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车厢长征路

1984年8月，我乘坐绿皮火车离开故乡，踏上了独立人生的旅程。这一去就是一生，辗转漂流，四海无涯。绿皮火车在最初的七年里，载着我在黄土高坡上的古城和白山黑水中的冰城间反复，如个体脱离母体之初时藕断丝连般纠结。太原和哈尔滨如此不同，这个适应过程就更加漫长。古晋阳历史悠久绵长，而哈尔滨此时建城尚不足百年，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之中萌发，迎接新一轮的快速成长，并在现代主义的折腾中不断锤炼。

时速60公里的绿皮火车是一个时代沉着的记忆。曾经，它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像巨大的摆渡轮船，承载着各种企图和希望在城乡之间穿梭。大学时代，我对绿皮火车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既渴求又恐惧：渴求是因为它是异地求学必要的交通工具，同时还是一种稀缺资源，一票难求；恐惧是因为旅途的遥远和道路的沧桑，转车、改签、排队、熬夜、拥挤、等待都是这长征中的艰辛作业，惩罚着肌体，折磨着意志。20世纪80年代，铁路交通乃国民出行的主要方式，莘莘学子在冬夏两轮大规模的迁徙，是共和国辽阔疆域内每年两次的社会景观，浩浩荡荡，纵横几千里无际无涯。

《火车拉来的城市》

回首往事，历数绿皮车厢中所经历的苦难奇闻，我感悟到乘坐绿皮火车是远道求学者的一种人生修行方式，它像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罐头一样，密闭又复杂。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一段绿皮中的梦魇不啻成长中的个体对社会的体察、见识的拓展、意志的磨砺。

公路不发达的时候，中国的铁路线被称作交通的大动脉。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拥挤在屈指可数的几条陈旧的铁轨上，那些黑皮的、绿皮的火车满载着物和人气喘吁吁地奔忙着，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永不歇息地奋进着。黑皮火车运货，绿皮火车载人，物流和人流就是一个国家庞大肌体生命的体征。绿皮车厢的木质内饰犹如疲惫不堪的血管内壁，积垢了无数的怨气，也承载着雄浑的欢乐。此外，绿皮火车还像一个移动的乌托邦，不同来路且性格年龄差异巨大的各色人等，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被规定在一起，每一节车厢都有基本的设施，它们结实耐用，可以承受各种粗鲁行为的折磨。

绿皮火车硬座车厢共设118个座席，采用一边6个人、一边4个人的对坐形式，这种略显亲密的关系格局后来被统称为“卡座”，广泛应用于餐厅、酒吧等场所，深受关系暧昧的青年男女青睐。这种座椅由红松木和合金骨架构成主体结构，轻巧简洁，结实耐用。座椅下方宽绰的空间可以塞放手拎的行李、包袱等物，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蜷缩下一个成年人的身体。坐垫和靠背使用薄薄一层海绵内衬，饰面使用黑色或墨绿色人造革，表达了早期工业化产品对人性的绵薄体贴。旅客们相对而坐，共用一方铝质框架、宝丽板饰面的小小桌面，上面堆放着支撑漫长旅途的物质食粮，从葵花子到水果，再到面包和点心，可谓琳琅满目。盒饭的出现已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狭小的厕所似乎总是缺水，旅客的排泄物会顺着一个翻盖式的构造在列车风驰电掣的过程中直排到铁轨上，形成了漫长铁路线独特的体臭，这种混合着负面人性的味觉也是我们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不过总是在美丽的书写中被遗落。

买票记

直达列车对于莘莘学子求学的征途而言是一种奢望，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时候需要中转。买票难的时候，中转对我们来说就是双重的苦难。我的大学在哈尔滨，从家乡到学校路途遥远，接近1800公里，路上需要两整天的时间。且每次必须在北京转车，抵达北京和前往哈尔滨的两个车次中间相隔18个小时，需要周全的安排才能搭上希望的列车。一般来说，下了第一班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争先恐后地出站，然后在北京站广场西侧的那一长排临时简易的棚屋排队进行中转签字。那令人心悸的长队如同希望的软尺，标满了绝望的刻度。通常漫长转签过程兑换来的就是一张冰冷的无座站票，等待我们的是更加漫长艰难的旅程和接踵而至的疲劳。

从北京到哈尔滨的直快139次列车需要22个小时，假期学生专列普快137次需要28个小时，若顺利搭乘特快17次或39次列车则会缩短至17个小时。特快列车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惠，所谓特快并非因其速度提升，而是减少了中间停靠的站点。这样，短途旅客消失了，车厢内也清爽了许多。因此，即使没有座号，也可以保证基本的空间品质。印象中，我从未在中转签字中得到过眷顾，每次都是在一大早出站排队，最终几个小时后从那个狭小的窗口拿到一张午夜时分发车的无座直快许可，最后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嘈杂的车站走向北京闹市深处。

在中国人民工资几十年如一日不见增长的岁月，乘坐火车还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我那时从家乡到学校的通票大约是二十元左右，占了父亲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即使这样，想买到称心如意的车票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在特殊时期买车票是对每一个家庭社会能力考核的重要指标，为了那张硬卡纸做成的，印制粗糙的，成年男子大拇指般大小的车票，往往需要全家动用最隆重的社会关系去解决。因此，那个时期铁路系统有点权力的人在社会上也属于特权阶层，是所有家庭乐于结交的人士。各售票点里的氛围是压抑的，昏暗、拥挤，充斥着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恶毒的诅咒。若没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就必须面对这种环境，无奈地投身于这充满牢骚和怨气的人流。

在这种恶劣的购票环境下，逃票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逃票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大学生更不例外，因为大学生假期乘车总是一群人结伴而行，相互之间串通一气打掩护是令稽查人员防不胜防的。曾经有过建筑系学生利用专业手段绘制票号混上车的事情。但更多逃票的方式主要是利用五分钱一张的接送人的站台票混上车，然后就和查票的工作人员在列车上打游击。若是成功抵达目的地，逃票者会等在通向出站口的大通道里或站台上，让一个同伴先出站买两张站台票进来，再一同出站。

然而，买票难，逃票更难，线性的列车空间很容易排查到那些无票乘车者，查到的时候惩罚也是毫不留情的：补票、罚款或驱逐下车。每一次寒假回家的火车上都会有大学生被查到，当然这些逃票者也个个都是有备而来，一个个赤手空拳，既没有行李，也不带零钱（或是将钱藏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如此，他们会极淡定地面对列车长的斥责，对道义上的谴责毫不在乎，补票没钱，罚款更不可能。极端情况就是将这种“三无”人员在东北寒冷的半夜驱逐下车，这种情况还真看到过几次，每逢此时，学生专列里就会发出一阵不满的抗议声。

旅途伙伴

漫漫旅途中的同伴很重要，这是艰苦跋涉过程中彼此的扶手。旅途中的觉悟如机敏、友善、道德、慷慨、自省、同情等，大多是在人和人的交往中得到认知的。非常时期，旅途是利他主义大放光芒的时候，这是人性中极为可贵的东西，它是社会性的基因。

上大学是许多人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必须面对许多困难。那时父母陪同的情况很少，因为实现四化的革命工作繁忙，也因为旅费昂贵，所以很多时候家长都要为孩子们找结伴而行的伴儿。

当年父母给我找的旅伴是几个在哈尔滨某中专学校进修的工人，其中一个叫王变珍的还是我初中同学的姐姐。这姐们儿性格颇有几分男性的特质，泼辣、豪放，梳着短发，说话直来直去的，听说同在车间的工友给她取了绰号“葫芦”，开始我还觉得纳闷，不知道她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见面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说的是她的脸形。还有就是说话时的神态动作，摇头晃脑的，极像了棚架下吊挂着的迎风飘摇的葫芦。他们几个倒是对于中转签字、占座、翻窗户这些事情颇有经验，这也使我少走了一些弯路。更为重要的是，在候车室候车的时候，遇到了当时一起考入哈尔滨建工学院建筑系的同学米友仁，当时米的父亲穿着一身铁路制服，跟《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似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和一个铁路职工子弟在一起出门，靠谱！从此在大学本科四年的绿皮火车岁月里，他成了我稳定的旅伴。

和同专业的旅伴一起对于打发中转期间在北京无聊的时间很有作用。那时转签完成后总有几个固定“节目”需要完成：其一是逛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一些文史哲、美术方面的图书；其二是去百万庄的建筑书店购买专业图书。读本科期间入门级的《建筑空间组合论》、稀缺版的《华夏意匠》都是在这里买的；其三是参观中国美术馆，首都北京几乎垄断了当时最好的艺术展览，许多展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习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之后，转车的时间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参观古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经典建筑和园林，现场体会侯幼彬老师讲课时生动描述的那些伟大建筑，并试图依靠理性和浪漫勾兑的专业情怀来稀释旅途的疲惫。我们偶尔还会因为见解的不同而发生争吵，现在觉得真是峥嵘岁月不言愁。昔日旅伴米友仁同学如今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任副总建筑师，听说最近还热衷于制作传统木构建筑构件题材的文创产品，不知这种情感的源头是否和那些年的转车经历有关。

到了大学后期，结伴而行的模式因为高年级恋爱风潮的愈演愈烈而受到了很大影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一个个露出重色轻友的本色，用爱情的伴侣接替了昔日的旅伴，成双成对，腻腻歪歪，浪迹于铁路线上。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存在，那就是旅伴变成伴侣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绿皮车厢的文化记忆里又多了几分浪漫、缠绵。

车厢里的亚文化

游商、骗子、黄段子、打架、扒窃是绿皮车厢里的亚文化。在80年代我求学的旅途中，这种灰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记忆在对当时火车站和车厢社会空间的印象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1984年我离家上学，在众人的护送下于太原火车站登上列车，还没等落座就被迎面而来的一位穿着警察蓝中山装的小青年撞了一下，之后就发现自己已被扒窃，丢失了学生证和车票。而此时火车已开动了，于是期待中的在窗口挥手惜别立马变成了现实中的惶恐失落，非常败兴。这个缺德的蟊贼偷走的不仅是一张车票，更是青春叙事中一个辉煌的片段。从此以后，在这种环境中，我会很快把自己变成一个旁观者，隐藏起来观察这个复杂生态。绿皮车厢是一个浓缩版的现实社会，现实中所有的一切在这里会变得更强劲、更醇厚。

那个条状的空间也是一个江湖、或者说是一片丛林，所有的危险都在绿色的抚慰下静静地蛰伏，一旦时机出现就会演变成一幕幕《天下无贼》式的大片。上大学后不久，哈尔滨的报刊就报道了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黄瘸子事件”，而半年之后我在与学校相邻的哈尔滨铁路局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看到了判决黄庭利死刑的布告，那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因扒窃罪被判处极刑的案例。在80年代，流窜于全国铁路线上的不法分子据说有十万之多。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火车上的犯罪不断升级，终于出现了1989年“3·20大案”。来自东北白城和齐齐哈尔碾子山的车匪公开抢劫并袭警，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令人谈之色变。

有一年夏天的夜里，我去哈尔滨站送一位山东的同学回家，刚刚帮他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火车就开动了，看着窗外那一幕幕渐成动画的站房和站台，我的大脑立时一片空白。幸好马上在车上结识了一位家住哈尔滨道里区地包、虎了吧唧的商贩大姐，跟随她在45分钟后小停的双城堡下了车，再搭乘夜里另一班抵达哈尔滨的火车回去。

这一次误打误撞使我进入了另一个灰色的社会群体中，那个深夜里，双城堡站漆黑的站台上聚集着一群匪里匪气的贩子，他们时不时拉开半截车窗，向过往车辆暴力地兜售食品，动辄对旅客谩骂殴打，几近无法无天。而我跟随那位大姐回哈尔滨的一路亦是畅通无阻。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司乘人员和出口验票的工作人员，对她这样的人似乎视而不见，任其自由出入。在车站前道别的时候，那位壮实彪悍的大姐对我大声说：“有事儿到地包找我啊！”回想起来，这句话在那个尴尬的夜里真是非常温暖。

拥挤

拥挤源于竞争的潜意识，它是因长久的物质和空间匮乏所致。拥挤的景象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岁月，不离不弃。商店、饭店、菜市场、公园、公交汽车的入口处都是争先恐后的人群，而火车上的拥挤更是这段拥挤历史中登峰造极的状况，令人永生难忘。

拥挤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的源头，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观念影响至深至远。80年代，车厢内的拥挤是所有中国式拥挤最巅峰的形态，它是我对绿皮车厢记忆中巨大的阴影。坐火车的拥挤是有系统、成序列的：进站前检票口的拥挤是序曲，尚且保持着基本的队形，各种焦虑被规则和程序按捺着，蠢蠢欲动，等待爆发。检票口开放之后，是自由竞争的开始，人们扛着行李在相对开阔但狭长的通道和站台上奔跑，杂乱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息声汇聚到绿皮车厢门口之后戛然而止，之后拉开了真正拥挤的帷幕。

狭窄的车门阻挡了汹涌的焦虑，情绪在相互摩擦感染，肢体在相互助力，此时这个拥挤的共同体完全没有争吵。多余和绝望的力量会向两边散去，在车窗寻找捷足先登的途径，极端的时候，列车员也就放任这种行为，因为她们的责任是“一个都不能少”。第一次在北京转车去哈尔滨，我就是从窗口翻入车厢内的，这既是经验又是本能，拥挤文化中完全没有体面的立足之地。

拥挤行为的高潮是在绿皮车厢条形的腹部，定员118人的硬座车厢经常会涌入300多人，三人一排的座椅至少要挤四个人，过道里、厕所里、座位之下的空当里都是人。当时，我听广播里曾经提到过一个数据，最极端的时候，中国绿皮车厢中的人群密度是13人/平方米。在这样“亲密无间”的距离里，每一个个体的脸上竟然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因为搭上列车的人们离目标近在咫尺。在这种状况下，列车内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餐车、开水房、厕所都无法正常运行。而这其中厕所无法使用是最令人尴尬的。有一则黑色笑话描述那时拥挤列车上旅客们的极端行为：一次，一位内急的旅客实在忍不住了，就将屁股伸出车窗排便，而此时恰逢火车缓缓地启动离站。负责任的站台工作人员大声呵斥道：“叼雪茄的胖子，把头缩回去！”

这一生中，我目前经历的两次最恐怖的拥挤都发生在大学时期。一次属于暴力型的，是1986年参加“星火计划”，在郑州转乘南阳方向的列车的时候。那一次，自己面对着令人绝望的爆满，但最终不可思议地成功登车。当发车的哨声响起之时，我被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强力塞入了那一堵水泄不通的肉墙之中。那一刻，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人类身体竟能如此密切地相拥。人被困在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寸步难移，来自肉体的压力从各个方向涌来，不可阻挡又必须阻挡。很庆幸，人类的肉身不是流体，还有坚强的骨架，它让我在滚滚红尘中保持了身形的存在。

另一次极限的拥挤是残忍型的。1988年春运期间，我从合肥经济南转车回太原，在济南转签经历一番周折后，我挤入绿皮车厢腹部。由于是无座站票，我只能在人群中一直站着。可是中途上车的人越来越多，整个车厢成了传说中的沙丁鱼罐头，最后我只能单足着地保持着身体平衡，一直坚持到榆次。那一次感觉时间过得真慢，60公里/小时的车速太慢了，体力和意志在这样慢吞吞的流逝中残忍地消耗着，那是一种不知道何为尽头的痛楚。

2003年，我从印度的斋浦尔乘火车去孟买。在孟买火车站，我再一次目睹了火车厢体内的昏暗和拥挤，恍如隔世。

《车厢里的拥挤社会》

娱乐和食品

娱乐是改善乏味和拥挤的唯一方式，火车上的广播是公共性的娱乐福利，非常廉价但是很有效，让人念念不忘。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耳畔偶尔还会响起蒋大为的那两首绿皮车厢主旋律歌曲，其一是《牡丹之歌》（电影《红牡丹》之歌），其二是《祝你一路顺风》。尤其是后者，铁路部门用心良苦，总将其放在列车启动时播放：

朋友啊朋友，列车就要开动，我将和你一路同行

无论你是因公出差，还是度假旅行，你都会一切如意、一路顺风

无论你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镇，我们都和睦相处亲如弟兄

无论您是海外侨胞，还是五洲宾朋，您都会一切如意、一路顺风。

旋律中轻松和激昂的组合，容易让人快速消除出行和买票时遭遇的所有不快。相声也是最有效的精神药物，尽管那些笑话我们已经听过百八十遍，但在绿皮车厢中，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重器，多数人依然会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车厢里民间自发的娱乐方式很多，棋牌游戏，海阔天空、大言不惭地吹牛，喝酒抽烟，五花八门。在绿皮车里，扑克也是好东西，它灵活轻便，又有多种打法，参与的人数亦可多少不一。打扑克这种社会性较强的游戏有竞争、要智慧，还和运气有关，给了每个人一定的可能。扑克也能迅速联络周边人群的感情，让不相识的人们打成一片，为绿皮车厢创造出和谐的社区环境。中国民间的扑克玩法花样繁多，什么“争上游”“跑得快”“拱猪”“升级”“除大帝”等等，每个地方还有自己独创的玩法，比如山东的“勾鸡”、长三角地区的“吃鸡”等，在列车上打扑克也是一种地区之间的文化大碰撞，关于规则的吵闹、争执此起彼伏。此外，扑克还能用来算卦、占卜，大学生中对此有所了解的人不在少数。每逢假期，这些人就在学生专列的车厢内大显身手，他们口吐莲花，让那些被测对象内心如坐过山车一般悬念迭起。

在火车上进食也是一道人文景观，由于餐车的饭菜过于难吃，80年代也没有诞生盒饭配餐这样的服务系统，于是火车车厢内的进食就成为一种众筹模式的聚餐。大学生出门多自带食品，常言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吃的问题上，父母同样是关怀备至。午餐肉、火腿肠、茶叶蛋、方便面是常规食品，烧带鱼、酱牛肉、烧鸡则是火车餐食中的极品。每逢车站停车，各地的特色食品就会袭扰旅客。秦皇岛的锅盔、锦西的腌菜、锦州的包子……那些小商贩真是了不起，列车停息的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能在拥挤的车厢里带着货走上一遭。

烧鸡几乎是所有站台上必卖的，绿皮车厢里每逢小方桌上出现烧鸡，便是饮食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在80年代，外焦里嫩的烧鸡简直就是一枚核弹，让人无法转移对它的注意力，更有这样一种说法：“没在绿皮火车上吃过烧鸡，几乎就是愧对人生！”每逢此时，白酒、啤酒也纷纷登场，它们会把就餐者的情绪极大地调动起来，东北和内蒙古人贪杯者甚多，加之旅途漫长乏味，旅伴甚至邻座之间就会草率地展开火车上的酒局。三杯酒下肚之后，渐入佳境，于是嗓门大了、感情深了、话题也远了，从革命情谊到哥们儿弟兄外加国内外形势通通道来。但是，烧鸡在当时毕竟属于奢侈品，大学生们一般不敢问津，只有充当看客干咽口水的份儿。

绿皮火车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我们这批80年代上大学的人应该算最后一批享用它们的人了，之后绿皮火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流线型的和谐号高铁速度陡然增加了近五倍，列车厢体改成了白色的涂装；硬邦邦的联排座椅进化成了联座，还有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柔和起伏；盒饭配餐替代了午餐肉和妈妈煮的茶叶蛋，在火车上摆开阵势手撕烧鸡、大搪瓷缸子喝酒的景象基本看不到了，或许我们都该为之申报非遗项目了。

2017年和2018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多次乘坐绿皮专列来访，不仅唤醒了几亿人关于绿皮火车的记忆，还极大地提升了绿皮火车的格调，那一段时间，全网都在猜测那个专列里有些什么设备设施。

我倒是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60多年前我国的火车车厢涂装选择绿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