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年表

1912—1913年　艾布拉姆·贝罗[109]在俄国受审，罪名是以伪造的文书经商，之后他不得不逃离俄国。（“老爸在彼得堡谋生，日子过得相当富裕。他做农产品生意，到处跑。他是埃及洋葱和西班牙水果最大的进口商。”）移居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钦，当时那是圣劳伦斯河边的一个村子，安顿下来以后，妻子莱莎（莉莎）·戈登·贝罗[110]和三个孩子也随即来到此地——泽尔达（简），生于1906年；莫夫斯卡（莫伊舍，莫里斯），生于1908年；施缪尔（塞缪尔）[111]，生于1911年。艾布拉姆什么营生都干，在面包房烤过面包，做过废旧物品生意，还小批量进口纺织品。家人的姓改成了贝娄斯[112]。

1915年　6月10日，第四个孩子所罗门（即后来的索尔）[113]出生于拉钦镇第八大道130号。

1918—1919年　全家从拉钦搬到蒙特利尔。（“我们住在圣多米尼克街，街名取自一个教会的好人[114]，但是也有流本[115]那样的人，老得都快走不动了，不是在去会堂[116]的路上，就是从会堂回来——什么样的人都有。住在这一带的人都奇奇怪怪的，大部分人说意第绪语。”）艾布拉姆想了各种办法挣钱，都不成功。所罗门开始接受宗教教育。（“我家离河边不远，在一面漫坡上，我经常走到街对面到我的拉比[117]那儿去。他叫希卡·斯坦（Shikka Stein），长得很像中国人。[……]他教我《希伯来语字母表》[118]，然后我们开始读犹太教《创世记》[119]，我觉得太有意思了。里面的人起码都是我的亲戚啊。比如那些叫亚伯拉罕、以撒、夏娃[120]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这的确就像是个寻根的过程。我那个时候四岁，脑袋晕乎乎的。走出希卡·斯坦的寓所以后，我总会坐在我家门前的路牙子上，把听到的东西再回想一番。”）在街上说法语，在家里说意第绪语。

1923年　美国禁止售酒的《沃尔斯特德法案》[121]生效以后，艾布拉姆主要靠在加美边界上贩私酒养家。所罗门八岁的时候得了腹膜炎和肺炎；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住了六个月康复。（“我住院住了很久，那段时间里开始看书。有人推着装满书的手推车到处转[……]病人可以从里面挑几本来看；大部分都是傻乎乎的童话，不过有的时候会碰上一本像样的。”）

1924年　艾布拉姆去了芝加哥，在亲戚路易斯·德沃金（Louis Dworkin）的面包房干活。7月4日，其他家庭成员以非法方式进入美国，到达芝加哥和他团聚。住在洪堡公园。此时全家人的姓是贝娄。（其后几年里，莫里斯和萨姆[122]两兄弟都把这个姓结尾处的s又加了上去。）所尔[123]在拉斐特学校（Lafayette School）和哥伦布小学（Columbus Elementary）注册入学。艾布拉姆千方百计挣钱。（“我父亲什么生意都做，经常是些古里古怪的事。比如说，他把木头卖给芝加哥犹太人开的面包房作燃料。他在面包房干过，芝加哥的犹太人面包师他都认识。这些人当然愿意从他那儿买。不过这么一来，我父亲就得跑到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盛产木料的山里去，把不成材的木头和废木料全买下来，用货车运回芝加哥，再卖到他熟悉的那些面包房里去。”）

1928年　所尔和艾萨克·罗森菲尔德一起用意第绪语模仿《杰·艾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24]写了一首诗。（“十三岁的时候，我在芝加哥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喜欢调皮捣蛋，经常把名诗译成意第绪语，或者用意第绪语仿写，纯粹为了好玩。我们模仿托·斯·艾略特就是为此。于是就有了：房间里/女人们来往穿行/谈论着卡尔·马克思和列宁……[125]”）父母灌输形成了所尔早期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热爱。

1930年　从萨宾初级中学（Sabin Junior High）毕业以后，进入图里高级中学（Tuley High School），除了罗森菲尔德以外，又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奥斯卡·塔科夫，路易斯·西得兰[126]，阿贝·考夫曼（Abe Kaufman），萨姆·弗莱菲尔德[127]，戴维·佩尔茨[128]，海门·斯莱特（Hymen Slate），路易斯·拉斯科（Louis Lasco），斯图尔特·布伦特[129]，罗莎琳·图里克[130]，乔治·里迪[131]，内森·古尔德（Nathan Gould），赫伯特·帕辛[132]，耶塔·巴尔舍夫斯基[133]，思蒂·科根[134]。（“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芝加哥的面包师、裁缝、小贩、保险代理、熨烫工、割草工、杂货店主，有的男孩儿家里还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看公共图书馆里那些用麻布加固的书，热情高涨，感觉自己踏上了小说王国的土地，觉得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天下，他们发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倾听着来自伟大的文化世界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鲜信息，相互交谈的内容是心智、社会、艺术、宗教、认识论，而这一切发生的地点是芝加哥。”）和儿时好友西德尼·贾·哈里斯[135]——后来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著名的专栏作者——合作写小说。西德尼把写好的书稿拿到纽约；有人表示了兴趣，其中就有约翰·多斯·帕索斯[136]和帕斯卡尔·科维奇[137]。（“纽约的专家读了我们的书稿，照他们的看法，西德尼显然技高一筹。出版商科维奇向他约了一本写芝加哥革命青年的书，预付了他两百块稿费。根据出版界先知们的判断，我和我父亲一起去做买卖会干得很不错。”）

1931—1932年　尽管是大萧条时期，艾布拉姆的运气却有了好转。全家从洪堡公园西搬到洪堡公园东。（“我们属于这个国家的核心力量。大街小巷里，露天看台上，我们都如鱼得水。我记得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休杰曼[Sugerman]先生，他是界区街上的礼定屠宰师[138]，电台播出民主党候选人名单的时候，他跟着大声吟唱出各州的名称，那年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罗斯福[139]。休杰曼先生是用犹太拉比领诵祷文的方式吟唱的，就像站在祈祷台前一样，为自己熟知从A到W的字母顺序而自豪，俨然一个蓄着犹太拉比式黑胡子的美国爱国者。”）

1933年　1月从图里高中毕业以后，在芝加哥卢普区[140]克莱因专科学院（Crane Junior College）注册入学。在家里，父子之间经常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发生争执。（“出于某种原因，托洛茨基[141]在美国一些城市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芝加哥即其中之一。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142]让人大开眼界——尽管书中大部分内容讲的是政党路线，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这个。这就引发了家里的冲突，因为我父亲不想让我看和列宁有关的东西。他对这种事情眼光非常敏锐，知道很多苏联二十年代的情况，比我知道得多多了。要是听了他的话，我会顺风顺水，省去很多麻烦，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了。”）母亲在和乳腺癌搏斗了很长时间以后去世。秋天，所尔跟着罗森菲尔德进了芝加哥大学。（“[艾萨克]肤色发黄，整体看去属于营养不良。三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里，这就是知识分子偏爱的面色。”）在海德公园附近提供膳食的寄宿公寓里租下了带家具的房间。

1934年　艾布拉姆此时已经是卡罗尔煤炭公司的所有人和经理人，他再婚了。所尔和朋友赫布[143]·帕辛一起坐火车流浪，到了纽约和蒙特利尔。两人在底特律被短期拘留。

1935年　家庭经济状况发生逆转。艾布拉姆供不起所尔上芝加哥大学了。转学到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学习英语文学；同时师从当时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梅尔维尔·让·赫斯科维茨[144]学习人类学。（“我得知，适用于非洲马塞人的道理不适用于因纽特人。后来我还发现严以养德的说法其实很不可靠。不过年轻的时候研究那些古里古怪的或者说是愚蠢的民俗，确实让我有点晕头转向。二十岁出头，我就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了。”）

1936年　在《西北日报》（The Daily Northwestern）发表数篇文章，署名为“索尔·贝娄”。

1937年　为《灯塔》（The Beacon）月刊供稿，获任该刊副主编。与《斯塔兹·洛尼根》的知名作者詹姆斯·托·法雷尔[145]结交。贝娄从西北大学毕业，获人类学学士学位。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奖学金；罗森菲尔德此时已经是该校的博士生。

1938年　两个学期后，放弃研究生学习，返回芝加哥。短期参与公共事业振兴署[146]的工作，为中西部作家写传记。与安妮塔·戈什金（Anita Goshkin）结婚，安妮塔是印第安纳州（Indiana）拉斐特市人，在美国西北部激进人士的圈子里很引人注目，父母是克里米亚[147]犹太移民，赫布·帕辛对她的回忆是“心直口快，胸部丰满，相当固执”。贝娄开始在位于[芝加哥]南密歇根大道（South Michigan Avenue）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教师学院[148]工作，教人类学和英语。他布置阅读的文学作品包括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德莱塞和劳伦斯的小说。

1939年　开始写作《鲁本·维特菲尔德》（Ruben Whitfield），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写小说。“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位教授，他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位L博士[149]是欧洲学者，学识渊博。因为谢顶，他把头发都剃光了；这世上的事他无所不知；他很严厉，但脸上常挂着微笑，这是因为他从容不迫，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有什么事情好笑。他快步穿行在车流中的时候也在看书，以拉丁文速记方式记笔记，用的是一套他自己发明的符号。他目光透过镶着金边的圆形眼镜片，脸上因为这礼貌的询问而堆起了皱纹，他问道，‘啊？小说家[150]过得怎么样？’小说家不太走红。小说家以缺乏良好教育的感官拥抱世界，在热恋着豪华壮美的同时却也热恋着愚蠢和污秽。他那种不招人待见的怪异让他自己心中隐隐作痛。据他自己所知，他是芝加哥仅有的一个全职小说家（除了纳尔逊·艾尔格林[151]以外），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处境是何等古怪（有时他把这种古怪想象成缺胳膊少腿）。[……]我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市场上的贩子、搬家具的小工、装蒸汽管道的师傅、打制工具的匠人日子都比他好过。他们起码用不着费神来解释自己是干什么的。”

1940年　阅读司汤达的作品。还有戴·赫·劳伦斯的游记《墨西哥之晨》（Mornings in Mexico）。和帕辛一起去墨西哥城。（“我们和托洛茨基约好去看他，到了他家门口，心情很激动，感觉非同寻常。我们说要见托洛茨基，他们说你们是谁啊，我们说我们是报社记者。他们说托洛茨基在医院。于是我们到医院去，要求见托洛茨基，他们打开门说，他在里面，我们就走进去，看到了托洛茨基。他刚刚去世。那天早上他遇刺了。他身上全是血，裹着带血的绷带，他的白胡子浸透了血。”）

1941年　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的独白》（Two Morning Monologues）为菲利普·拉夫接受，发表于《党派评论》。

1942年　《鲁本·维特菲尔德》显然是放弃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暗黑的树》（The Very Dark Trees）完成，柯尔特出版社（Colt Press）的威廉·罗斯（William Roth）接受了书稿，报酬是一百五十元。在纽约，贝娄和罗森菲尔德住在一起。（“在七十六街，放着面包片的烤箱里有时会窜出几只蟑螂。满屋子烟味儿，一身褐色的短腿小狗跑来跑去，没什么规矩，还咬书呢；百叶窗总是关着的[阳光有害！]，烟灰缸都满得溢出来了。”）与文学代理人马克西姆·利伯[152]签约，结识艾尔弗雷德·卡津和戴尔莫·施瓦茨[153]。征兵局因贝娄患疝气两次推迟他入伍。柯尔特出版社的出书计划被迫中止。威廉·罗斯送来五十块钱以示抚慰。贝娄烧掉《暗黑的树》书稿。读到里尔克[154]的《马尔特·劳里兹·布拉格手记》[155]，很受启发。（“我发现还有这种作家，然后他就变成了一首暗藏的歌，不分白天黑夜，始终在我的耳朵里回响。”）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手记》[156]。

1943年　申请古根海姆基金[157]失败。惠特克·钱伯斯[158]拒绝了他的申请，因为他受雇于《时代》（Time）周刊，为这家刊物写影评。得到《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兼职编辑工作。（“艾萨克·罗森菲尔德说过，每年花费不超过一千块钱就能当个穷人，七八百块钱也行。”）小说节选开始在《党派评论》上连载。入伍第三次推迟[159]。

1944年《晃来晃去的人》于1944年3月23日由先锋出版社（Vanguard Press）的詹姆斯·亨勒[160]主持出版；埃德蒙·威尔逊[161]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对该书做出高度评价，称“对于大萧条和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来说，这是反映他们心理状况最真实的作品之一”。4月，安妮塔生下儿子格雷格。此时贝娄的文学代理是拉塞尔与沃尔肯宁文学代理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亨利·沃尔肯宁[162]。

1945年　进入商船队。派驻位于布鲁克林羊头湾[163]的大西洋总部。日本投降后即无事可做。开始写下一个长篇《受害者》（The Victim），贝娄的打算是写成“一部犯罪小说”。

1946年　第二次申请古根海姆基金失利。受雇于明尼苏达大学明尼阿波利斯校区（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担任英语助教。资深同事中有罗伯特·佩恩·沃伦[164]，俩人后来成为终生好友。此外还结识了时任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的休伯特·汉弗莱[165]。

1947年　第一次到欧洲，去了巴黎、巴塞罗那、马德里、马拉加、格拉纳达[166]。11月，《受害者》由先锋出版社出版。（“写《受害者》的时候，我接受的是一种福楼拜式的标准。这种标准当然不错，但结果让我感觉十分压抑[……]作家应该能够轻松、自然、充分地表现自己，他所采取的形式应该可以让他的头脑和能量都完全放开。为什么要别别扭扭地受形式的约束呢？情感也是可以模仿的吗？一定要‘正确’才行吗？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像英国人或者《纽约客》的作者那样写作呢？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根本就不是说官话的料。”）

1948—1949年　获古根海姆基金。在《党派评论》上发表《西班牙来信》（Spanish Letter）。和先锋出版社解除合作关系，转向维京出版社（Viking）；编辑是蒙罗·恩格尔[167]。与妻子安妮塔和儿子格雷格同去巴黎，在那里住了两年。巴黎的美国友人和熟人有玛丽·麦卡锡[168]，莱昂纳尔·阿贝尔[169]，威廉·菲利普斯[170]，赫伯特·戈尔德[171]，詹姆斯·鲍德温[172]，还有早年在芝加哥时就认识的朋友哈罗德·卡普兰即“卡比”[173]。通过卡比，又结识了乔治·巴塔耶[174]，莫里斯·梅洛—庞蒂[175]，阿尔贝·加缪[176]，阿瑟·凯斯特勒[177]，切斯瓦夫·米沃什[178]和尼科拉·乔洛蒙蒂[179]。对法国思想界的状态产生强烈反感：“我用古根海姆基金去了巴黎，有件事我算是看清楚了，《现代》杂志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治思想的了解还不如我上高中的时候多呢。”开始写新作品《螃蟹与蝴蝶》（The Crab and the Butterfly），然后停了下来。一个春天的早晨，看着环卫工人打开水龙头，阳光下水沟里的水闪闪发亮，决定写一部不一样的小说。（“我从清洗街道的人们身边走开，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是美国人，生于芝加哥。’这里的‘我’并不是指我自己。我心里想的是二十年代中期，芝加哥奥古斯塔大街上我的一个小玩伴，叫奥吉。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我就没见过他；如今四十年代都快过完了。我的朋友后来怎么样了，我说不上来。我忽然觉得，这个孩子长相俊美，率性而聪明，还精力旺盛，要是虚构他一生的故事，想必很值得一写。奥吉让我认识了美国语言，这种语言的魅力是他个性里诸多魅力中的一种。从他身上我不经意间学会了行事不拘一格，以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先敲门者先入门。”）1949年3月，在《党派评论》发表短篇小说《佩普博士的布道》（Sermon by Dr.Pep）。10月，在《评论》杂志[180]发表《犹太作家与英语文学传统》（The Jewish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iterary Tradition）。旅居罗马，见到伊尼亚齐奥·西洛内[181]，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82]，艾尔莎·莫兰蒂[183]。在古希腊咖啡馆[184]度过许多夜晚。在《哈珀时尚》（Harper’s Bazaar）发表短篇小说《朵拉》（Dora）。12月，造访伦敦，除会见出版人约翰·莱曼[185]以外，还见了西里尔·康诺利[186]，亨利·格林[187]，斯蒂芬·斯彭德[188]。

1950年　4月，在萨尔茨堡研讨会[189]上演讲。游览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波西塔诺、卡普里岛[190]。9月回到美国，和家人在纽约皇后区安顿下来。《意大利小说：没有希望》（Italian Fiction：Without Hope）发表于《新领袖》（The New Leader）杂志；《加利纳之行》（Trip to Galena）发表于《党派评论》。

1951年　《德莱塞和艺术的胜利》（Dreiser and the Triumph of Art）（弗·奥·马西森[191]《西奥多·德莱塞》书评）发表于《评论》。短篇小说《石墙边》（By the Rock Wall）发表于《哈珀时尚》。在纽约，开始由切斯特·拉斐尔医生（Dr.Chester Raphael）实施赖希疗法。（“我成了威廉·赖希的信徒，有两年时间，我躺着接受这种裸体疗法，展示自己动物的一面。这是我干过的一件荒唐事，可我总是为这种荒唐的事情所吸引。”）《写自传的纪德》（Gide as Autobiographer）（安德烈·纪德[192]《伪币制造者》[193]书评）发表于《新领袖》。《古利·麦克道尔在芝加哥往日风光俱乐部的致辞》（Address by Gooley MacDowell to the Hasbeens Club of Chicago）发表于《哈德逊评论》（The Hudson Review）季刊（后收入纳尔逊·艾尔格林编辑的《纳尔逊·艾尔格林自辑孤独怪物集》[194]一书）。第二次造访萨尔茨堡。

1952年　春季学期在里德学院[195]、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授课。见到西奥多·罗特克[196]和迪伦·托马斯[197]。为《党派评论》翻译艾·巴·辛格[198]的《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这是辛格的作品第一次以英语面世。贝娄的《贫民区里的笑声》（Laughter in the Ghetto）（肖洛姆·阿莱赫姆[199]《康托尔之子莫吐儿历险记》[200]书评）发表于《星期六文学评论》[201]。为《评论》写拉尔夫·埃里森《隐形人》（Invisible Man）一书的书评；后与埃里森及其妻范妮（Fanny）成为终生好友。6月，第一次住进纽约萨拉托加泉的艺术家聚居地雅都[202]。秋季，开始在普林斯顿给戴尔莫·施瓦茨当助教，结识约翰·贝里曼，俩人从此成为挚友。（“他脑子里装的几乎全是文学。经常是一见我来，他嘴里就冒出个‘啊？’意思是要跟我来一场文学讨论了。讨论的也许是那天他正在琢磨的《暴风雨》，或者《堂吉诃德》[203]；也许是格雷厄姆·格林[204]，或者约翰·奥哈拉[205]；要么就是[莫里斯·]戈古尔[206]对耶稣的看法，或者弗洛伊德对梦的看法。[……]每次只谈一个重要的话题。不瞎聊。”）《奥吉·马奇历险记》节选《救生艇上的经历》（Interval in a Lifeboat）发表于《纽约客》。遇见桑德拉·恰克巴索夫[207]，她刚从本宁顿学院[208]毕业，在《党派评论》当接待员。（“我可以跟菲利普·拉夫出去，也可以跟索尔出去，”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她常说，“我选了索尔。”）

1953年　《海明威与男子汉形象》（Hemingway and the Image of Man）（菲利普·扬[209]《欧内斯特·海明威[210]》书评）发表于《党派评论》。贝娄开始在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畔安南代尔（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书。住在不远处的巴里敦（Barrytown），此地产业所有人为钱勒·查普曼，著名美国文学家约翰·杰伊·查普曼[211]之子。7月，第二次住进雅都。9月，《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大受好评。（“我早期的书都写得直白体面。好像一定要达到亨·沃·福勒[212]的要求似的。但是写《奥吉·马奇历险记》的时候，我就很想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美国式句子。大概就是雅俗融合吧。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英语写作中就有这种写法——乔伊斯[213]的、卡明斯[214]的作品里都有。街头语言和一种高雅语体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奥吉·马奇历险记》代表了一种对小众艺术及其强加于人的各种禁忌所做出的反抗。我真实的愿望是要接‘地气’。我找到了——或者说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可以流畅地表达自己的一条新路。无论好坏，反正这样做的确让我有了自己的风格。要不就是我希望这样去理解吧。与众不同也许当时并非好事，可这是我的性格使然。这个结果不可避免——对付不可避免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看作好事。”）在巴德学院结识了艾尔玛·布兰代斯[215]、海因里希·布吕赫[216]、汉娜·阿伦特[217]、西奥多·霍夫曼（Theodore Hoffman）、安东尼·赫克特[218]、西奥多·韦斯[219]、基思·博茨福德[220]、杰克·路德维格[221]。

1954年　《冈萨加手稿》（The Gonzaga Manuscripts）发表于《发现》（Discover）。《我怎样写奥吉·马奇的故事》（How I Wrote Augie March’s Story）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个人纪录》（A Personal Record）（乔伊斯·卡里[222]《非蒙主佑》[223]书评）发表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因《奥吉·马奇历险记》一书获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与安妮塔分居，辞去巴德学院教职。在马萨诸塞州韦尔弗利特（Wellfleet, Massachusetts）度夏，正在该地的朋友和熟人有艾尔弗雷德·卡津，玛丽·麦卡锡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哈里·莱文[224]。

1955年　艾布拉姆·贝娄因动脉瘤去世。（“我在葬礼上流泪了，我大哥就对我说，‘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他有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在场，所有这些不加掩饰的情感流露他都觉得丢人。”）短篇小说《将为人父者》（A Father-to-Be）发表于《纽约客》。代表《记者》（The Reporter）采访具有传奇色彩的芝加哥骗子“黄仔”韦尔（“Yellow Kid”Weil）。第二次获古根海姆基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法国人》（The French as Dostoyevsky Saw Them）发表于《新共和》。在内华达州里诺市[225]住下来，等待离婚。

1956年　2月，在里诺与桑德拉结婚。阿瑟·米勒[226]也在等待离婚，与玛丽莲·梦露[227]住进了不远处的小屋。《爱丁堡的拉比之子》（Rabbi’s Boy in Edinburgh）（戴维·戴希斯[228]《两个世界》[229]书评）发表于《星期六文学评论》。9月，在雅都见到约翰·契弗，贝娄后来认为，契弗代表了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贝娄用父亲留给自己的八千块钱遗产，买下了纽约州蒂沃里[230]一处破败的住房。在社会研究新学院[231]授课。11月，《抓住时机》（Seize the Day）在《党派评论》上刊出。（“我觉得对旧时代的芝加哥人来说，《抓住时机》里面的纽约人在情感上贫瘠了一些，或者说比较肤浅。我们中西部的人情感更为充实，也可以说更为丰富。我觉得我很庆幸自己能对付纽约，但是我在纽约的奋斗从来没赢过，我也从来没有以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热情去回应过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恶棍大学》（The University as Villain）发表于《国家》（The Nation）周刊。

1957年　1月，桑德拉生下儿子亚当。贝娄在写一部新小说，启示基于巴里敦业主钱勒·查普曼的故事，但有很多虚构。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与贝里曼是同事。蒂沃里的房子，贝娄夫妇不在的时候，是埃里森夫妇即拉尔夫和范妮住着。5月，贝娄出席芝加哥大学理查德·斯特恩[232]主持的写作讲习班，见到了二十四岁的菲利普·罗斯，罗斯当时是英语讲师，贝娄看了他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犹太人的改宗》[233]，十分欣赏。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入住雅都。秋季学期在西北大学授课。

1958年　继续写以查普曼为原型的小说，书名此时定为《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秋季学期再次到明尼阿波利斯任教。

1959年　《世界深度读者，小心！》（Deep Readers of the World, Beware！）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3月，《雨王亨德森》出版。（“很多书评批评我屈服于无法无天的疯狂冲动，放弃了城市背景和犹太主题。而我仍然坚持认为我的题材说到底还是美国。”）《功成名就的沼泽》（The Swamp of Prosperity）（菲利普·罗斯《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书评）发表于《评论》。结识年轻的小说作者爱丽丝·亚当斯[234]。写剧本，题目多次改动，先后拟为《布米奇》（Bummidge）、《上层的深度》（The Upper Depths）、《文科百态》（Scenes from Humanitis），后定名为《最后的分析》（The Last Analysis）。与桑德拉分居。

1960年　桑德拉要求离婚。贝娄按美国国务院安排，到波兰和南斯拉夫[235]讲学；玛丽·麦卡锡同行。（“索尔和我分手了，但我们仍然是朋友，”麦卡锡在后来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信里说，“不过他交友太小心翼翼，太容易受伤，真的，就是对他拿定主意要好好交往的人他也这样。他现在的状态比在波兰那会儿要好些了，可我昨天送他走的时候还是很为他难过，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去意大利，就像奥吉，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苦笑，消失在远方。”）在以色列，见到现代希伯来文写作大家萨·约·阿格农[236]。去了那不勒斯、罗马、巴黎、爱丁堡、曼彻斯特。在伦敦，会见新的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237]；为欢迎贝娄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有斯蒂芬·斯彭德、安东尼·鲍威尔[238]、路易斯·麦克尼斯[239]、卡尔·米勒[240]、约·博·普雷斯特利[241]等等。《尘封的珍宝》（The Sealed Treasure）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开始写长篇小说《赫索格》。创办季刊《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并与基思·博茨福德和杰克·路德维格一起承担编辑工作；后来在该刊发表文章的作者有拉尔夫·埃里森、阿瑟·米勒、纳尔逊·艾尔格林、约瑟芬·赫布斯特[242]、哈罗德·罗森伯格[243]、约翰·贝里曼、霍华德·内梅罗夫[244]、赫伯特·戈尔德、哈维·斯威多斯[245]、托马斯·品钦[246]、罗伯特·库弗[247]、朱尔斯·菲弗[248]、爱德华·霍格兰[249]、伯·哈·弗里德曼[250]、丹·韦克菲尔德[251]、辛西娅·奥奇克、约翰·霍兰德[252]、唐纳德·芬克尔[253]、西摩·克里姆[254]、托马斯·伯杰[255]、马乔里·法伯（Marjorie Farber）、路易·加洛[256]。发觉桑德拉和自己的同事（也是固执的竞争者）杰克·路德维格已经有了一年多不正当的关系。6月与桑德拉以离婚收场。贝娄陷入热恋，对方是苏珊·格拉斯曼（Susan Glassman），芝加哥著名内科医生之女。

1961年　春季学期在波多黎各大学任教。《赫鲁晓夫[257]文学札记》（Literary Notes on Khrushchev）发表于《绅士》（Esquire）杂志。11月，与苏珊·格拉斯曼结婚，秋季学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1962年　《浮想联翩二三事》（Facts That Put Fancy to Flight）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与众多美国文学文化界名流一起，出席白宫为欢迎安德烈·马尔罗[258]举办的宴会。（贝娄后来曾说，肯尼迪总统“是可以和知识分子友好相处的，因为谢天谢地，他用不着自己成为其中一员。”）为西奥多·索罗塔洛夫[259]编辑的罗森菲尔德文集《暴行时代》（An Age of Enormity）写序。西北大学授予贝娄荣誉博士学位。《最后的分析》初期版本《文科百态——闹剧一场》（Scenes from Humanitis—A Farce）发表于《党派评论》。芝加哥大学任命贝娄为其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的教授，为期五年，该委员会成员中还有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260]、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261]、古典学者戴维·格雷纳[262]。威廉·福克纳[263]去世。首次与格雷纳共同主持研讨课，后来又合作多次。在英语系里，小说家理查德·斯特恩后来成为贝娄又一位关系密切的助手和朋友。《小说未来何去何从？》（Where Do We Go from Here?The Future of Fiction）发表于《密歇根评论季刊》（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为西里尔·康诺利的《地平线》杂志写影评。

1963年　儿时好友奥斯卡·塔科夫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贝娄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发表《作家之为道学家》（The Writer as Moralist）。巴德学院授予贝娄荣誉博士学位。编辑《犹太短篇小说名作选》（Great Jewish Short Stories）并为该书撰写导言。（“我们不创造历史和文化。我们只是出现了而已，这由不得自己选择。我们随遇而安，尽力而为。面对一片混杂，我们不得不照单全收——收下不洁，收下悲剧，收下希望。”）在《国家》杂志对《比阿特丽斯·韦伯[264]美国日记》（Beatrice Webb’s American Diary）一书发表评论。

1964年　3月，苏珊生下儿子丹尼尔。贝娄夫妇在玛莎葡萄园岛度夏，正在当地的朋友和熟人有莉莲·赫尔曼、威廉·斯泰伦和罗丝·斯泰伦夫妇[265]、罗伯特·布鲁斯坦[266]；赫伯特·伯格霍夫[267]和乌塔·哈根[268]是住在贝娄家里的客人。9月，《赫索格》出版。（“赫索格说，‘你老婆有了个情人，你打算怎么办？从书架上抽一本斯宾诺莎[269]的书，看看他对外遇是怎么讲的？要不就看他对人性的束缚是怎么讲的？’换句话说吧，你会发现你那些高深的学问都没用，你耗费心力获得的修养很荒谬。”）连续四十二周名列畅销书榜；精装本售出十四万两千册。10月，《最后的分析》在百老汇贝拉斯科剧院（Belasco Theater）首演。（“在《最后的分析》里，一个小丑被迫有了思想，于是和他眼前的那些现代画家、诗人、音乐家一样，他成了个理论家。我对自学成才的人还有哲学和科学的业余爱好者从来就没有抵抗力，很喜欢看着高雅文化以民主的精神广为传播。”）评论趋于负面；演出二十八场后停演。10月，维京出版社恩格尔离去后即深为贝娄所信任的编辑帕斯卡尔·科维奇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贝娄把蒂沃里的住宅捐赠给巴德学院。

1965年　此时凯瑟琳·卡弗[270]是贝娄在维京出版社的编辑。独幕剧本《瘤子》（A Wen）发表于《绅士》。因《赫索格》获国家图书奖；贝娄接受该奖时说：“没有黎民百姓，小说家就只不过是个古董，将来只能放在某个毫无生机的博物馆走廊里，在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市长理查德·约·戴利[271]代表中部作家学会（Society of Midland Authors）将五百元奖金授予贝娄。（贝娄后来说：“艺术不是市长的那盘菜。不过说实在的，不是又怎么样？我倒是宁愿他对诗歌不感兴趣，总比像斯大林[272]那样有兴趣要好。”）6月，出席白宫举办的艺术节，埃德蒙·威尔逊、罗伯特·洛威尔等人拒绝参加。在白宫东厅，贝娄朗读了《赫索格》节选；约翰·赫西[273]朗读了《广岛》（Hiroshima）节选；德怀特·麦克唐纳[274]在与会者中散发反战请愿书。（约翰逊总统事后说：“为了让我丢脸，他们来了；为了让我丢脸，他们对我视而不见。”）贝娄第二次在玛莎葡萄园岛度夏。获福明托文学奖[275]。又一部独幕剧本《橙子蛋奶酥》（Orange Soufflé）在《绅士》发表。

1966年　接受《巴黎评论》[276]的深度访谈，主持人是戈登·劳埃德·哈珀（Gordon Lloyd Harper）。《抓住时机》改编为剧本，由赫伯特·伯格霍夫执导，迈克·尼科尔斯[277]扮演剧中的汤米·威廉（Tommy Wilhelm），以研讨会的形式在意念剧场（Theatre of Ideas）上演。贝娄接受《生活》（Life）杂志稿约，为正在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278]写人物简介；跟随肯尼迪活动一个星期后失去信心，放弃了这件事。在美国笔会全国代表大会（PEN Congress）上做了主题发言，反响不佳，发言中他说：“目前我们拥有一个很大的文学共同体，还有一种姑且[279]称之为文学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非常不好。”见到玛格丽特·斯塔茨（Margaret Staats）。贝娄独幕剧汇总的《身体欠佳》（Under the Weather）在伦敦时运剧院（Fortune Theatre）首演，评论整体不错。7月，戴尔莫·施瓦茨去世。10月，《身体欠佳》在纽约百老汇科特剧院（Cort Theater）上演，由谢莉·温特斯[280]担任主演；饱受批评；不到两个星期即停演。与妻子苏珊分居。开始写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维京出版社的凯瑟琳·卡弗离职，丹佛·林德利[281]成为贝娄的编辑。

1967年　到中东为《每日新闻报》（Newsday）采访“六日战争”[282]。（“很多死者是光着脚的，因为在逃跑中扔掉了鞋。只有几个人戴着头盔。有些人包着头布。离开加沙后，我就没见到活着的埃及人，除了一伙被俘的狙击手，蒙着眼睛捆绑着躺在一辆卡车里。帐篷里的人都跑了。用旧麻袋和破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里空无一人，只有几条狗嗅来嗅去，当然还有大群的苍蝇。”）在纽约东汉普顿度夏以作休整，当地的友人有索尔·斯坦伯格[283]和哈罗德·罗森伯格。在美国多地高校演讲，题目是《怀疑论和生活的深度》（Skepticism and the Depth of Life）。

1968年　春天在瓦哈卡[284]和玛姬[285]·斯塔茨在一起；夏天在东汉普顿。9月在塞尔贝罗尼别墅，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科莫湖[286]的一处疗养胜地，贝娄在这里和年轻诗人路易丝·格吕克[287]成了朋友。童年好友路易斯·西得兰因癌症去世。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Mosby’s Memoirs）10月出版。和苏珊离婚。阿伦·艾舍（Aaron Asher）接替丹佛·林德利成为贝娄在维京出版社的编辑。在伦敦，贝娄和自己的英国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会谈。偶遇格雷厄姆·格林。12月，约翰·斯坦贝克[288]去世。

1969年　1月，约瑟芬·赫布斯特去世。贝娄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主持者是芝加哥大学的海因茨·科胡特[289]，精神分析学中颇有影响的“自体心理学”学派由他创立。6月，回到贝拉吉奥小镇上的塞尔贝罗尼别墅；8月，在楠塔基特[290]岛。《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在《大西洋月刊》上连续刊出。

1970年　萨·约·阿格农去世。《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单行本出版。贝娄访问内罗毕[291]和亚的斯亚贝巴[292]。在普度大学[293]发表演说，题目是《如今的文化：有骂声，有笑声》（Culture Now：Some Animadversions, Some Laughs），批评一些出版物上流行的先锋派作品，这些出版物里就包括威廉·菲利普斯和理查德·波瑞尔[294]主编的《党派评论》。接受纽约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6月，在耶路撒冷的艺术家聚居地“和平社区”[295]。

1971年　《如今的文化》发表于菲利普·拉夫主编的季刊《现代时刻》（Modern Occasions）。贝娄因《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获国家图书奖。《最后的分析》以外百老汇戏剧演出的形式在方圆剧院恢复上演[296]；评论转好；五周后停演。

1972年　约翰·贝里曼在明尼阿波利斯从华盛顿大道桥上跳下身亡。（“信念对抗绝望，爱情对抗虚无，一直都是他奋斗和诗作中的主题。他艺术追求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他本人，来自他的头脑、他的才智。他呕心沥血，不惜付出全部体力。终于把生命消耗殆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授予贝娄荣誉学位[297]。6月，埃德蒙·威尔逊去世。贝娄去日本旅行。尼科拉·乔洛蒙蒂去世。亨利·沃尔肯宁去世；贝娄新雇用的文学代理人是沃尔肯宁十分信任的下属哈丽特·沃瑟曼（Harriet Wasserman）。哈维·斯威多斯去世。11月，在史密森学会[298]发表演讲，题目是《技术时代的文学》（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1973年　出席芝加哥人智学[299]学会的系列会议。4月起，在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罗德梅尔村弗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夫妇的乡间旧宅里住了六个星期。通过米尔恰和克莉丝蒂内尔（Christinel）·伊利亚德夫妇的关系，结识了西北大学数学教授、罗马尼亚出生的亚历珊德拉·约内斯库·图尔恰[300]。现在伊丽莎白·尼布尔·西夫顿（Elisabeth Niebuhr Sifton）是贝娄在维京出版社的编辑。12月，菲利普·拉夫去世。

1974年　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写作正在进行，《花花公子》（Playboy）发表了节选，标题与书名相同。对人智学及其创立者鲁道夫·施坦纳的著作兴趣渐增。（“我承认确实让施坦纳给迷住了。因所知有限，我还不能自称为施坦纳的崇拜者。我内心中大学教授的那一部分很想对批评他的人来一场即时测验，看他们对施坦纳到底是否做足了功课。”）11月，与亚历珊德拉·约内斯库·图尔恰结婚。《绅士》发表了《洪堡的礼物》第二篇节选，题为《仅存者的负担》（Burdens of a Lone Survivor）。

1975年　出席白宫欢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301]的宴会。到英国和欧文·巴菲尔德[302]交谈，巴菲尔德是律师也是哲学家，对施坦纳的学说笃信不移，贝娄对人智学的兴趣即源自他的著作《拯救外观：偶像崇拜研究》（Saving the Appearances：A Study in Idolatry）。8月，《洪堡的礼物》出版。10月起在以色列居留三个月，为随笔写作收集资料；采访亚·布·耶霍舒亚[303]，阿摩司·奥兹[304]，阿巴·埃班[305]，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306]，总理伊扎克·拉宾[307]。亚历珊德拉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讲授概率论。11月，莱昂纳尔·特里林[308]去世；12月，汉娜·阿伦特去世。

1976年　因《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奖。随笔《耶路撒冷去来》（To Jerusalem and Back）在《纽约客》上连续刊出；单行本10月出版。12月，贝娄获诺贝尔奖，因其“作品中融合了对当代文化人性化的理解和微妙的分析”。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演讲重复了以往的观点：“我们绝不能允许知识分子支配我们的一切。让他们来操纵艺术对他们自己也并无好处。难道他们看小说的时候，除了从中发现支持他们自己看法的东西以外，别的就不该有所发现了吗？我们生于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玩这种游戏吗？”[309]

1977年　芝加哥第一区法院宣布贝娄1968年与苏珊离婚案中的财产处分无效，认定贝娄低估了当时和其后的版税收入，判决他提高离婚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3月，在华盛顿特区杰弗逊人文学科讲座（Jefferson Lectures in the Humanities）发表两次演讲，对芝加哥生活做了长篇回忆。（“三十年代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看到第三大道高架轻轨离出租公寓楼的客厅窗户那么近，大为吃惊。芝加哥到处都有很多空地；丑陋但是宽敞，经常可q以看到数量巨大的东西，视野开阔，一片空旷，但总是让人觉得不太可靠；到处是灰色，到处是褐色，大块的云。火车摇摇晃晃地穿过紫罗兰色的夏日傍晚，驶过洁净的铁轨[那是唯一洁净的东西]，掠过芝加哥众多人家的后院，那里有灰色的木制门廊，脏兮兮的灰色楼梯，粗大的木架，一条条滑轮晾衣绳。在芝加哥南部，火车直接驶入煤场的烟雾中。可怕的怪味好像把太阳也传染了，弄得太阳虽然明晃晃的，却也雾腾腾的。”）5月，获美国艺术文学学会暨协会小说金奖；约翰·契弗宣读授奖辞。9月，库克县巡回法院认定贝娄藐视法庭，因为他没有给苏珊支付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判决是十天监禁；这一结果后来获得改判。秋季学期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310]。在布兰代斯大学[311]授课，亚历珊德拉也在该校授课。结识莱昂·维瑟蒂尔[312]，时为哈佛大学犹太历史与哲学研究生。获任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genius”grants）获奖者委员会成员，职责是挑选获奖者，任期五年。

1978年　离开维京出版社，改与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Row）签约，新编辑是哈维·金斯伯格（Harvey Ginsberg）。7月，哈罗德·罗森伯格去世；8月，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去世。和亚历珊德拉一起去罗马尼亚探望她病危的母亲、前罗马尼亚卫生部长弗洛莉卡·巴格达萨尔（Florica Bagdasar）。伊利诺伊州上诉法院判决被告索尔·贝娄付给原告苏珊·格拉斯曼·贝娄五十万元以解决由二人1968年离婚引发的财产处分纠纷。

1979年　3月，吉恩·斯塔福德[313]去世。在佛蒙特州西哈利法克斯（West Halifax）度夏。整个秋天在写新小说《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

1980年　首次与社会思想委员会同事艾伦·布鲁姆[314]共同主持研讨课，后来又合作多次。（几年下来，研讨课讲过的作家里包括了莎士比亚、卢梭[315]、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316]、乔伊斯、普鲁斯特、托尔斯泰，还有莎士比亚[317]。）戴维·格雷纳有时也到场。哈维·金斯伯格离开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爱德华·伯林盖姆（Edward Burlingame）现在是贝娄的编辑。

1981年　参加图里高中聚会。5月，在牛津大学布雷森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 Oxford）发表演说。6月，在西班牙阿尔梅利亚（Almería, Spain）看望巴丽·艾利森[318]。纳尔逊·艾尔格林去世。在巴黎，会见塞缪尔·贝克特。

1982年　2月，《院长的十二月》出版。6月，约翰·契弗去世。（“我觉得，约翰和我之间彼此看重，不是因为我们的共同之处，而是因为我们的不同之处。他是地道的美国佬；我呢，来自芝加哥，是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声音，他的风格，他的幽默，都和我不同。他的习惯是沉默寡言，我的习惯是……反正不一样。摆平这些不同之处成了约翰的事。他处理得轻松自如，不过是把人性的本质放在首位罢了；首先就是人——他本人，我本人——然后才是别的东西——阶级出身，社会历史。我也算阅人无数了，可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处理这种事的——我的意思是说，处理得如此了无痕迹。”）贝娄和亚历珊德拉又住进佛蒙特州西哈利法克斯租来的房子里。他们开始在贝娄买下的旁边一块地上盖新房子。短篇小说《口无遮拦的人》（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发表于《大西洋月刊》。

1983年　在刚落成的新房子里度夏。12月，《在罗斯福先生的时代》（In the Days of Mr.Roosevelt）发表于《绅士》。

1984年　2月，中篇小说《今天过得怎么样？》（What Kind of Day Did You Have?）发表于《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5月，短篇小说集《口无遮拦的人》出版。拉钦公共图书馆更名为索尔·贝娄公共图书馆。重访出生地第八大道130号。6月，莉莲·赫尔曼去世。贝娄到卡普里岛接受马拉帕特奖[319]；莫拉维亚出席。贝娄请在当地定居的作家雪莉·哈泽德[320]带他游览了乔维别墅[321]，这原是古罗马皇帝提比略[322]的宫殿遗址，贝娄1950年来过。（“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8月底，主持在佛蒙特州威尔明顿（Wilmington）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为期五天，与会者有切斯瓦夫·米沃什、海因里希·伯尔[323]、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324]、阿兰·贝桑松[325]、皮埃尔·哈斯纳[326]、莱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327]、艾伦·布鲁姆、露丝·普拉瓦尔·贾布瓦拉[328]、沃纳·丹豪瑟[329]等。

1985年　3月，第一个妻子安妮塔去世。5月，大哥莫里斯去世，6月是二哥萨姆去世。亚历珊德拉要求离婚。贝娄离开北区（North End），搬到海德公园。在佛蒙特寂然度过七十岁生日。艾尔莎·莫兰蒂去世。贝娄在纽约道德文化学会[330]演讲。

1986年　离开哈珀与罗出版公司，改与威廉·莫罗出版公司（William Morrow&Company）签约；哈维·金斯伯格再次成为贝娄的编辑。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笔会[331]会议。在伦敦笔会发言。3月，伯纳德·马拉默德[332]去世；4月，米尔恰·伊利亚德去世。与贾妮斯·弗里德曼（Janis Freedman）恋情日深。在海德公园多切斯特大道5825号开始共同生活。12月，西德尼·贾·哈里斯去世。

1987年　为艾伦·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333]撰写导言。（“这样的文风似乎有一种古板的经典味道——‘真理’，‘智者’，‘善’，‘人’——所以在现代读者眼里是有缺陷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这种语言的排斥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负疚感，因为我们现代的言论太浅薄了，而且经常都是些垃圾。”）和贾妮斯一起旅行，去了卢加诺、米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里昂[334]、耶路撒冷。在海法参加作家会议；出席者中有布鲁姆、马丁·艾米斯[335]和亚·布·耶霍舒亚。《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由威廉·莫罗出版公司出版。在阿默斯特学院[336]授课。在特伦顿学院[337]（Trenton College）举行读书活动。

1988年　从罗纳德·里根[338]手里接受自由勋章。（“在公共生活领域，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像他这样，以艺术家的活力，从容不迫，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这么好。”）4月，保罗·米拉诺[339]去世。贝娄离开威廉·莫罗出版公司，重新与维京出版社合作。在犹太出版学会（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于费城召开的会上发言，题目是《犹太作家在美国》（A Jewish Writer in America）。春季学期在达特茅斯学院[340]授课，然后和贾妮斯一起去意大利。在阿布鲁佐[341]接受了斯坎诺文学奖（Scanno Prize）。在巴黎，贝娄和贾妮斯住在克利翁大饭店（Hôtel Crillon），和艾伦·布鲁姆及迈克尔·Z.吴[342]一起度假。

1989年　开始写两部长篇小说：《所有的弹珠还都算数》（All Marbles Still Accounted For）[343]和《攸关爱情》（A Case of Love）（生前两部都未完成）。马尔科姆·考利[344]去世。3月，贝娄出版了《偷窃》（A Theft）。6月，巴丽·艾利森[345]去世。8月25日，在佛蒙特州威尔明顿和贾妮斯·弗里德曼结婚。利用芝加哥大学休假期间，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秋季学期授课，并在该校开设讲座。同时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9月，罗伯特·佩恩·沃伦去世；10月是玛丽·麦卡锡。贝娄到华盛顿接受笔会授予的马拉默德奖[346]。在俄克拉荷马州巴特尔斯维尔市（Bartlesville, Oklahoma）接受赫尔默里奇杰出作家奖[347]。中篇小说《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于12月出版。塞缪尔·贝克特去世。

1990年　短篇小说《我留下的纪念》（Something to Remember Me By）发表于《绅士》。在纽约，贝娄在为瓦茨拉夫·哈维尔[348]举行的庆祝会上发言。5月，和贾妮斯一起去阿姆斯特丹[349]（Amsterdam）和伦敦。和马丁·艾米斯成为好友。在牛津大学做罗马尼斯语[350]讲座。在伦敦唐宁街10号，和玛格丽特·撒切尔[351]一起喝茶。（“她并不需要我。她问的问题都自己回答了。”）与贾妮斯在英格兰南部的锡德茅斯（Sidmouth）度迟到的蜜月。6月10日，约翰·奥尔巴赫[352]、艾尔·格罗策[353]、思蒂·科根、索尔·斯坦伯格、埃莉诺·克拉克[354]、罗莎娜·沃伦[355]、基思·博茨福德、威廉·阿罗史密斯[356]、菲利普·罗斯、克莱尔·布鲁姆[357]等人突然齐聚佛蒙特州威尔明顿市的贝蒂·希尔曼小厨师餐厅（Betty Hillman’s Petit Chef），出席贾妮斯悄悄为贝娄安排的七十五岁生日聚会，让贝娄大为惊喜。（“聚会带有浓厚的契诃夫风格，”罗斯回忆说。“人们站起来，热泪盈眶，再坐下。”）在纽约，接受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Medal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开始学习拉丁文；读《恺撒纪事》（Caesar’s Commentaries）。阿尔贝托·莫拉维亚9月去世。10月，市长理查德·迈·戴利[358]在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为贝娄再次举行生日庆祝会。和贾妮斯一起旅行，到蒙特利尔、圣安东尼奥、迈阿密、辛辛那提[359]讲学、读书。

1991年　继续写作《所有的弹珠还都算数》和《攸关爱情》。冬天和贾妮斯去意大利和以色列。应布鲁诺·巴托雷蒂[360]邀请，在佛罗伦萨讲莫扎特。为《假日旅行》（Travel Holiday）杂志写了《冬游托斯卡纳[361]》（Winter in Tuscany）。在恺撒利亚的“海上田野”基布兹农场[362]看望友人约翰和诺拉[363]·奥尔巴赫夫妇。参加图里高中聚会。7月，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去世。艾伦·布鲁姆病重；贝娄和贾妮斯每天都去照料他。

1992年　4月，参加在罗比楼[364]举办的餐会，庆祝社会思想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布鲁姆出席；10月，布鲁姆去世，死因是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那些因为他的精英主义思想而指责他的人，面对他那么明显——我还得加一句——又那么仁慈的优越超群，想让他怎么办呢？”）威廉·巴雷特[365]去世。

1993年　威廉·阿罗史密斯去世[366]。比娜·卡姆兰尼（Beena Kamlani）现在是贝娄在维京出版社的编辑。随笔集《集腋成裘》（It All Adds Up）出版。从3月到5月，和贾妮斯住在巴黎；应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367]的邀请，在雷蒙德·阿隆学院（Raymond Aron Institute）授课。4月，到葡萄牙和匈牙利讲学。波士顿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368]邀请贝娄到该校任教；贝娄接受了，结束了在芝加哥大学三十年的教学工作，和贾妮斯一起把家搬到了波士顿。（“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都给了芝加哥，离婚法庭上他们说得对。[……]人们问我，你为什么要走呢？我说，我沿街走去，总会想起我那些已经去世的故人，我受不了了，该走了。这儿住过我的一个女朋友，那儿我参加过聚会，还有那儿我去开过会，诸如此类。我那么熟悉的人，我那样爱过的人，多半都不在了。”）11月，应邀去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在弗兰克·康罗伊[369]主持的写作讲习班上讲课。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做会议发言。

1994年　艾萨克和瓦西莉奇（Vasiliki）·罗森菲尔德夫妇的儿子乔治·萨兰特（George Sarant）去世。3月，贝娄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举办的餐会上受到表彰。在艾德菲大学[370]讲学，4月，在哈佛大学讲学。应邀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和西雅图市[371]演讲。11月，在加勒比海上的圣马丁岛[372]休工作假期间，因食用受到污染的鱼，发生严重的肉毒鱼类中毒。回到波士顿，从感恩节到元旦一直在住院。

1995年　1月，爱德华·希尔斯去世。贝娄继续在波士顿大学的教学工作；因仍在康复中，所以在海湾州路[373]的家里授课。恢复出行能力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海德公园校区，在曼德尔厅（Mandel Hall）对座无虚席的听众发表演说，题目是《民主体制下的文学》（Literature in a Democracy）。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探望友人沃纳·丹豪瑟并讲学。拉尔夫·埃里森4月去世[374]。斯坦利·埃尔金6月去世。7月，贝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圣劳伦斯河畔》发表于《绅士》。和基思·博茨福德一起创办新的文学期刊《文坛消息》[375]。12月，接受胆囊手术。

1996年　贝娄夫妇离开海湾州路的公寓，搬到布鲁克莱恩[376]的房子里。埃莉诺·克拉克2月去世。为准备题为《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年轻人》（Young Men on the Make：Ambitious Young Men in the Novel）的研讨会，贝娄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俄国人有一种魅力，很容易让人受到感染——要对马克斯·韦伯[377]主义说对不起了。他们的社会常规允许他们自由表达对自然和人类的情感。我们对情感表达的传统态度则是比较严格克制的。我们必须谨小慎微，坚忍自制，遵守各种清规戒律。我们缺乏俄国人的那种开放坦率。我们的路要窄一些。”）为备课还读了《高老头》[378]，《红与黑》[379]，《远大前程》[380]，《嘉莉妹妹》[381]，《了不起的盖茨比》[382]。在波士顿大学给大学教授们开讲座。在哈佛大学和皇后学院[383]举行读书活动。开始写《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这是以艾伦·布鲁姆的生活和死亡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断绝了与哈丽特·沃瑟曼长达二十五年的业务联系，安德鲁·威利[384]签约成为贝娄的文学代理。迈耶·夏皮罗[385]3月去世。12月，贝娄的前妻苏珊因动脉瘤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1997年　中篇小说《真情》（The Actual）4月出版。7月，弗朗索瓦·福雷突然去世。贝娄在华盛顿特区参加自己的肖像在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展出揭幕仪式。像往年一样，春、夏、秋三季贝娄夫妇大部分时间在佛蒙特度过。欧文·巴菲尔德12月去世，享年九十九岁。

1998年　在纽约，贝娄参加了在第九十二街希伯来青年会[386]举行的拉尔夫·埃里森悼念仪式。在东北大学、波士顿学院、地标学院[387]讲学。接受马丁·艾米斯为英国广播公司[388]电视纪录片所做的访谈。在波士顿，出席宴会，参加郊游，和新老朋友聚会，其中有露丝和莱恩·怀斯夫妇[389]、斯蒂芬妮·纳尔逊（Stephanie Nelson）、基思和娜塔莉（Nathalie）·博茨福德夫妇、罗莎娜·沃伦、朱迪丝（Judith）和克里斯托弗·里克斯夫妇[390]、蒙罗和布伦达（Brenda）·恩格尔夫妇。4月，赖特·莫里斯[391]去世。6月，艾尔弗雷德·卡津去世。在佛蒙特，常与贝娄夫妇一起就餐聚会的有沃尔特·波赞[392]、赫布和利比·希尔曼夫妇[393]、阿瑟和琳达·科普兰夫妇（Arthur and Lynda Copeland）、弗兰克·马尔蒂斯（Frank Maltese）；经常来访的有菲利普·罗斯、诺曼和塞拉（Cella）·马内阿夫妇、琼和乔纳森·克莱因巴德（Joan and Jonathan Kleinbard）夫妇、索尼娅和哈维·弗里德曼夫妇（Sonya and Harvey Freedman）、温迪·弗里德曼（Wendy Freedman）、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eedman）、马丁和伊莎贝尔（Isabel）·艾米斯夫妇。

1999年　索尔·斯坦伯格5月去世。6月，詹·法·鲍尔斯[394]去世。贝娄接受罗马尼亚小说家诺曼·马内阿长时间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后发表于《杂录》季刊[395]。继续写作《拉维尔斯坦》。爱丽丝·亚当斯去世。9月，贝娄在蒙特利尔讲学。怀孕已数月的贾妮斯和他一起去了拉钦，参观索尔·贝娄图书馆。贝娄接受菲利普·罗斯的系列访谈。12月23日在波士顿，贾妮斯生下女儿娜奥米·罗斯·贝娄（Naomi Rose Bellow）。（“我敢说，这世上没有哪个孩子会像我新得的这个一样，拥有这么好的母亲。”）

2000年　《拉维尔斯坦》出版。在纽约莲花俱乐部（Lotos Club）举行了庆祝会。卡尔·夏皮罗[396]去世。贝娄在哈佛大学朗读《拉维尔斯坦》节选。获新英格兰图书馆奖（New England Library Award）。夏天到佛蒙特来看望贝娄的有菲利普·罗斯、马内阿夫妇、克莱因巴德夫妇、艾米斯夫妇。10月，贝娄、贾妮斯、罗茜[397]到圣路易斯[398]看望克莱因巴德夫妇。

2001年　《短篇小说集》（Collected Stories）出版，序作者贾妮斯·弗里德曼·贝娄，导言作者詹姆斯·伍德[399]。

2002年　贝娄身体不适，但继续在波士顿大学任教，并邀请詹姆斯·伍德和自己共同主持研讨课。约翰·奥尔巴赫去世。

2003年　美国经典书库出版社（Library of America）开始出版统一装帧的五卷本索尔·贝娄文集。贾妮斯请罗杰·卡普兰[400]、马丁·艾米斯、基思·博茨福德、詹姆斯·伍德等和贝娄共同主持每周一次的研讨课。罗莎琳·图里克去世。贝娄的姐姐简·贝娄·考夫曼（Jane Bellow Kauffman）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2004年　贝娄获波士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久病不愈。戴维·格雷纳9月去世[401]。贝娄依然与妻女冬天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莱恩，夏天住在佛蒙特。

2005年　4月5日，索尔·贝娄逝于布鲁克莱恩自己家里，在举行过犹太传统仪式后，葬于佛蒙特州布莱特伯勒的布莱特伯勒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