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的姥姥和我的姥姥

也是因为倪萍是青岛人而我现在是青岛市民的关系，我看了她的《姥姥语录》。不过，较之姥姥口中的有声语录——尽管那些语录都很好——更让我感动的是姥姥身上的“语录”，也就是她对小倪萍无声的关爱。

比如鸡蛋。倪萍小时候正是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树上的榆树叶子都被人吃光了”。她也严重营养不良，两岁了还站不稳，罗圈腿，几绺鸡蛋黄一般黄的头发贴在大脑门，“连笑都不会”。于是姥姥把“我”从青岛机关幼儿园接到乡下，把村里大凡能借的鸡蛋都借来了，后来又用从娘家带来的一副银手镯换来一炕鸡蛋。姥姥感叹：“鸡蛋真是个好东西，才吃了不到一把（十个），小外孙女就会笑了。”从此鸡蛋不断。吃得小倪萍不但会笑，而且个头猛长。用姥姥的话说，噌噌往上猛长，夜里静的时候她都能听见骨头嘎嘣嘎嘣伸展的声音。

另一个感人细节也和鸡蛋有关。小倪萍做梦都想得到红头绳，货郎每次进村，她总是盯住红红绿绿的头绳不放，而姥姥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好话说了好多次也没买。“姥姥终于给我买了，是用四个鸡蛋换的。姥姥苦苦央求货郎，可人家不要鸡蛋……从村东头说到村西头，红头绳终于说回来，不懂事的我臭美得满村飞”。

小外孙女站不起来时用手镯换鸡蛋，想扎红头绳时又要鸡蛋换红头绳——多好的姥姥啊！

不由得想起我的姥姥。我的姥姥也住在乡下。姥爷（外祖父）去世很早，姥姥同过继的儿子（姥爷弟弟的儿子）一起生活。我小时候，姥姥每年深秋都来我家一次，帮母亲一针一线做一家老小的棉衣、棉鞋和拆洗被褥。后来姥姥年纪大了，母亲就打发上小学的我和弟弟放暑假时去看她。我和弟弟先坐半小时火车到县城，买二斤蛋糕提上了，出了县城往北走三四十里宽宽窄窄的土路，到姥姥家时已是黄昏时分了。住几天要走了，姥姥不放心我和弟弟走那么远的路，就叫我们搭村里进城的马车回去。动身的时候天还没亮，一川冷风，满天星斗，整座村庄只姥姥家亮着一盏煤油灯。姥姥用一块布包几个煮鸡蛋叫我们带上，找两捆干草铺在马车中间让我们并排坐好。车走的时候，我和弟弟脸朝后看着，看那亮灯的窗口，看窗口前姥姥矮小的身影。马车跑得快，出村跑上南岭庄稼地坡路了，姥姥仍没回屋，就那样站在窗口灯光下一动不动朝马车这边望着。灯光越来越暗，姥姥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身影模糊了，只剩下豆粒大的灯光固执地守在迷蒙的远处……

记忆中我的姥姥没有留下语录。能确切记得的，只有一句话。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次单独去姥姥家。一天偏午，我“吱扭”一声推开堂屋后墙那扇开裂的厚木板门，去后面的小园子摘几粒红得像红露水珠一样的樱桃投进嘴里，回来歪在姥姥身边看书。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高粱秆编的炕席上。舅舅下地干活了，两个表姐不在家。姥姥把几块碎布头铺在炕席上，拿出针线篓，叫我帮她把线穿进针眼，然后像怕人听见似的在我耳边说：“给你做件棉坎肩。”姥姥略一停顿，“不是为你，是为我闺女啊！”说完，她抬起眼睛，眯缝着像是往远处看，一副凄凉的神情。姥姥只一个闺女，就是我母亲。而我母亲出嫁后日子过得又苦，六个小孩，八口之家，只靠我父亲每月四十七元五角的工资过活。父亲又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家外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日子过得最苦的时候，母亲甚至冬天穿不上棉裤，夏天找不出去看姥姥穿的不带补丁的单裤——姥姥能不心疼这个唯一的女儿吗？腿脚可以走远路的时候还能去女儿家帮忙，而今母女相聚都不容易，只能悄悄地——我猜想姥姥不愿意让并非亲生儿子的我的舅舅和两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表姐知道——给我做件棉坎肩来减轻女儿的负担。姥姥当然喜欢我，疼我，但这显然是因为我是她女儿的儿子。当然，这些都是我日后一点点体会出来的。

那时候已开始有人穿毛衣毛坎肩了，但我家穷买不起毛线。因此那件棉坎肩几乎是我身上除棉衣外唯一可以御风保暖的。我穿了许多年，上大学还穿着。姥姥临终的时候，舅舅为了不让身体不好的母亲奔波痛苦而没有告诉她。当我知道时已是放寒假回家以后。我穿着姥姥的背心，独自走到小仓房山墙拐角那里，朝姥姥生活和去世的方向深深鞠躬，默默流泪……

话说回来，《姥姥语录》现在所以卖得那么火，倪萍的知名度固然是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实质上她写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姥姥。或者说她笔下的姥姥让我们每个人想起了自己的姥姥，想起姥姥所在的老屋、灯光，想起遥远的故乡和亲人……

（20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