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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的魅力

花开花落中文系 作者:陈平原


课堂的魅力[1]

去年,借百年系庆之机,北大中文系创立两个高端讲座,分别以曾任教于此的鲁迅、胡适命名。前者是单一演讲,每年六七讲或八九讲,邀请对象是大陆及台港澳的退休教授;后者是系列讲座,每年一次,邀请的是国外著名学者。两个讲座比翼齐飞,体现我们的学术理想及人文情怀。在《“薪火”何以能“相传”——“鲁迅人文讲座”开场白》(《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15日)中,我提及:目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对于退休教授很不公平。作为一个小小的系主任,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某种变通的方式,对那些为中国教育及学术作出贡献的退休教授,表达尊崇与敬意。谁都知道,各著名大学中文系的学术名声,很大程度是上一代甚至上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我们作为受惠者,应该有感恩之心。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对前辈学者的敬意,我向中坤集团提出经费申请,加上学校的配比基金,现在可以从容运作了。

去年的“胡适人文讲座”,我们请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今年则请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鲁迅人文讲座”以北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创办人乐黛云教授打头,接下来有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前台湾大学教授曾永义等。很荣幸,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家黄修己先生。

黄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系友、前北大中文系教授。说来凑巧,二十四年前,我刚博士毕业,留在中文系任教,首次参加系里活动,竟然是欢送黄修己教授南下赴中山大学任教。我是从中大来北大念书的,记得欢送会上,黄教授还开玩笑说,这下子拉平了,中大给北大一个,北大也给中大一个。当然,不是因为我留校,黄教授才南下的,二者之间,纯属时间上的巧合。

1984年,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中国的学位制度刚建立不久,大家没经验,博士生不用修课,就是师傅带徒弟。我每周一次,到王瑶先生家聊天,受他的熏陶——他抽烟斗,基本上不停顿。因此,中文系很多名教授——包括黄教授的课,我都没有听。事后想来,真是后悔莫及。因为,很多北大老学生告诉我:在中文系,黄教授以雄辩著称,课也讲得特别精彩。记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讲中国现代文学,请的就是北大的黄教授。那时没有百家讲坛,否则,这是不二人选。

我说没正式听过黄先生讲课,很遗憾,这不是客套话;虽然通过读书,我也能了解黄教授的学问与思想,但这跟听课不一样。去年,我发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忆、重构与阐释》(《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特别提及课堂的重要性。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学科建构”“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可以这么说,虽然我在北大获博士学位,但我的“课堂记忆”基本上属于中山大学。念博士期间没修课,是个很大的遗憾。因为,留校任教后,不太好意思去听别的老师讲课——弄不好,人家以为是来监督或者挑刺的。

黄教授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文学专业学生,参加过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是主将之一。日后,对这段酸甜苦辣的青春日子,黄教授有很好的追怀与反省。黄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赵树理评传》等,另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携同众弟子撰写百万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再到今天的讲题“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过去和未来”,我相信,黄教授关于“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持之以恒、日益深邃的思考,对北大中文系师生将有很大的启示。

(初刊2011年4月21日《南方都市报》)


[1] 此乃作者2011年4月11日在北大“鲁迅人文讲座”第四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过去和未来”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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