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种关切或者信任或者爱

本身就很重要”

有人劝索尔·贝娄写自传的时候，他总说没什么好写的，就一点：自行了割礼[1]以来，他就一直忙得要命。忙着写小说，偶尔写写杂文；忙着谈恋爱，结婚，当父亲，离婚，交友，结怨，悲伤；忙于历史大事，忙于文学小事；忙于大量读书，忙于恪尽教职，教书一直教到耄耋之年。尤其是忙着写信。大作家并不全都擅长写信；说实在的，一流人物中写信敷衍了事者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写信似乎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天分，像艺术天分一样神秘莫测。细数上个世纪那些英语书信写作高手——弗吉尼娅·伍尔夫[2]，戴·赫·劳伦斯[3]，哈特·克兰[4]，凯瑟琳·安妮·波特[5]，伊夫林·沃[6]，塞缪尔·贝克特[7]，约翰·契弗[8]，威廉·马克斯韦尔[9]，伊丽莎白·毕晓普[10]，罗伯特·洛威尔[11]，弗兰纳里·奥康纳[12]，詹姆斯·梅利尔[13]——可以看到这些人的个性五花八门，并没有共同的特征。有人写日记，有人不写。有人著述颇丰，有人相比之下作品就很少。最多只能说，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书信中过着一种现实之外的丰富生活，其精彩程度足以让这些书信本身就成为文学的一个部分。

贝娄写信的对象包括了四代人——他的上一代，他自己这一代，还有下面两代，海量信息从他的信中喷涌而出，汇成一幅精细的自画像，同时也是一幅时代肖像。和他通信的有各色人等，其中包括他先后几任妻子[14]，他的儿子们，还有他自幼交下的朋友，他的作家同行，情人和前情人，学生和前学生，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读者，请求他看看自己作品的追随者（他似乎总是来者不拒），还有宗教怪人，追着他要签名的人（数以百计），着了魔似的阿谀逢迎者，笔迹狂人，以及重度精神病患者。

贝娄在书信中可以同时激情迸发而又滑稽有趣，这对熟稔其小说的读者来说不足为奇。以下是从艾尔弗雷德·卡津[15]档案中摘选的几个例子。先看这一段，1950年1月[16]寄自巴黎：“而且我深信不疑：他[司汤达[17]]对《现代》杂志[18]的处理方式一定和我一样，也就是说，先浏览一下那上面最新的蠢话[19]，以毫不留情的轻蔑观察一番苦闷的新鲜皱纹，然后把西蒙娜[20]的那些情色文章拿去让猫吃了退烧，再把剩下的部分给格[雷格][21]，让他剪小人玩；他还不认字呢，一派天真，成天高高兴兴的。”再看1964年夏天[22]，寄自玛莎葡萄园岛[23]：“我们有了点驻岛学会的影子。在这个小小的菲茨杰拉德村[24]里，斯泰伦[25]是我们的领袖。然后是莉莲·赫尔曼[26]，我居然让她面露羞涩了。还有菲尔·拉夫[27]，卡尔·马克思[28]的传统在他这里保持了生机。我很喜欢菲利普，他是自家人[29]，他以一种不公开的大众普及型讲座方式[30]给我们开了一门高端政治[31]课，我听得兴趣盎然。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互谅解然后就不再彼此伤害了呢？”还有这一段，寄自佛蒙特州西布莱特伯勒（West Brattleboro, Vermont），1983年夏天[32]：“我不那么热衷于写信了，这绝对是真的；沉默并没有让我感觉愉快；相反，我也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很少回信。或许是因为我一直拿着捕蝶网在外面转，想捕捉自己成熟完美的形态，那东西好像总是马上就要落在一朵花上了（而且就此落定），可终究没有落下来，因为还没找到那朵花呢。这样解释也许就比较充分了。”

上面摘选的这几段里口气都十分友好，而贝娄和卡津的关系却远非风平浪静。把这批信件通读下来就会发现，贝娄暴怒的时候和他深情款款的时候一样多。不过他们之间再次互生敌意之后的1982年夏天[33]，他却发出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艾尔弗雷德：

祝你生日快乐，愿你拥有赞美、爱、长寿——反正要什么有什么。别在意鸡毛蒜皮，鸡毛蒜皮到头来什么也不是。

比你小五天的人敬上

他和同代人中其他人的关系都没有这么反复无常。约翰·契弗他是很喜欢的，俩人之间不同的风格和传统让他兴奋。书信中双方都彬彬有礼，属于大师对大师的那种口气，但又非常亲近。下面是契弗请贝娄阅读《猎鹰者监狱》[34]校样时他给契弗的回复：“我能读一下你的书吗？我愿意免费旅行去往上都[35]，一路由特洛伊的海伦[36]服侍吗？[……]这个周末我得去纽约，还要到普林斯顿去看我儿子亚当在《暴风雨》[37]中扮演安东尼奥这个重要角色，[……]我也想见到你，但不知何时才能从荣耀与震惊交织的这一团乱麻中脱身。”[38]（他刚刚获得诺贝尔奖[39]。）两年后，契弗请他为美国艺术文学学会[40]提名褒奖作家，他又巧言作态道：“我们年轻的时候混在纽约，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奖，现在看着五花八门的这些奖项，贪婪和嫉妒让我没法活了。”契弗特别请求他提名应予褒奖的批评家，贝娄的回复是：“批评家我可提不出来，除非是提名把谁钉死在十字架上。”[41]最后，1981年12月[42]，他得知契弗病重，写下了这些：“在电话里和你交谈以后，我不断地想到你。有很多话可说，但我不想说了，那些话你不听也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你我之间心气相通。我想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从事的职业具有自我教化的性质。我试试看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的灵魂诉诸同样的教育，我们都有勇气在美国大众化训练的敌视下把这种基于内心的教育坚持下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相互吸引。不错，还有别的更深层次的共鸣，可我太笨，还不太明白。此刻我只能说说我想到的原因。[……]我读你集子里那些短篇小说的时候就很感动，因为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个蜕变的过程。这种灵魂蜕变的行动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其他的都无所谓。为此我喜欢上了你。我喜欢你的很多方面，但这一点我尤为看重。”

他给拉尔夫·埃里森[43]写的信就轻松活泼，无拘无束，因为他们曾经同宿舍，早年都为争取得到承认努力奋斗过。1961年春季学期他在波多黎各大学[44]教书的时候写道：“我还是继续做我的事，和流浪狗还有蜥蜴一起漂泊，脑子里想着香蕉叶能以多少种方式裂开。这里的狗都具有亚洲特点，血统不纯，成群结伙地四处游荡。所有时髦的地方，现代化的大学楼里，自助餐厅里，到处都能看见——凉爽的教室里总有几条猎犬在睡觉，晚上就号叫，打架。不过是狗和狗互相打，不是和老鼠打。老鼠是另一个庞大的种群，红褐色的，无所畏惧。闹市区的空地上有，海滨那个专用的网球俱乐部里也有。发现赌桌上有几只老鼠在看比赛，我不会感觉吃惊。还有猫鼬家族。猫鼬消灭了蛇，可现在谁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猫鼬抓鸡这个问题了。这地方动物的事就说这么多吧。这个岛很美。城里却是臭气熏天。这里的人活得漫无目标，快乐而好奇，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司机们开着车看书，一边开车一边唱歌、吃饭，还一边开车一边干那事。”[45]

给约翰·贝里曼[46]的信就是另一副调门了。生命的脆弱和艺术的艰辛成为关注的中心。1963年10月[47]，一场难以预料的国家悲剧[48]即将到来，此时贝娄的情绪已经很低落了：“我不能说我们一切都好。我的终生好友奥斯卡·塔科夫[49]星期三突发心脏病去世。我感觉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承受这些死亡，一个接一个的，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这种状况让人耗尽心力。到头来侥幸还活着都感觉是件可耻的事了。只要死亡是我们最终都要面对的现实，偷生就确实没什么光彩可言。不过是在等着让独眼巨人[50]找到我们罢了。”贝娄和贝里曼的友谊植根于文学同道之感；其间愉悦源自相互敬重。贝娄在1966年春天写道：“你用这些诗延长了我的生命租期。灵感激发的眩晕是最稳定的状态。这是诗人对光速和固体微粒无规则运动[51]的回答。我们没有圣城，也许吧，但我们实实在在地拥有‘梦幻之歌’[52]。”[53]

在写给下一代人的信中，比如在给菲利普·罗斯[54]、辛西娅·奥奇克[55]、斯坦利·埃尔金[56]的信里，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大师地位的人，虽然他扮演这个角色很少有得心应手的时候。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对这三人的回复方式截然不同。1969年12月[57]，贝娄给罗斯回信，感谢他在来信中谈到了《赛姆勒先生的行星》[58]：“你简短的来信对我大有益处，虽然我还不知道回信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些所谓罗织罪名的人当然会磨刀霍霍。他们根本就不具备你我对文学那种天真的或许也是幼稚的爱。[……]这个行当里我觉得有些用处的人不多。但是我一头撞进芝加哥（那是十二年前？）看了你的短篇小说以后，就知道你有真功夫。我小的时候还有铁匠呢，铁锤敲击铁砧那种真家伙对真家伙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而1974年秋[59]，贝娄对罗斯《想象犹太人》（Imagining Jews）一文的回应是：“看到你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of Books]）上的那篇文章我非常高兴。我不太认同你的看法——期望不能太高——但是我会慢慢考虑你说的话。这就是我的水蟒之法。消化的时间很长，进入一种昏睡状态。当然我并不是弗洛伊德[60]的崇拜者。有段时间我头脑发热，崇拜过赖希[61]的心理分析方法。现在我是什么把柄也没有。人们对我是既提不起也放不下。”最后是十二年过去了，贝娄写下了这些话：“我想再次感谢你在伦敦对我的照顾。你也看出来了，我那个时候情绪非常低落。皇家体育俱乐部正合我意。肖斯塔科维奇[62]的四重奏对我大有好处。极度的痛苦差不多都能由艺术来覆盖。尽管不完全如此。盖不住的地方总是有的。”[63]

贝娄给奥奇克的信里主题是历史，比如1987年夏天[64]他写道：“四十年代我忙忙碌碌，一心要当小说家，无暇关注时局。我竭力参与‘文学’，满脑子都是艺术，都是语言，都是在美国这个舞台上的奋斗，都是要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承认，要不就是和我在《党派评论》[65]的那些伙伴一样，关注的都是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批评，都是艾略特[66]、叶芝[67]、普鲁斯特[68]等等——什么都参与，唯独没有关注波兰那些可怕的事件。逐渐意识到这种难以启齿的逃避之后，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在我的内心世界中开始接纳这件事。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否认的。而且我真的能说出——其他人也是一样——该做些什么或者这个‘事情’必须如何应对吗？四十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有的时候我想象着自己可以看出一些东西。然而这种思考可能得出的结论也许没什么意义。[……][69]我甚至都无从说起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在这种事情里可能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这件罪行涉及面太广，把所有人都逼到了面临最后审判[70]的地步。”

给斯坦利·埃尔金的信口气比较亲近，回忆的色彩更浓，也透露出更多的内心活动。1992年春[71]他写道：“我年轻的时候十分热衷于和艾萨克·罗森菲尔德[72]这些朋友通信。他1956年去世了，还有几个人也是五十年代去世的，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私人信件不像过去那样写得很长了，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我现在才开始明白个中原委。并不是因为我耗尽了朋友情谊。而是习惯改变了。不再倾泻浪漫情怀。我们青少年时期非常俄国化，或许也是在练习当作家吧。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正是艾萨克。他搬到纽约去以后，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从芝加哥给他写信。然后过了些年，有一天他对我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们从西区搬走的时候’（当然是搬到‘村里’[73]去）‘我把你的信都扔了。’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让我震惊，言外之意是我会觉得这是文学史上的重大损失。我没有那种感觉。其实是我摆脱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窘境。

“但是治好了这个毛病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是说热衷于写信这个毛病。我意识到至关重要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认识的人里多半都有过这种经历，只是方式不同——那是一个逐渐消减的过程，向内心隐秘意识回归，一种吝啬的状态。”

尽管贝娄再次声明他丧失了写信的技能，他中老年时期写出的大量信件却证明事情并非如此。他年轻时写给罗森菲尔德的那些信件丢失固然是一种不幸，但他早期和晚期写就的数百封书信都可以弥补这个缺憾。贝娄曾经写道：“发现一个人生命中的心路历程，解读他留下的痕迹，是一件特别令人感动的事。”本书收入的七百零八封信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为我们提供了能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他的视角。

“他发过誓，要献身于伟大的命运，”他的旧友亦是对手卡津写道，“他要比我们其他人承担更多的工作。”在美国文学史上，贝娄是职业生涯延续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而且好像也确实是在各方面都超乎常人——他志向高远，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他的作品精彩纷呈，成就源源不断。他如鱼得水。这里收集的书信全方位展示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些信所勾勒出的自传式叙述讲的主要还是一个艺术家的故事。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全力写出小说的下一页，无论写得好还是不好。翻阅贝娄留下的资料，可以看到他做出了多少努力，取得了多少成就。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Regenste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直线排列长度达一百四十英尺的资料里包含了手稿、笔记本、通讯录、预约簿、收到的邮件、寄出邮件的复写副本和（后来的）影印副本、照片、报纸和杂志剪报、个人物品等等。其中有：他年迈的移民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口气很霸道，日期是1953年9月23日，贝娄早期的杰作《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就是那个月出版的：“写信。给我。你们还都归我管。爸。”1961年9月8日约翰·肯尼迪[74]给他的一封信：“我希望政府和艺术之间的这种合作能够持续下去并取得成功。肯尼迪夫人和我对任何建议都特别感兴趣……”等等。一份法律文书，证明一个名叫索尔·贝娄的人于1943年8月3日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Chicago, Illinois）按规定宣誓后作证说他归化为美国公民一事有效，因有5689081号入籍证书为证。（他和家人是1924年7月4日从魁北克抵达美国的。换言之，这位同代人中最杰出的美国小说家，以无与伦比的才能描绘了美国街头底层社会的狡黠和上流社会高雅人士的愚蠢，力图用细致入微的方式写出美国城市的喧嚣，而他自己直到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正式成为美国人。）

在1980年代早期的资料里，还有一张老式的名片，上面用潦草的细长字体写着：“明天即周五下午5点到你住的酒店，希望能见到你。祝好。萨姆·贝克特[75]。”第二天下午他们的确见了面，地点是圣日耳曼德佩区蒙塔朗贝尔街7号皇家桥酒店的酒吧里[76]。现代主义活生生的代表渴望见到和现代主义干仗的伟大人物。结果是几乎什么都没说。他们的会面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著名的会面并无不同。迟疑不决的寒暄过后，普鲁斯特问乔伊斯对松露的看法，乔伊斯十分窘迫，只好说他喜欢松露，等等。后来报道的这次会面有多个版本，大部分看起来都经过了美化。不管会面中说了什么，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强大的对手都不愿意再次见面。

贝娄和贝克特也是同样。如果贝克特读过贝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他或许会在书中看到这样两句简短的对话：

“如果你能看见，你觉得你会看见什么？”

“我说不准。也许会看见，我们是心灵脆弱的天使之子。”[77]

——然后想，他自己有没有可能写出这两句话来，因为《等待戈多》[78]中的弗拉基米尔对埃斯特拉岗，《终局》[79]中的纳格对内尔，都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贝克特这个善良大度的人，对贝娄身上所有那些和他自己对立的特点很可能做出的回应就是：一种泰然自若的人本主义信念，此外还有对死后那个世界的笃信。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根稻草，末路，终局[80]——所有这些思考方式，所有这些对无价值的隐喻，在贝娄那种本质上就活跃开朗的想象看来都令人厌恶。

有张照片是他行受戒礼[81]那年拍的，一个帅气清爽的小男孩，穿着灯笼裤和吊带袜，戴着眼镜，温和地对着镜头微笑。阳光明媚，正值草木葱郁的季节。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不太容易看到的是，他胳膊里还夹着一本书。没有时间去浪费，有那么多书要读呢：托克维尔[82]、司汤达、巴尔扎克[83]、陀思妥耶夫斯基[84]、马克思、福楼拜[85]、迪尔凯姆[86]、托尔斯泰[87]、韦伯[88]、康拉德[89]、弗雷泽[90]、德莱塞[91]、马林诺夫斯基[92]、博厄斯[93]、温德姆·刘易斯[94]、戴·赫·劳伦斯。这种“超级生活”，如他在《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中所称，即永不知足的读书渴望，从童年起就成为对“看重生计、讲究实用、满眼大钞小钱、付现拿货走人的芝加哥”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除了界区街[95]上那个由摊贩、裁缝、菜贩、鱼贩、肉贩、无所不能的风云人物[96]、兜售东西的人还有乞丐[97]构成的街头世界之外，能让人对新鲜事物产生莫大兴趣的就是读书这件事了，就像无比好客的书们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一样。“我内心充实。我认真地读我最喜欢的作家写的书。我在摇摇晃晃的轻轨车厢里读莎士比亚，读俄国人的书，读康拉德、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98]，没什么系统，就是渴望着唤起激情。”[99]

贝娄的书卷气使得很多批评家把他归为有思想的小说家。不错，他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但都是一接触现实生活就发现所学不堪一击的那种知识分子。他展示出思想付诸经验的检验时是多么无用而可笑。刮开一层表皮，你就会发现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一边奋斗，一边困惑。比如在《赫索格》（Herzog）里，贝娄描写了一个学者摩西·赫索格，因为没有能力像乔治·艾略特[100]《米德尔马契》[101]里的卡索朋先生写出《所有神话之秘诀》一样完成他的巨著《浪漫主义的根源》，引发了一连串滑稽可笑的事情，自己却黯然神伤。然后他最好的朋友又给他戴上了绿帽子，让他再次丢脸，不料这却消除了他的障碍。他发现自己能写了——不过不是写浪漫主义。他运笔如飞写的是信。不是本书收录的这种贴邮票寄出的信。不是这种，而是不会寄出的信，这些信挽救了赫索格，这通狂写把这位失败的浪漫主义学者——通过贝娄式的精彩逆转——变成了写作的目标本身，即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让别人去玩虚无主义吧，随他们的便；对赫索格来说，生活还是济慈[102]眼中的生活——培养灵性的溪谷。他曾想以间接方式来解决的那个问题，现在用不着细想就明白了，那原本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他的屈辱成了启迪崇高的基础。他写信的对象在他心目中始终都是十分圣洁的一群。比如赫索格给他童年的朋友夏皮罗写道：“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天才的想象是多么迅速地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罐装产品。斯宾格勒[103]的‘普鲁士社会主义’成了罐头泡菜，荒原[104]观念成了老生常谈，异化成了廉价的精神兴奋剂，小人物装模作样地诉说着痛骂着不真实和孤独感。我不能接受这种愚蠢的乏味。我们谈的是人类整个的生命啊。这个主题太伟大、太深刻，容不得这种软弱，这种胆怯——太深刻了、太伟大了，夏皮罗。”社会科学家摩根弗吕从他读研究生的时候起就给他留下了亲切的记忆，在给摩根弗吕的信里赫索格写道：“亲爱的摩根弗吕博士，东非奥杜威峡谷[105]的最新证据说明，人类的祖先可能不是性情平和的树栖型类人猿，而是一种在地面居住的食肉型类人猿，会群体捕猎动物，用棍棒或者动物的股骨把猎物的头骨打碎。这听起来很糟糕，摩根弗吕，因为乐观的人认为人性中含有慈悲心，是有希望的。”赫索格还给上帝写信，在他感觉生活无法突破藩篱的时候，他就和创作出他的那个人一样，不由自主地相信上帝：“我的大脑费了多大的劲才保持了连贯的理性啊。我一向不擅于此。但是我很想遵循你不可知的意愿，不用什么标志物就接受这个意愿，接受你。也就是接受最为重要的一切，特别是如果我被迫放弃这一切的话。”最后也最动人的是，他在给他过世已久的母亲写的信里说道：“你赋予我的生命一直都很奇特，或许我不得不继承的死亡其实更为稀奇古怪。我有时希望死亡加快脚步，巴不得它早点到来。但我一如既往还停留在永恒的这一边。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还有些事情要做。而且我希望是静悄悄地做。我最早设定的目标有些好像已经溜掉了。”

人们喜欢摩西·赫索格，因为他盲目，因为他倒霉，因为他瞎忙一气。最后人们喜欢上的是这个心灵脆弱的天使之子，因为他成熟了。写完这些信，他就不再说话。在这本书的高潮部分，一只画眉吟唱着夜曲，赫索格的内心里，自我和灵魂相谈甚欢：“不过你想要的是什么呢，赫索格？”“可我要的就是这个啊——并不是个孤立的东西。我很满意自己的存在，就这样随遇而安，可以在这儿住多久就住多久。”他把帽子里装满了鲜花：蔷薇花，萱草花，牡丹花。“现在，他给谁都不写信了。不写。一个字都不写。”憎恶、愤怒、仇恨、嫉妒、自怜——全都化为很自然的虔诚。而这种虔诚，经贝娄的仿拟艺术点化，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不管来自奥杜威峡谷的消息有多么糟糕。

小说的力量来自情感的谦恭而非宏大思想的光芒。小说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信任——这种信任往往很难持续——即信任他人的生存。贝娄说：“这种关切或者信任或者爱本身就很重要。”我们可以从《洪堡的礼物》中摘录一段予以说明，而类似描写在贝娄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这个场景是在界区街上一家老式的俄罗斯澡堂里：“米奇是经特许在这儿卖小吃的，他煎肉片，炸土豆饼，用大菜刀切卷心菜来凉拌，把葡萄柚切成四瓣（好用手拿着吃）。身材壮硕的老人们从热气蒸腾的浴室里走出来，裹着床单像山一样坐着，胃口惊人。房间下面，侍者弗拉努什往炽热的大鹅卵石上泼水来制造蒸汽。这些石头堆成一堆，像罗马人的弹药库一样。为了不让自己的脑袋烤焦，弗拉努什戴了一顶撕掉帽檐的湿毡帽。除此之外，他一丝不挂。他像一只红色的火蜥蜴一样爬上前去，用棍子把炉门上的闩给拨开，因为炉子烫得没法碰，然后他手脚着地，两个蛋蛋吊在长长的肌腱上荡来荡去，干净的肛门像一只眼睛朝外瞪着，他向后退去，摸索着找水桶。他往里泼水，石块轰然冒出火星，嘶嘶作响。喀尔巴阡山区里大概已经没有哪个村子还在这么做了。”

弗拉努什出现了又消失了，可他是不朽的，成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存在。

从五十年代起，贝娄所说的“我那些已经去世的故人”[106]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自然的事。漫长的一生中积累下来的信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意味：你爱的人纷纷逝去，断然无处可寻，只在记忆中留存。七十五岁以后，上一代人已经不复存在；八十五岁以后，自己这一代人也所剩无几了。就像他八十岁时写的最后一个短篇《在圣劳伦斯河畔》（By the Saint Lawrence）中的罗勃·雷克斯勒一样，贝娄不再把死亡视为丑陋的入侵者。这个比喻已经改变。现在死亡是普遍存在的磁场，无法抗拒，要把我们全都收入囊中。不过现在的感觉是此前从未有过的，那种活着的欣喜若狂——还有逝者音容宛在的幻觉——带着祝福在雷克斯勒心头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起第一次遭遇死亡的情景：在拉钦[107]，铁路大干线平交道口，一个男人被迎面驶来的火车撞死。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罗比[108]站在艾尔伯特表哥T型福特轿车的踏板上，看到了路基上的那些人体碎块。艾尔伯特和罗比回到家里对罗茜姨妈讲了这件事，她听后放低嗓门嘟囔了几句祷词。晚年回想起来，很久以前的这一天突然间从记忆里活了过来。那时发生的一切此刻似乎重现了。老罗勃·雷克斯勒变成了年轻的罗比，抚摸着表哥艾尔伯特短短的鬈发，艾尔伯特用力把他的手推开。“雷克斯勒以后就会知道，他看到的这些就是他的一生——他的存在——而这一切都产生于爱。”

这样一句小说中的话体现了最高端的艺术。贝娄的书信是挂毯的另一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看到过：那上面挂着很多缠绕打结的线头，图案和光彩夺目的正面相反。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隐秘人格的一般写作”。本书收录的特殊写作展示了奋斗、喜悦、渴望——还有意志，以及具有英雄气概的自我加压——正是这一切，孕育出了那些不朽之作。

——本杰明·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