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1932—1949

冬日下午，地冻五英尺，芝加哥的寒冷似乎有着猎头的野蛮人那种威力，能让人的脸都皱成一团，这时身处盐渍得白花花的街道上，周围全是溅满泥点的汽车，你会百感交集，而这是人在芝加哥所特有的一种状态，那里面枯燥与兴奋混在一起，生活的天地狭窄逼仄，其中却给出一种强烈的提示，告诉你自己的活动空间有多大，灵魂的扩展与紧缩并行，因为匮乏、困境和令人绝望的条件所限而觉得束手束脚，同时也因为渴望获取更多而觉得需要采取某些“不切实际”的办法。对这种状态的确是无可奈何。朝哪个方向扩展？发展成什么样子？回答只能是接受这种条件，就像赌徒接受荒谬的结果，病人接受自己得了怪病这个事实。在一座四百万人的城市里，碰上这种倒霉事的人也就十来个。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读小说，写小说。

——《杰弗逊讲座演讲》

1932年

致耶塔·巴尔舍夫斯基

1932年5月28日，密歇根，南黑文

决定[写在信封背面，字迹潦草]

我亲爱的耶塔：

我知道这封信会让你很意外，当然比我突然离开要好点，可也还是意外。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来得及匆忙带上我的游泳衣，还拿了几张纸。今天的事弄得我脑子里乱哄哄的，可我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信，耶塔，好想和你说说在我心里积攒下来琢磨了好几个星期的话，这些话在我脑海中翻来滚去，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出来。面对你我张不开口，耶塔，全是因为没把握，胆小。真的，我承认我是个胆小鬼。我们大家在内心里其实都是胆小鬼，但是承认了，胆小也就不算什么事了。

天黑了，寂寞的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说悄悄话。夜色中不知何处，一只鸟迎风啼叫。我哥哥在隔壁轻声打鼾，没完没了。乡村在沉睡。密歇根湖里的波浪愤怒地朝着房子涌来，却无法接近墙脚，只能怒吼着退去。我头顶的灯摇来晃去，又晃去摇来。那影子投在纸上，投在我脸上。我想啊想啊，耶塔，随波逐流，随着夜，随着无穷大无限远，而我所有的思绪都是围绕着你的。但是我这些围绕着你的思绪并不全是温情，这里有针刺，有鞭笞。要不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你心里可能会说：“真会玩弄辞藻啊。”因为你有一副青共联[402]的头脑。要不就是：“这个杠头笨牛贝娄，听见什么话了？”

可你还是会一直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会一直祈祷。（因为你很虔诚，耶塔。）

“他为什么要写信呢，这个傻瓜，他为什么不等回来再说，好让我吓唬吓唬他？”

我不喜欢大惊小怪。比大惊小怪和菠菜还要让我不喜欢的只有我自己。你也许会觉得我疯了？我就是疯了。可我手中有笔；我如鱼得水，我藐视你。（此处有一段长长的静默，然后狂风突起般发出一声叹息，不屈不挠的贝娄豪情满怀，全力以赴继续前进。）

近来你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好像那位屡教不改的[内森·]戈尔茨坦有点心神不定。你好像在他人面前把你对他的喜爱之情表现得太过分了。情况的确很严重。（插一句：耶塔，一定要把我这几句话给戈尔茨坦看看。）你听着，我要放弃你，这不是在做什么牺牲，我也不想瞒着谁。我讨厌牺牲，讨厌殉难——那些东西都虚伪透顶——都是野蛮人死守教条和狂热的表现——那背后的动机，而且是戴着面具的动机，让人厌恶——里面藏着的，不过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而已。

所以我们分手是双方同意的。你带着半真半假的兴趣去听戈尔茨坦的马克思主义高谈阔论；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时间和空间醉人的怀抱里抑制着欲望和希望。东方人是信命的知道吗？可能是因为我有点返祖吧，我想说的是：“该来的总会来。”所以我很满足。我不后悔。我会把自己包裹起来躲一段时间养养伤。也许会从苦行者那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平静中寻求慰藉。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正当理由的。隐居就是为一件正确的事里出现的错误寻找正当理由的一个途径。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会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撇着嘴，用一只疲惫的眼睛看着这个肮脏的世界，把自己的悲伤和感情奉献于珀尔的脚下。如果她不屑一顾，我就回家，去写让人心碎的诗，拉小提琴。不这样做，我就会陷入一种昏睡中才有的满足感，只是爱情一结束，昏睡也就结束了。因为爱情让人发昏。

我和你绝交，即是为此。

我们仍然可以做泛泛之交的朋友。不过到了我已老迈昏聩你也臃肿不堪的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和解。中间这段时间，就快快乐乐地过吧——我那臭名昭著的猜疑心要是不捣乱的话，我也会尽力在珀尔这里获得满足。

所以，耶塔，

这就算说再见了——

你可以随意处置这封信。

这封信是现存最早的一封贝娄写的信，当时他还不满十七岁，显然是和一个哥哥一起在度假。内森·戈尔茨坦不久即与耶塔结婚。1940年代他们离婚后，耶塔嫁给了马克斯·沙赫特曼[403]。珀尔的身份信息未知。

1937年

致詹姆斯·托·法雷尔

[未注日期][芝加哥]

亲爱的法雷尔先生：

也许您会觉得很惊讶，《灯塔》杂志的副主编居然会和您的政治观点一致，可事实的确如此。我和艾尔·格罗策说了好几次，请他帮我给您写封信。我懒得再和他说了；我敢肯定他没写。也许他不屑于把他那种马基雅维利[404]式的天才浪费在鸡毛蒜皮的信件上吧。

如果您能告诉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份杂志，从[西德尼·]哈里斯的信里您对他得出了什么印象，您认为这份杂志承担的是什么角色，您觉得这份杂志能不能有些用处，我就和您详细说一说这份杂志的来龙去脉，并且说明我在其中起的作用。我先给您透露一点信息：就编辑工作而言，我没法让这份杂志转向左翼，因为哈里斯是个十分精明的机会主义杂种，他不会允许的。但是如果本刊作者都是举国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作家，杂志可以因此增加分量，那么我们可以很快就让哈里斯靠边站。

斯大林的追随者已经把他开除了，而且强烈谴责这份杂志。本地共产党分管教育的主管杰克·马丁（Jack Martin）给哈里斯写了一封信，说他是一张法西斯主义唱片，是盖世太保[405]的代理人，还有几种缺乏创意的说法。不知怎么弄的，斯大林的追随者们不再遵守集中的纪律，而是通过加入自由主义小组分散开来了。他们人分得太散，马丁的指示还没有传达到全体成员呢，每天都有满脸稚气的青共联小男孩来要版面，要登美国青年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的会讯，这些版面哈里斯都免费提供，甚至用得很浪费。

我们当然还没有失去共产党这个客户。因为我们周围挤满了自由主义者，而[厄尔·]白劳德[406]的部下也必然要聚在自由主义者身边，就像果蝇必然要聚在美味的香蕉上一样。如果哈里斯觉得有利可图，和解就有可能。不管是暗杀掉一个顾忌还是用刀捅伤一个原则，哈里斯都不在乎，只要能盈利就行。

期待您的回信。

谨致问候。

贝娄时为《灯塔》月刊的副主编，这份杂志是他的儿时朋友西德尼·贾·哈里斯创办的，自我宣传为“芝加哥的自由主义杂志”，这个编辑立场与贝娄年轻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情并不相投。在这封信里，他的意图是要和法雷尔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的作者联起手来。厄尔·白劳德1932年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他支持人民阵线[407]，其政策是与自由主义者友好相处，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但这一政策受到斯大林的制裁。白劳德作为共产党的候选人参加了1936年的总统大选，得到80195张选票。艾尔伯特·格罗策（1908—1999）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发起人，也是在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马尔马拉海普林基波岛上的时候登岛看望他的第一个西方人；格罗策在那里给他当秘书和警卫，时间不长。1937年，他在墨西哥城给约翰·杜威[408]带领的使团当速记员，这个使团的任务是揭露斯大林指控托洛茨基所采用的欺诈手段。格罗策后来成为贝娄终生的朋友。

致奥斯卡·塔科夫

1937年9月29日，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今晚真是过写信节了，我写了四封信。传递消息，或者不如说制造消息，我是一点儿也不累，因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没什么确实很重要的消息，除了一条，就是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复活了。艾萨克的骨髓里开始冒出了一点儿软骨。谁知道呢，再长长有可能长成骨头吧。他现在是个一本正经的学者了，要是他控制好自己，不再做他那些自说自话的演说，明年他就会成为一个地道的君子。他认真读书，无休无止。突然间他就严肃起来了，这一个星期都没有露出超现实主义的迹象。

理直气壮地批评人一向非常容易。那个星期六我找你的茬自然无可宽恕。就因为那件事，我欠了你多少人情，就招了多少骂，你的毛病也分摊给了我。此外，我既不知道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做出那样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是按照自己生命中无意识的私密部分所给出的提示去做了。

可你他妈的真是烦人。而且虽然我不该那么不耐烦，这次吵架的起因也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是你造成的。你的放荡轻佻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我都受不了了。你的做法背离了纽约，背离了你的母亲，也背离了珀尔；这样做就是回到了一种隐晦却十分痛苦的自我认识，我说过这种一知半解的状态会造成压力，其他事情一派混乱也会把你压垮，你却以那种狂放不羁的姿态拒不接受。我说的这些话不全对，可也不全错。起码有点真理的萌芽吧，否则我的生活也太出类拔萃了。

我猜艾萨克把我生病的事告诉你了。我现在还是很虚弱，兔子的肚皮都比我结实。现在我要躺下了。

祝好。

奥斯卡·塔科夫（1915—1963）和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始终是贝娄最亲密的儿时好友；仨人在芝加哥洪堡公园区相邻的几条街道上一起长大。1937年春天，贝娄从西北大学毕业，获人类学学士学位，同时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奖学金，而罗森菲尔德那时已经是该校的博士生了。

致奥斯卡·塔科夫

1937年10月2日，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先说说我家的事：果不其然，我走以前家里大闹了一场。我父亲像海绵一样软硬不吃，轻易不肯让步。他的生意经跟着他钻进了私人生活，他用各种顾忌折磨着他爱的人，而那些顾忌都是他从那个我极为讨厌的世界学来的。他开始像波洛纽斯[409]那样唠唠叨叨地教训我，痛骂我所有的朋友，警告我，恳求我，什么招都用，就差没有诅咒我了。当然了，他把我坚持的所有事情都给诅咒了，这也等于是诅咒我啊。前天晚上他把我折腾得要死。阿特·贝尔斯托克[410]的事已经结束了，可老头一发现阿特到过俄国，马上就用他自己那番道理加辱骂攻击他。我刚要走，他就开始骂我，我一下子火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在我的人品范畴中他在哪个位置、我对他的建议怎么看，还有就是我打算按我认为适当的方式生活。你可以想象，我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不决，也没有一点低声下气。我告诉老头，要是他不想给我在麦迪逊读书所需要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补贴，我就留在芝加哥，找个工作，找个老婆，永远离开家生活，这其实也挺好的。我连喊带骂，煤仓震得嗡嗡直响，老头没法，使出最后一招，硬说有人找他，悄悄地溜进夜色里去了。我再次听到和这件事有关的消息是，老头很伤心，因为我没给他写信。发生这样一场冲突之后，难道他还指望着一份爱的宣言吗？老太婆[贝娄的继母]给你打电话就是为这个；想看我是不是给你透露过什么。

今天上午收到我哥萨姆的一封信，信里催我赶快给老头写信，我想我现在得写了。可我跟他说什么呢？他对我的看法和我的真实状况差太远了。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成器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却没什么追求，也就是没有发家的雄心壮志，根本没有能力达到他那个世界的要求。（他错了，我不是没有那个能力，而是没有那个愿望。）我父亲，大概还有所有像他一样的父亲，对教育有着一种极为幼稚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实际生活以外，教育就是件例行公事，教育应该让人具备一种和物质本体（钱）紧密相关的上流社会优秀气质。他们不去设想这种教育会对道德生活和智能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而且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还有个美学生活。他们不发神经的时候都是好人，说到底，我们又能指望他们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真想把学来的那些概念付诸实施，那这种冲突就必然发生。我和老头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我该和他说什么？以他的方式来看，他是个举世罕见的珍品。比如：他夸口说他看过普希金[411]、莱蒙托夫[412]、契诃夫[413]、托尔斯泰、屠格涅夫[41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我相信。可他怎么能睁眼看着这些人却又竭力像他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行事呢？[……]

我家的事就说到这儿。

看来你要学人类学了，我的天！这比英语系要好太多了。要是不以学一种挣钱的技能为目标的话，这个专业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里最有活力的学科。你既然要读书，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学科，对你帮助最大。当然了，你得学会保持平衡，不过学人类学要比学英语好办一些。至于如何满足财务要求好让你修完学业么——那再简单不过了[415]。好学生有大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你不知道很多作家在社会知识方面有多么幼稚。咱们这个时代的倾向是无论如何都要把道德高尚看得高于美学素养的。我觉得咱们谁都不是纯正的美学家。艾萨克是最接近的，也不行。人类学里有些东西会有点麻烦——史前史和体质人类学，还有描写人类学里的一些内容。可那毕竟都是人类学里最不重要的部分。我把那些东西看成必需的手段，也就是社会哲学的工具。费点力气，用一用，然后就可以甩到一边去了。进而言之，若是长于理性思维，即便在工具中，都能发现某些神奇之处。

你一定要见见[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就连艾萨克都完全让这个人征服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公民，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他了解毕加索[416]，不次于他了解钦西安人[417]的宗教，他了解莫扎特，就像他了解巴斯蒂安[418]，他还了解托马斯神学[419]，就像他了解波利尼西亚[420]。你一定要看看他书架上的那些书。[艾尔弗雷德·路·]克罗伯[421]旁边就是西德尼·胡克[422]，还有列宁，当然还有很多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研讨会上他可以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埃利泽·雷克吕斯[423]的人类学思想，那可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424]的挚友啊。他是个钢琴鉴赏家，是个美学家，是个布尔什维克，是个教养深到骨子里去的人。

我在听大师金博尔·杨[425]开的高阶社会心理学研讨课，和他一起主持这门课的是他的朋友[艾利赛奥·]维瓦斯[426]，艾萨克会很高兴在信里和你说说这个人。还有一门介绍古典经济学家的课，一门欧洲史前史。

我猜你看完这封信用了大半个钟头。慢慢琢磨去吧。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戈登威泽（Alexander Alexandrovich Goldenweiser，1880—1940），乌克兰出生的社会科学家，弗朗茨·博厄斯[427]的学生，因在图腾崇拜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和充满魅力的教学风格而极受敬重。1937—1938学年他住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致奥斯卡·塔科夫

[邮戳标识为1937年10月13日，威斯康星，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我要怎么帮你才好？我能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全心全意去做。就是在地狱里躺在你身边，我也会尽全力帮你。可地狱是给咱们祖先用的。对咱们来说，什么事都没那么简单。我提不出什么建议，一方面是因为我和你的情况相差太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呢。

我是个怪人，奥斯卡。我身上老是发生没法解释的怪事。此刻我深陷于爱情之中，我想我得继续爱下去，因为这是我的救赎。可换成你，你就没法在爱情中得到救赎。看出咱俩有多么不同了吧？就连咱俩对爱情的容量都不一样。

你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你得跟自己的心魔角力，因为我虽然此刻已经把我的心魔压倒在地，可他还在乱踢，并没有认输。

尽管如此，我觉得你的路子是对的。不要放弃人类学；我但愿自己能接受人类学的全部内容。人类学没准能让你更接近真理，也没准能让你更加快乐。如果你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领域可以让你施展拳脚，你肯定起码会感觉更加自由。要是有哪个学科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人类学了。你看看《一个帕帕戈女人的自传》（美国人类学会回忆录丛书）[428]这本书，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是美国人类学会出版的一部专著，在期刊阅览室一定能找到。去年才出版。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宇宙存在。还有其他的生命，带着泥土的颜色[429]，像洞穴的墙壁一样狭窄，却仍然像岩石一样宽广、像狼一样自由凶猛。

看看这本书，然后给我回信。

祝好。

致奥斯卡·塔科夫

[邮戳标识为1937年12月7日，威斯康星，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我是狠下心来，匆匆忙忙给你写这封信的；这样对你真是很不像话。不过现在正是论文准备阶段。我手头有好几篇论文要写，也许超出了我应该承担的工作量。结果自然就是，我得承受比平时更多的焦虑。我知道我把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了抽烟和瞎忙上面，工作的时间反而不多。可我改不了这个习惯。

艾萨克的论文是以乔西亚·罗伊斯[430]的“绝对”概念为主题的，从他一开始写论文起，他就让人无法忍受，到现在都这样。哲学系要是给十足的模棱两可和谨言慎行的含糊其辞颁发桂冠，他们应该把枝叶最鲜嫩的那一顶颁给艾萨克。如果这篇论文得到[马克斯·卡·]奥托[431]首肯，艾萨克就能留下来。否则他就得回家。不过在写作过程中他突然发现，他有事干的时候，没有芝加哥他也能过得很好。艾萨克将来会怎么样，比我还要难以预料呢。

我没空详细问你对人类学的感觉。要是你想主动提供什么信息，我乐得洗耳恭听，因为如果我有必要劝你打消某些念头，那我最好还是现在就开始准备。

祝好。

两个学期后，贝娄放弃研究生学习，返回芝加哥，和安妮塔·戈什金结婚，安妮塔是印第安纳州拉斐特市人，克里米亚犹太移民的女儿，在美国西北部激进人士的圈子里很引人注目——“心直口快，胸部丰满，相当固执”，这是贝娄高中的朋友赫布·帕辛对她的回忆。

1939年

致奥斯卡·塔科夫

1939年10月[？][芝加哥]

亲爱的奥斯卡：

你说得非常对。你走以前我们本应好好谈谈的。不过也非常坦率地说，你走的时候我并没有想着和你谈。不是生气，也不是厌烦，而是“不太高兴”，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几乎无所谓了。我不需要从你那儿得到什么，见不见你，和你谈不谈，都关系不大。你走还是留，对我都一样。说实在的，你走了以后，我觉得空气都要清爽一点了。我现在可是能多坦率就多坦率，把我当时的感觉和心里话都告诉你。我觉得你也可以同样开诚布公。你我都有很多理由这样做。

我现在的看法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给你离开这件事至少加上一个好处。

你不会像艾萨克那样被迫回到芝加哥来，这让我很高兴，他现在心烦意乱，脾气也臭得很，但是已经做好准备，要以同样的全套把式重新开张，继续过他的第二十二个年头。他正在想办法把《意第绪语快讯》（Yiddish Courier）办得有点起色。

我知道你会乐于听到这个消息的：帕辛要参加和解联谊会[432]了，这是个基督教和平主义组织，他还宣布完全[433]放弃马克思主义。我就知道，他会扮演一阵子“皈依基督教”的角色，有科拉的影响嘛，还有他岳父，那个可怕的医生。不过看到他以这种选择来代替政治生涯，还是让人吃惊，而且令人厌恶。如果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么做，不知怎么我倒觉得完全可以谅解。真实的原因让他的整个行为显得那么冷酷而油滑。

他逮住了艾萨克，现在艾萨克也在兜售帕辛的一些观点，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形成这些观点完全是因为他们只顾愿望而罔顾思考，这是我的看法。

下次写信你问问他吧。安妮塔向你问好……

致奥斯卡·塔科夫

[邮戳标识为1939年12月5日，伊利诺伊，芝加哥]

亲爱的奥斯卡：

听说你生气了，因为我在上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给你的信里说“空气都清爽了”。也许正如他们在这里到处说的那样，我那种语义表达太笨了。我想我可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说法不应该引起误解的，我有点担心；我那句话好像膨胀得超出预期了，成了一种冒犯。

你不知道（也许现在知道了）咱们这个圈子现在是个什么状态。结婚以后我就出来了，单打独斗，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我就忙别的事去了，这样一来，我想我就看清了我们正在失去的是什么。你，艾萨克，还有其他几个人，深陷于一种非常不愉快的关系中而不能自拔。明面上说——社会定位——这是个友好的群体。而实际上，群体内的友谊很少，更多的是嫉妒、深藏不露的恼怒、厌恶，还有事实上存在的一种需求，就是像理所当然可以利用敌人一样利用朋友。比如说，有几次晚上聚会的时候，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来你讨厌我。你嘲弄我的那种方式表现得很明显。

这出温情小戏的下一场中出现了两极分化。我给扔到[萨姆·]弗莱菲尔德的阵营里去了；你和艾萨克靠拢，形成新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强化了。一个人做的事对另一个人做的事起补足作用。一个人的思考、希望、需要、写作、赞美也都同样如此。在我看来，这好像太低能了，既可笑又幼稚。这样两个富于创造力（这是你们希望而且还努力争取成为的状态）的个体就不应该黏得这么紧。老实说吧，就我能看到的状况而言，你们俩抱团是因为无助。你们抱在一起攻击别人，攻击自己，要是在那段时间里你觉得我有的时候显得很可笑，那不妨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自己。你死气沉沉，那样子既不好看也不可敬。

你们俩和[阿贝·]考夫曼之所以走得很近，并不是因为你想到的那个原因。我对考夫曼毫无反感，我反感的就是这个原因。很简单。你弱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强。他勇敢无畏，不惧冒险，还毫无顾忌，而你是真的非常胆怯。结果周围冒出来很多让人不愉快的粗俗笑话。这就严重败坏了你的名声。我看到的是病态而不是热情的友谊，所以我自然就立刻变成了粗人。我不喜欢你们俩对某个人产生的那种崇拜之情，这个人很出色不假，但他也像任何其他人一样错误百出。你们俩这种神化行为在我看来十分荒谬可笑：受别人骗，还自我欺骗，狂热地深陷其中还笃信不移，老天爷，整个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个白痴干的。你们俩的无能为力暴露无遗。真可怜。

我当然经常犯错。但是有了这个资格，我照样经常犯错。不过我很容易看出你的错，正如你也很容易看出我的错，而任何时候，我都会把你的错当场告诉你。那天晚上在艾萨克家，我不愿意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而你，整个这件事都是你筹划的，所以你能以上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风度表现你的谦恭。这件事自始至终让人恶心。考夫曼并没有因此增光。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把他推到我的对立面，靠的是一种非常无能的办法，究竟是什么，你自己都不十分清楚。这事简直就是愚蠢透顶。那天晚上我们这些人里连最傻的人都看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你、艾萨克、考夫曼把你们自己当成了某种贵族，好像拥有什么永恒的特权，可以任意踩踏别人的手指。可是你自己的手指被踩的时候，你立刻就咆哮起来，一点犹豫都没有。

你要是看见现在的考夫曼—罗森菲尔德组合，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也许吧……

你走了，这种事情就没了，所以空气还就是清爽了。我可不想哄自己玩儿。今年夏天我们的确不是朋友。你把我单挑出来当死敌对待。你没法否认这一点。所以我干吗要装模作样维持一种关系呢。我眼里看到的恶意多于好意。想想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再来看你指责我的时候能不能问心无愧。你是真理的信徒，有的时候却不能承受真理，这太糟糕了。

我上一封信说的就是这些，只不过没有这么详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过去了，足可以让不快的情绪消退，以我对你曾经有过的好感取而代之。如果你因为我对你说了实话而和我疏远，那可真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理由了，我绝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我希望你接受我的解释。而且我希望你给我回信，因为如果你不回信，我想我就不太可能再给你写信了。艾萨克可能已经告诉你了吧，2月份我大概要到墨西哥去。

问露茜和希德好。

祝好。

阿贝·考夫曼也是贝娄的高中同学。

1940年

致奥斯卡·塔科夫

[未注日期][芝加哥]

亲爱的奥斯卡：

咱们别再老写那些东西了。本来就是你提议的嘛，你说相隔这么远，不该那么做。我想你说得对。我可能会提到另一种距离，就是我和领悟之间的距离（还有领悟和行动之间的距离）。你说的关于安妮塔的那些事里，有很多我都绝对不会否认。近来因为她的事我遇到了很多很多麻烦，这两个月里有好几次我们都差点分手。我们有时候吵架其实并不是因为琐事，而是因为彼此之间看什么都不顺眼，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还有一点就是，当初我们结婚的主要理由不存在了。但是究竟要不要和解，我一直左右为难，因为我的失败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加上一个。

先别管这事了。根据我听到的消息来看，很快就能和你见面了，这才是让人高兴的事呢。

我一直很想你——特别想。也许到不了艾萨克那个程度；我的工作和我要考虑的事比他可多多了。不过我还是很赞成他的意见，觉得你应该留在纽约。[……]你要是能坚持的话，就待在那儿别动，至少过一段时间再说。

我很可能春天去墨西哥。已经和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教师学院]打了招呼——[……]我想我可以让你去接替我在那儿的工作。这样，只要战争没有爆发，我相信你就会得到一份能给你独立和闲暇的理想工作，过去的一年里，我利用这份独立和闲暇做了不少事。

我那个《鲁本·维特菲尔德》快写好了。到春天就可以完稿。我觉得这本书没有体现出我能达到的最好水平。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个题材也的确更适合于让一个成熟得多的作者、一个成长更为充分的人来写。这其实不是我的活儿。在写作过程中，我的看法和兴趣经常变，每个月我都想回过头去，用一种新的思路来把它重写一遍。有些部分我重写了四遍，结果就出现了多处严重脱节。我现在正在构思的这个更有个人特点，不是既聪明又坚强的那种，我很想赶快开始写这个新的题目，所以《鲁本》[434]就处于一种匆忙赶工的状态。这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到了让人讨厌的地步，有很多次，因为这事整个儿看起来那么浅白愚蠢，我都想放弃了。不过我会把它写到结束为止的。

“结束”这个念头不光是出现在《鲁本》和我的婚姻这两件事里，对运动[435]我也有这个想法。派别斗争爆发之前我是置身事外的，可现在整个局面已经变得有些恶心了——老先生[436]恨不得捅[詹姆斯·]伯纳姆[437]一刀，把他踢出运动之外，老前辈们歇斯底里，让人苦恼[……]，论战本身又那么愚蠢——所有这些让我下定决心，少数派屈服并且放弃伯纳姆这种事再来那么几次，我就不干了。

我已经开始看书了，准备重新思考一番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的价值，或者不如说，准备第一次好好学习一下这些原则——主要是[弗兰茨·]伯克瑙[438]、[阿瑟·]罗森贝格[439]、罗莎·卢森堡[440]对列宁主义的态度。在我们面临战争的时候，国内仅有的一个革命党却分裂了，这他妈的就是犯罪。我觉得我们也会给压成齑粉的。

艾萨克已经不干了。你觉得如何？

我不打算马上退出。我还在等（还有很多人也在等），想看看这次大会的情况。我可以坚持。我不想在危险降临的当口离开。原因正是危险降临。

替我问候露茜和希德。

祝好。

贝娄试笔性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本·维特菲尔德》无迹可寻。

贝娄和塔科夫此时仍在其中而罗森菲尔德已经退出的这个政党是社会主义工人党[441]，这个党从属于美国共产党，但持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与美共主流所持的斯大林主义对立。但是到1939年秋季，工社党本身分裂为两派，多数派的领袖是詹姆斯·帕·坎农[442]，为在墨西哥流亡的托洛茨基（“老先生”）所支持，少数派以马克斯·沙赫特曼和詹姆斯·伯纳姆为首，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443]签订、苏联入侵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之后，他们宣布苏联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1940年4月工社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上——贝娄在信中提到了这次大会——坎农派得胜，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与该党百分之四十的党员一起退党，其中包括贝娄和塔科夫。

致奥斯卡·塔科夫

[邮戳标识为1940年12月9日，伊利诺伊，芝加哥]

亲爱的奥斯卡：

我不知道我的兵役登记号，这事你记得吧？现在好了，昨天拿到了我的证明材料，你再也不必感觉“落单”了。我的地方命令编号是282，再怎么延期，我当老百姓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年了。我的公民身份掌握在移民局的手里，负责处理我这个案子的人向我保证，最迟1月中旬，我就可以拿到要求入籍的初步申请书。因为除了初步申请书以外不需要别的了，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机会可以跑掉。我最多只能进二类[444]。

不知道登记号我觉得很高兴。那种状态让我心中平和，那是一种危险降临时的平静。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极为焦虑。我的朋友们为此焦躁不安，比我可严重多了。我甚至都不需要自我安慰。什么都没变嘛。

艾萨克感觉受到了歧视。他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现在他都说起要主动报名参军了，他说这个时候还落在后面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珍重的一切都在训练营里。

这当然不是闹着玩的，不过说实话我很吃惊，居然这么长时间没有人来追究我。西方世界里的每个人，还有东方世界里的很多人，不是拿起了武器，就是在武器的威胁下生存，在这种状况下还能继续自由自在地生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种运气，但不是为我设计的。那是为这个世界上像赫布·帕辛这样的人设计的，不是为我。记得你得到一份工作而且保住了这份工作的感觉吗？告诉你吧，和我摆脱困境的感觉一样。那种运气不属于我——不属于我们，准确地说。

没人追究啦，自由自在时间太长啦，都不过是偶然现象。倒不如说，这是个迟来的讽刺：我这么个对和“杀戮”或者“粉碎”沾边的东西都极为憎恨、极为害怕的人，居然这么快就给拉进军队里去了。

圣诞节见。

1941年

致奥斯卡·塔科夫

1941年2月8日[芝加哥]

亲爱的奥斯卡：

我以为你在家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从周三晚上到周五我都不在城里，我想那段时间里你也许给我打过。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身份完全合法了[在美国居住的加拿大人]，只要不动外国侨民，我就没危险，即便有事，也可以肯定，他们要往营地塞人的时候（我相信会建立一些营地），加拿大侨民拥有相对豁免权。根据到现在为止的迹象来看，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不能征召我入伍，虽然我还不能完全安下心来，因为还不能十分确定，但是我可以为这一年做些安排，这一点还是能推断出来的。

你上次来听到的那个故事砍了一半，就以这种状态要发表在《党派评论》的下一期了。这个故事非常独特。我当然很开心，同时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了。[德怀特·]麦克唐纳给我来信，问我能不能让他发表前面两个第一人称讲述的部分；他说另外那两个部分削弱了整体效果，应该删掉。没办法，他挑的这两部分是全书的主体，占四分之三的篇幅呢。他问我把“情人”和“政治”改掉行不行，可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尤其不明白他说削弱了整体效果是指什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也拿不准只留那两个部分会不会给我加分，我还是随它去了。我觉得受到了鼓舞，非常高兴又很疑惑，一时之间什么感觉都有。希望他心中有数吧。

我临去加拿大之前见到了帕辛。我们可说的话不多。周围有人，不可能私下交谈，以后如何也没有说定。我对他并无反感，只要我们双方都没有戴假面具这回事。我绝对不愿被人用于炫耀，也非常讨厌以虚假的随和装作和谁有什么仅限你我之间[445]的亲密关系（这你我是假设为大人物的）。帮朋友放松心情不算个什么事，但是要我对赫布这么做太难了，妥协的代价太大。

艾萨克从香槟[446]回来了，精神焕发，又活泼又乐观。最近他有了很多改变——都是好的变化。是不是瓦西莉奇[艾萨克妻子]的功劳我可不知道。不过他很用功，而且成果显著，就在眼前。这两个星期——你大概知道吧——他写了两三首十四行诗，我觉得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一点一点地，他进入了他自己[447]。

祝好。

希望地址是对的。真搞不懂，弄出两个地名来干什么呀（香槟和厄巴纳）[448]？

致奥斯卡·塔科夫

1941年2月20日，芝加哥

亲爱的奥斯卡：

我想了很长时间，不知如何给你回信。这么说吧，虽然有点自相矛盾，可我期待中你写的信就应该是这样的；信里看得出来一点你的味道了，不是那个一身毛病的奥斯卡，老是坐着冰冷的夜车去看某个没名堂的女孩。现在好了，干那些事儿的是奥斯卡，信里这个也是奥斯卡，不过我还是喜欢在信里看到的这个奥斯卡。至少他和我更为意气相投，更为真实，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和他结识，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关注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又把他吸引回来了。这个和我更为对路的人，在我眼前失去踪迹已经很久了，我猜对你而言也是同样吧，重新发现了他，自然令人心满意足。

有点意思的是，你的热情让我想起，在你我加上艾萨克这个仨人组合里，我总是像个实验用的兔子一样，最先跳出来做弥合工作。这种角色不太招人喜欢，也不是特别有用，我为此背上了某种责任，成不成都要去努力，这其实非我所愿。可是后来艾萨克成了哲学家，你成了社会学家，我的作用下降，我还是没有感觉到解脱，反而还是不满意。特别不满意的就是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成了“社会学家”，你还不是呢，你上次来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一点的。也不是什么要不要停止写作的事。或者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由于缺乏适当的表达方式，你没有像过去那样表现出你的感受能力，甚至都不想去表现某种感受力了，可我们很早以前就都认为这种感受力具有很高的价值，或许还是最重要的价值。艾萨克没有失去这种感受力，我是全力以赴去追求这种感受力，可你呢，好像经常是完全忽略，其中的原因嘛，我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你在香槟做的事绝不可能对此有所弥补，你也知道，不过推迟的理由还是充分的，说得过去，听天由命也不无缘故——你这几年过得不好，而且很快就要入伍了，等等。可我还是不相信，这些原因就那么重要，居然可以让你放弃记忆、写作和感知事物最基本的要求。

你的来信证明，你的感受力还在，就这一点，足以让我对你的状态感到高兴，抵得过你两年来所有的作为。不过当然喽，我不能只写一句“我很高兴”就算完事嘛。

《党派评论》发我的文章让我极为荣幸，不过说实话我对自己写的这篇东西不能说非常自豪。今天拿到了清样，我简直看不下去，没法按要求做校订。这绝非夸张。我宁愿发表点别的作品。也许我要求太高，过于苛刻；也许我缺乏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新闻写作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不管拿笔划拉出来的是什么，都可以拿去付印；也许尽心竭力太过认真本来就是错的，我早该送去付印而不必严格按标准办事。可是看着桌上的清样，虽然想什么都太晚了，我还是觉得我的想法没错。

《党派评论》用了我的稿子，真心诚意并且合情合理不感觉嫉妒而只会为我高兴的，只有你、艾萨克、萨姆[·弗莱菲尔德]、路易斯[·西得兰]再加上一两个其他的人。让我震惊的是卡比[449]，特别是西莉亚[卡比的妻子]。是这么回事：卡比和我同时寄出稿子，后来他那篇退了回来，还附有一封带鼓励口气的退稿信，信里对稿子第一部分提出了意见，和我们提的差不多。第二天我收到了用稿通知，这对他来说就太难堪了，当然这绝对不难理解。可是卡比的态度却让我有点上火，他说毕竟他才是更有资质的文学专业的人[450]，我不过是有点雕虫小技的玩家，什么都可以对付的文学多面手而已。好啊，他毫无疑问文学是懂得多，可那又怎么啦，我就是我自己，我这个自己不喜欢人家把我做的事说成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不过他一直还是挺友好的，我也是。找别扭的是西莉亚，她见到我们以后，并没有表现出坦然自若的风度，可要是没有了这一点，亲密的关系也就只剩打脸了。谁都看得出来，她十分恼怒。

上周三跟赫布[·帕辛]喝了一下午啤酒，完全达到了我的目的，不过我们俩人的表现都不错，能体现出教养和能力。打破行为习惯让他彻底放松下来还需要更多啤酒，超出你的猜测，即便以此为目标，也要冒很大风险，因为第二天很可能要难受一整天，所以我五点就回家了。但是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受到了很多惩罚，那天晚上感觉很不舒服。我觉得他非常需要有个人可以交谈，这个人要比他老婆更具备想象力，又不能像[费伊—库珀·]科尔[451]或者[梅尔维尔·让·]赫斯科维茨这种人那样太正规。但是有的时候——经常这样——他和这些人说话使用的那种语言会冒出来，像冰钳那样夹你一下。这才是活见鬼呢，被人利用的感觉太糟糕了！我不介意付出自己，可是上当让人恶心，也让我感觉自己实实在在地受到了玷污。这话我真不愿意说出口。如果赫布功成名就，那我很高兴，但是（我讨厌这种行为，于别人如此，于自己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一块口袋那么大蘸好墨水的印模往朋友的屁股上盖戳呢？这是很差劲的行为，很差劲的趣味，因为所有的谎言都反映出很差劲的趣味。

艾萨克向你问好。他很忙，几乎谁也不见。我每周最多只能回一次家。

祝好。

“卡比”即哈罗德·卡普兰，既是贝娄的好友，也是经常和他争论的对手，尤其是在早年间。卡比战后去了巴黎，然后一直在那里生活。费伊—库珀·科尔和梅尔维尔·让·赫斯科维茨分别是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

1942年

致梅尔文·图明[452]

[未注日期][芝加哥]

最亲爱的梅尔：

我想还是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再说，省得你还要在后面的长文中跋山涉水去找。我回来一个多星期了。我在纽约期间写作的成就可观，尽管还没有找到接受这部小说的出版商。有的出版社对我坦言他们支持的是中产阶级道德观，有的干脆就说这本小说卖不出去。有两家提出给我预付稿费。日晷出版社（Dial Press）要我写一本和军队有关的书，什么样的都行，哪怕是自己流水账式的行止记录，就是不要小说。我这本小说的命运现在就寄托在德怀特·麦克唐纳身上了。他没有太高的指望，我也同样。可能的结果是，《党派评论》发表一部分节选，然后作品石沉大海，等我过世以后书再出版，谢谢上帝，那会儿我就看不到了。不过别急，事情并非只能如此。首先，我有个代理人。他叫马克西姆·利伯，在第五大道靠近四十四街一间阴冷的陋室里工作，厄斯金·考德威尔[453]和阿尔伯特·哈尔珀[454]这些天才都是他的客户。他给我的建议是，我会成名的，只要我学着顺从一点儿，更好说话，别那么冥顽不化，非要达到我的目标不可。关于马克西姆·利伯还有哪些事儿可以说说呢？他属于那种不停地说明自己观点的人。他极少让步。“巴尔扎克是为钱而写作的，”他说，“行啦，别这么不屑一顾。莎士比亚也是，贝多芬也是。你要么接受这种观念，要么继续当无名之辈。等你四十岁的时候，看你还会不会不屑一顾。”我让他放心，我天生如此，改不了了，我会继续不屑一顾，直到我八十岁，假如我活到那个岁数的话。后边我没说出来的一句是：和利伯这种人打交道毫无疑问会缩短我的寿命。话虽如此，既然我用了他，以后我出版的东西可能就会稍微多点儿了，前提当然是我入伍后还有时间和精力写作。关键是精力，有没有时间倒在其次。不知怎的我是越有压力写得越好。

艾萨克和我最近都在给《新共和》写评论，瓦西莉奇[455]现在是这家杂志社的雇员[……]。她在那儿的位置对我们来说战略意义不可估量，因为可以接触不同类型的编辑，我们——尤其是艾萨克——得到的各种渠道和消息真是五花八门。比如艾萨克就通过他的一个关系成了专门为犹太人委员会（the Jewish People’s Committee）写稿子的电台编辑，我是刚要开始为《时代》周刊工作，征兵局就又把我叫去了。我还是1-A[456]类；上星期第二次做了血检，如果我的品行考察通过，两个星期内我就会入伍。

弗莱菲尔德如今在官场可是步步高升，这小子似乎前途无量。不过他是真的在干活，晚上八点以前一般都到不了家。经常要写个调查报告什么的，弄到很晚。周六是六七点钟回家，周日和假期都在办公室过。所以别为他没写信生气。他有他的难处。你以后会发现，他现在写信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腔调，写起来很费劲。要花很长时间，写的过程极为拘泥，你简直想象不出来——精彩的句子要全部想好，用什么风格合适也要先确定下来，然后才动笔。其实他已经用这种方法写好了一封给你的信，只是还没来得及打出来，我把你的埋怨转达给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谁知道呢。

过几天卡普[457]就要到战争信息局[458]去工作了。有一阵他倒霉极了，运气特别不好。他本来是要到司法部去的。都已经接收他了，联邦调查局等等都通过了。然后，那可是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以后啊，他发现他申请的那个位置已经取消有一段时间了。他马上动身去纽约，等了十天以后，拿到了另外那个任命。

报告新生儿两例。格罗斯（Gross）家添了个女儿，帕辛家是个儿子，叫托马斯·布里特（Thomas Britt）（好像是这么写的，搞错了就糟了）。噢还有，伊锡尔·普尔（Ithiel Pool）家生了个乔纳森·普尔（Jonathan Pool），中名是罗伯特（Robert）。生孩子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就这些了。其他消息到必要时会由女人们来发布，她们长于此道。

赫伯特和苏茜（Susie）一起在达拉斯住了一个月回来了。她是从山里出来和他见面的。事情的详细经过会永远封存在爱神的档案里。[……]我不愿意拿任何人的情感来取乐。他们最初的挣扎一般都很真实，即便这种挣扎的表现很可笑。也许我必须转变观念了，我严峻苛刻的头脑判定为可笑的事其实并不罕见，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许帕辛让我遗憾的就是他一次又一次出这种事。如果他一生中只有一两次这种事可以炫耀，也许我会觉得对他应该宽容一些。我只是针对苏茜这件事而言。帕辛身上其他方面几乎都让我肃然起敬。说几乎是因为，我还有几点重要的保留意见。我非常理解他对科拉[帕辛当时的妻子]和孩子的态度，不能理解的是，他天性倔强，不可能做错事，却让脚下的裂缝给拖了进去。他到死都不会承认有这么个裂缝存在。他会说得非常肯定，弄得你都糊涂了，要再看看到底有还是没有。当然是有的，那口子张得老大。你扔两块石头进去让他看。看见了吗？可他还是不承认。他呼呼地往下掉，这时你才听见他喊：“真的有啊！”还有一点，帕辛的世界观里有些方面我不能信任。那里面有睿智，有很实际的精明干练，但我觉得也比较狭隘，令人悲哀。给他个难题他能解决，给他个堡垒他能摧毁，给他个提示他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却看不到任何原则，除了对他有用的那些东西以外。他的观念，一言以蔽之，是技术性的，不是诗意的。他对某个目标爱得发狂，只是因为他对爱的投资偏于吝啬。尽管如此，我还是确实非常尊重他、敬重他。如果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分量很重的失败，那么我其实也看到了他身上分量很重的成功。帕辛是令人钦佩的。

此时此刻他可是骑虎难下了。他不知道拿科拉怎么办。他对她一向束手无策。他的生理状态总是迅速服从心理状态，这你是知道的。在她面前他占不了上风，虽然他很想而且非常渴望占上风。与此同时他也不知道拿苏茜怎么办。还有萨米[459]的事……他这事你必须想点办法帮帮忙，真的非常有必要。他没出路的，只能是给自己惹个大麻烦。另外他对帕辛而言也是个折磨，因为他还把帕辛当成知心好友呢。赫布受不了这个。有一次萨米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感觉赫布的心里满是妒忌。他妒忌的倒不是科拉跟他睡过觉，而是科拉和他之间在其他方面也十分亲密，那种关系非常单纯，与肉体无关，他觉得这一点对自己的伤害要大得多。你想想办法怎么样？尽你的力就行。

好了，现在说说你，神圣的山羊耳朵少年[460]，这是卡比对你的称呼。我在此向你提出建议，因为我是元老，有爱心，同时也知道，见我嘲弄帕辛和他的情人，你一定会龇牙咧嘴表示不满。知道吗，你的风流韵事都处理得很轻松，这就让我觉得你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有这种感觉的可不止我一个噢。还没见到你的雪莉。不过要是军队没把我匆忙叫走，我会见到她的。我没有先见之明。我有的只是预感。但我确实知道，隔着几千英里，她很容易显得极为诱人，而如果你明天就在欧文公园路和她睡觉，周六你就会觉得她一文不值了。我就加到两文吧，要么三文，这是为你的操守考虑让你一文，不过也就这些了。你爱情生活里那个俄国的，还有一两个其他什么地方的，这些我还都没忘呢。所以在你采取行动跨越荒漠风雪崇山峻岭组成的联盟把她揽入怀中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你这是在做什么。你以往的作为让我不得不和你说这些话，这你没法否认。当然了，你不可能自己没有想过这一点。你想过。但是你周围全是香蕉、痢疾、劣质威士忌、摇摇摆摆的姑娘[461]、群山、蜥蜴，还有那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令人毛骨悚然又浪漫无稽的噩梦[462]余下的东西，在那样一个非现实的环境中，你也许没法做什么理性的决定。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隔这么远的距离做出任何承诺。可是你恐怕注定了倒霉就倒霉在生理冲动上，就像猫注定了坏事就坏在好奇心上一样。我绝对不想妨碍命运之神行事。下周我抽个时间去看看她吧。[……]

东部待我不薄。我在各处都能听到赞誉的声音。在芝加哥这个盆地里我是靠着两三位朋友对我的期望支撑下来的，走出来以后，在纽约这个更大的世界里，我发现人们觉得我很有前途，这些都让我十分欣慰。伯特伦·戴维·沃尔夫[463]说，他看到的美国作家写墨西哥的作品里，我的短篇小说是数一数二的。克莱门特·格林伯格[464]说……我不想在这儿把这些褒奖的话全都重复一遍，那太像是给自己贴金了。我只说一下都有谁说过类似的话吧：玛丽·麦卡锡，奈杰尔·丹尼斯[465]，艾尔弗雷德·卡津，广告反胃啦[466]。安妮塔把你的信转给我了，可别觉得你的信对我不重要噢。

今天上午和你掰扯这些事，我也累了。就此收笔，呈上我的爱。下次从理论上探讨一下你提出的几个问题，此刻我的脑筋可是累得动不起来了。

再见[467]。

你很幸运，审查的人不是海斯办公室[468]的大人物。我的天，这里有多少难听话啊。希望不是一位女士来审吧。

梅尔文·马文·图明（1919—1994），后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以种族关系方面的著作闻名，此时正在危地马拉做博士论文的实地调研。

致梅尔文·图明

[未注日期][芝加哥]

最亲爱的莫伊什：

我知道，我的信写得不长，这很不公平。你一定认为，与打字机相伴的人每天必然是看见打字机就能想起来还有哪些信要回。这倒是真的。该回谁的信我都知道，可有的时候就是没法写。我要是详细跟你讲直到不久前我这里始终是个什么状态，你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了。但是要都写出来，我得夜以继日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说清楚，而你的推理能力又极强，所以就省了这一步吧。你上封信让我深为感动，如果我按原来的打算立即给你回信，咱们俩的来往信件就会有一封信提前到达对方手里。不过也只有一封。过去这一个半月里，我只给艾萨克写了一封信，给卡比也只写了一封比较短的信表示歉意，其他什么信都没写。所以你不必感觉受到了忽略。我没有忽略你，真的。我常提起你，结果弄得安妮塔带着她那种心理分析式的微笑开口就是：“啊哈？又是你的男朋友啊。”这个玩笑成了她的一个主要话柄了。她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就老是说这种话，因为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自己并非丈夫或者情人的唯一这种感觉。一旦事关爱情，女人一般就分不清这类事情性质上的区别了。

我一直焦急地盯着信箱，等着看你的小说。（你看，信箱并没有失去活力，还是那个冰冷的马口铁做的小小子宫，时不时的，这个世界会把我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做成一个小礼物放在那里面送给我。）

上个星期安妮塔让我看了[你写给]她的信。看得出来她和你说了我那本新书的事。那些赞颂的话我可是当之无愧噢。书确实好，到目前为止的感觉都是这样。而且这本书对我很重要，我借此恢复了一部分生命力。直到动笔之前，我一直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469]，像打了麻药一样浑浑噩噩。突然间，我就开始点狗屎堆[470]成金了。感谢上帝赋予人这种炼金术式的能力，这是造人工程中最伟大的业绩。如今把现实中的狗屎堆改造成花园不算什么事，但是让精神世界里的狗屎脱胎换骨变成香花，那还是很了不起的！

只从我目前的短期前景这个角度来看，我绝对完不成已经开始的工作。现在是无人可以独善其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我告诉你我经历的那些事……从求职的过程中死板的条条框框让人失望，到沦为施舍的对象。我不得不从我父亲手里拿钱，这让我十分羞愧。你知道我的傲气有多臭，多么招人讨厌。这种状况真的让我非常难受。我觉得自己整个儿让人抛弃了。没人可以交谈。艾萨克和卡比在纽约干得不错。可怜的官僚萨姆已经给吞没了，他的人性也给吞掉了。他没时间和他们聚会，除了周末，即便如此，还为打扰了他休息而不高兴。塔科夫吗？也不行。我只和阿贝·考夫曼还能保持某种人与人之间大体还像回事的交流，话题几乎全都限于思想这个范围之内，主要是美学思想。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的观念都相差太大，没法进行最重要的那种沟通。而我就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受害，看着打击狠狠落下，同时亲身承受着这种打击。三个星期以前，我开始写作，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都很想让军队把我带走。越快越好。

现在你大概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为什么我没给你写信。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个的，可是打字机动得稍快了一点，这些话自己就跑出来了。我拦都拦不住。我脑子里全是这些事，不管什么东西，我一碰，就像迈达斯[471]的点金术反了过来，那东西立刻就变得忧郁灰暗了。我遭受了成年以来第一轮连续打击，真是可怕。那一连串的侮辱里还有些小插曲，我都记不得了。家人。甚至以前的学生。甚至帕辛。甚至赫斯基[梅尔维尔·让·赫斯科维茨，贝娄在西北大学时的老师]都把他的小靴子对准了我。上个星期有一天他下午两点半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好像是请他当了个推荐人，推荐我进入国家科技专业人员名册。他打电话是要告诉我，填那些表有多麻烦。他是个大忙人，很忙啊！下面这几条，他逐一细说，给我难看：1.事实证明我失业，因为下午两点半我在家里；2.我没有资格申请进入这个名册，审查机构根本无需考虑；3.我的小说前景不明。（他预测了结果，让我自己去体会。）最后，总体来说[472]，我一事无成。也许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我说的让狗屎脱胎换骨变成香花是什么意思。我能在仅仅半天的时间里从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转入写作状态（我恢复状态就花了这么点时间），就说明是我而不是斯奎布[473]发现了“无价成分”。

这个狗杂种[474]！明白我的意思吗？四点钟，我可以告诉自己我百毒不侵了。四点一刻，我又完蛋了。人的幸福多半是前途稳定的产物。我的前途，噗！

把你送到千里万里之外去研究原住民的那个组织要是雇你在国内工作，也许对他们才更有好处呢。妯娌间叽叽咕咕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不如一个征兵局的行动神秘。两个月里我的身份已经改变三次，据我判断，不出半个月，又要变了。我盼着入伍，还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与其前途未卜，不如不要前途，很奇怪吗？你想想看[475]。

关于“不要前途”再多讲几句其中道理。我发现，如果我享受和平的好处却没有为和平做出过贡献（不管是什么样的和平；我希望是最好的那种），我会感觉非常不痛快。我知道，身为文学艺术业者，原则上我有权请求免服兵役。这很正当，但是从良心出发我不能提出这种请求。而且这样做也很蠢，你不觉得吗？就像提出申诉请求摆脱传染病一样，理由是总得有人活着把这事记下来吧。不能那样做。也许你还记得《吉姆老爷》[476]里面那位德国老人的建议：“沉浸于破坏力元素之中吧。”应该是世界把艺术家从破坏力元素中拉出来，而不是艺术家请求世界去这样做。塞万提斯[477]和摩尔人作战失去了一只胳膊，卡尔德隆[478]呢，我记得他有一部剧本是坐在无敌舰队一条船的船舱里写出来的。还有苏格拉底[479]。如果我能从这场战争中全身而退，我就写本书，书名就叫《苏格拉底当过兵》（Socrates was a Hoplite）。

亲爱的梅尔，以上便是[480]我目前的情景。

我们要搬家了，就这几天。安妮塔找的新工作远在唐宁区，这样我们就得到北区去了。新地址我弄清楚以后尽快告诉你。

盼来信。

祝好。

致梅尔文·图明

[未注日期][芝加哥]

最亲爱的莫伊赛：

[……]我跟编辑之间不知怎么有点相互不能理解了。大约两个月以前我写了个短篇，题为《犹太人！》（Juif！），我尽全力在其中融入了针砭的力量和悲剧精神。这个短篇比《死去的詹姆斯》（The Dead James）水平要高得没法说。可是编辑来信表示抱歉，说不能采用，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呢。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这个短篇写得考究而得体，不次于他们发表的那些怀旧小美文中的任何一篇，但是有过于煽情的倾向。就这么完戏了。[……]

容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记得《汽车》（The Car）吗？去年夏天惠特·伯内特[481][《小说》杂志编辑]很感兴趣。他跟我的代理人说：“告诉贝娄，把最后几页好好改改，没准我们能用呢。”我那会儿是穷困潦倒啊，所以把那篇稿子精心打扮了一番寄过去了。三个月以后又给我退回来了。没有解释，没有评论，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抱歉，这篇稿子没有通过我的终审。惠·伯。”那期《小说》出来以后我一看，整本都是惠·伯自己粗糙不堪的一篇东西，那是罗伯特·彭斯[482]生平的小说版，里面夹着大块没消化完的苏格兰羊杂布丁。惠·伯之类小杂种都见鬼去吧。祝你在某个血腥的日子里失去你的那玩意儿，惠·伯。[483]

我一切照旧。我是隐士，我是熊。谁惹我生气，我就把谁的脑袋咬掉。我见识过一百六十九种品牌的羞辱。

两个星期以前，我把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停了下来，因为感觉写得不那么直截了当，然后我就开始另写一本来安抚自己。这一本叫《晃来晃去的人手记》。我的身心全部为之占据。已经写了两万字，还不到整个构思的三分之一。这本书是一个“正直的人”完整的战时绝唱，他竭尽全力，不想沦为无名之辈，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给压在地上抬不起头来，于是开始意识到，他也许无论怎样努力也还是得伏在地面上生存，因为时代要求他这样。我也不知道“证明完毕”[484]以后是什么样子，因为我还没完成证明过程呢。那一定会是其自身逻辑的最终产物。我觉得这本书会以问题而不是答案结束。不过，也不能指望艺术家越俎代庖，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活儿都干了吧。文学艺术作品提出假设，用不同方式验证这些假设，给出答案，但这些答案并不确定。然而也不需要确定，所谓答案只是用歌声唱出人所处的状态。这些答案的确给出了某种真实，真实的悲伤，真实的喜庆，我们真实地带上了永恒的印记，我们也真实地苟且偷生。

我会在一个月内把这本书写完，没有问题，也许还用不了一个月。

现在报告点消息。卡比要出国去了，是出差。不知去往何方；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是北非。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可不讲法语。

伊迪丝[·塔科夫]生了个小女孩，叫米莉亚姆·洁恩；罗谢尔（Rochelle）[·弗莱菲尔德]现在随时都可能生。这就是生命的意义。[485]

别跟我开什么玩笑，说你要像电影里的高更[486]那样避开你的崇拜者了。[……]你好像快该回家了吧？把你的材料收拾收拾就回来吧。给下一位人类学者在危地马拉留点工作嘛。别把什么都占了。不过，我觉得你要是见不到三个高官就不应该离开那个国家，这些官员的地位要高于赫布吹牛说他在墨西哥认识的那些人。可能的话，见见总统。我想亲耳听到你对赫布说：“某先生[487]和我讨论了印第安人的问题。我交给他一份关于在六年级讲授康德[488]的备忘录，有八十五页，用西班牙语和六种主要的奇布查语[489]写成。他回赠我三级大鳄勋位，说战后给我拨一笔款子，让我在全国各地给当地人讲授避孕方法，我的代步工具自然就是他的别克汽车，车的前后都以国玺图案为装饰。还有呢，赫布，你肯定不会相信，他还要把他女儿嫁给我。[490]她的嫁妆是八万米尔雷或者比索或者管它什么货币，只要是那个地区用的就行，此外还有一年两次环游世界旅行。我获封为皮奇伟部落[491]的一个酋长，因为我在高级祭司第一次吃意大利腊肠的时候让他喝下了蓖麻油。他们为我加入部落举行了仪式”——此时低头让他看这个仪式留下的疤痕印记——“我走的时候，村民们一边唱歌一边流泪，送了我五十英里。抵达海岸以后，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闹钟加五个可口可乐瓶盖来纪念我们的手足之情[492]。”

盼来信。

祝好。

致威廉·罗斯

1942年2月23日，芝加哥

亲爱的罗斯先生：

呈上未经修改的手稿。这是拉夫坚持要我这么做的。小说全长约两百页，也就是六七万字左右。

只有第一章是重写的，其余部分都是初稿。

如果您能尽快审读《暗黑的树》（无论结果好坏），我将不胜感激，因为军方要我入伍催得很紧，而我想在走前得知此书的处理结果。

顺致诚挚的敬意。

威廉·罗斯是柯尔特出版社的主编，贝娄寄去的《暗黑的树》是他继《鲁本·维特菲尔德》之后写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致威廉·罗斯

1942年4月2日，芝加哥

亲爱的罗斯先生：

刚接到军方通知，我将于6月15日正式入伍。

面临这一状况，我想尽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尤其是《暗黑的树》。烦请尽早告知结果。

顺致诚挚的敬意。

又及：不知您对中篇小说是否感兴趣？我这里有几篇，很想发表。

致威廉·罗斯

1942年4月3日，芝加哥

亲爱的罗斯先生：

您的来信把我击倒了；我既不会过于羞怯，也不会铁石心肠视若无睹，所以我坦然承认这一点，而且非常希望自己能想出什么特别的方式来说一声“谢谢您”。就我的状况而言，这是我一定要说的话。

等到11月份没关系，您提出的条件也很优厚。正好现在我不急需预支稿费。我的钱和时间都很充足，可以把小说写完再做些润色。是这样，我在本地一个师范学校兼职教书。征兵局推迟了我的入伍时间，好让我把这学期的课上完。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抄本我拿出去让人帮我看了，现在还不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哪些落寞的呆子手里转呢。我想把它拿回来，已经找了一段时间了。过几天要是能拿到我就告诉您，这样您就不必把手里的那一本寄回来了。不过要是拿不到的话，还得请您寄给我，因为我这里已经没有了。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我等您下一步的消息，希望有合同。

谨致谢意。

贝娄4月2日的信罗斯写信时显然还没收到。

致威廉·罗斯

1942年6月24日，芝加哥

亲爱的罗斯先生：

我紧赶慢赶，生怕误了时间，结果在入伍检查站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暂时退回来了。我现在是到7月中旬以前都没事做。因为今年夏天就不在这里了，所以我已经把教书的工作辞了，这样我就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收入，除非您能设法给我一些预付。

编辑校订我的手稿要吃点苦头了。我应征离去的头天晚上，朋友们帮着我通读检查了全书，做得十分匆忙。

我不知道校样出来的时候我会在哪里。已经安排了这里的一位朋友帮我看。但那只是为了应付万不得已的情况（比如万一我正在中国或者澳大利亚）。

顺颂编安。

致威廉·罗斯

[邮戳标识为1942年7月29日，伊利诺伊，芝加哥]

亲爱的罗斯：

我太粗心，真该踢我自己一脚。我应该想到问问你，你有些什么安排，是不是有什么免服兵役的情况。相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像个神一样，和这些操心事全都无关。这种协调性的工作听起来很有前途，希望你们成功。

你对我的信任让我振奋。你还没见到那个中篇呢，只是听我说挺好而已。我会尽力写到最好的程度，这一点我能保证。过几个星期我就寄去，切盼不致令你失望。

至于那本书，我并不指望很快就有结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焦虑，只是略微有些牵挂，平平常常，似乎相当遥远。我还没有把副本投出去，也没这个打算，等你从东部得到答复再说。到时如果不行，我就把两个本子都寄给麦克唐纳，然后到部队去，其余的事就交给概率定律去管吧。

此致等等。

致威廉·罗斯

[未注日期][芝加哥]

亲爱的罗斯：

坏消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这你或许也料到了。我原以为那本书起码不用我再操心了。从信中看，你自己的状况也让我感觉很难受。希望你能挽回的损失比你信中透露能够挽回的更多一些。不必再寄钱给我了。要不是我现在急需，那五十块我就给你退回去了，现在是我自己让我自己背上了债。

关于我那份书稿的处置：你觉得可以帮我另找一家出版商吗？用你可以躲过去的难题再来麻烦你，其实我也很不情愿。如果你实在没那个心情再来费这个事，就把稿子寄回来吧，收件人付费。我来想办法处理。我确实觉得你应该把你的收益汇聚起来为战后做准备，想办法保护自己，直到困难时期结束。相信和你打过交道的人大部分都会支持你。也许你可以继续你的事业。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放弃这个希望。

不过书稿的事再归纳一下：如果你觉得找不到人接受，就请你把它寄回来，这样我就可以另找几家出版商试试，以免战争把我所有的机会都扼杀殆尽。

谨致慰问，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威廉·罗斯也应征入伍，因此暂停了在柯尔特出版社的工作。

致威廉·罗斯

[未注日期][芝加哥]

亲爱的罗斯：

我还没找人呢。拉夫以麦克唐纳的名义来信说，他来帮我找出版商出这部小说。你觉得怎么样？这样行吗？我不想给你找很多麻烦，你已经对我很好了，超出了你的职责。但是如果你愿意继续为我张罗这件事，我不会让你白忙的，假如奇迹出现，我一定会按代理人的比例给你分成（这是没把握的事，我都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提起）。请你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决定吧，不要为什么责任义务方面的感觉所左右。

有朋友建议我再打印三四个副本以便多投几家。如果你觉得可行并且愿意为我代劳，我就把所需的费用筹齐给你汇去。这件事在这里做没有意义。

别去找[新方向的][詹姆斯·]劳克林[493]了。他看了开头的六七章，用了六七个月，然后决定不要这本书了。我不喜欢他这种处事方法。他是给惯坏了。想起来要把什么事弄利索了他才会去做，结果就搞得很紧张，否则就那么拖着，直到他有空再说，完全忘了事情还牵涉到其他人，而时间对这些人来说比他意识到的可重要多了。

我想说明一下，对于《暗黑的树》全面修改所能达到的高度，我感觉自己在距离上和时间上都差得很远很远。唉，我还是觉得这本书值得出版，其实是因为：我以后就没时间了，已经开始写的几部长篇，一部也写不完，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一部出版了，这样我才有理由（在战后，如果我们有战后的话）继续我的写作生涯。但这是就写作之为事业而言，非关文学。我相信你的话，正在写一部中篇，这一部嘛，要比那部长篇好五十倍。（为客观起见，应该改为“十倍”。）希望你能说服你的合伙人继续出版这些东西，哪怕你拿出来的都是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