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1]

为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三巨头”出版文集，是中坤集团好几年前就定下来的战略。如此宏愿，随着12卷本《谢冕编年文集》的出版，终于圆满达成。作为后学，我更觉欣喜。

2010年1月19日，“当代文学与文学史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研讨会”在北大举行，那时我不在京，无缘与会聆听高见。不过，事后拜读赵园、曹文轩等人据发言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很是感动。

2010年11月26日举办的“《孙玉石文集》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并负责“开场白”。这篇题为《诗人气质的学者》的短文，刊出时被擅自改题，我表示抗议，《新京报》赶快更正并致歉。

今天的“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发布暨学术座谈会”，我能够代表北大中文系及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向尊敬的谢冕教授致意，深感荣幸。

谢冕老师的书，从《北京书简》（1981）、《共和国的星光》（1983）、《中国现代诗人论》（1986）、《文学的绿色革命》（1988），一直到《一八九八：百年忧患》（1998）、《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98）、《回望百年》（2009）等，我都多少阅读过，只是因为不做诗歌研究，此处还是少说为妙，以便藏拙。更何况，我看到了下面的座谈会发言题目，如孙玉石的《读谢冕诗学思想感言》、吴思敬的《中国当代诗坛：谢冕的意义》、任洪渊的《谈论谢冕，就是谈论一个诗歌年代，谈论一种诗歌选择》、黄子平的《通向“80后”的路》等，明显比我专业多了。

2008年10月与乐黛云先生、谢冕先生在中文系组织的会议上

因此，退而求其次，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好的学术著作，不仅仅是技术活，本身必定蕴含着作者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作者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的某种投射——虽说有点夸张与变形。谢老师的书，很少掉书袋，立场鲜明、快意恩仇，一如其为人与处世。无聊不读书，有病才呻吟，故文章容或粗放，但虎虎有生气。第二，谢老师在北大教书，或许被作为“学院派”看待，我则认定其学术路径，更像是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批评家”。可以这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诗评家的谢冕先生的最大意义，不在其学养丰厚，而在其始终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第三，有两种著述风格，同样值得钦佩：或觉世，或传世，二者努力方向不同，各有千秋。问题在于，好的“觉世之文”，照样可以传世。最好的例证，便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两相比较，谢老师的立场及文风，与今日中国学界讲究精工细作略有不同，更接近八十年代学界风气——冲锋陷阵，开拓进取，虽不够缜密，但有精神。

和孙玉石老师、洪子诚老师一样，谢老师也是有明显“诗人气质的学者”。甚至可以说，谢老师的诗人气质更明显，盖过了其学者的风头。很欣赏洪老师为《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座谈会拟定的标题——“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这也是我的判断，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记得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1951年4月19日被解职后在发表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诗人更是如此，永远保留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对一切美好的事物的赞叹及倾慕。前些天，有机会与谢老师一起赴伊斯坦布尔参加第四届亚洲诗歌节，相处一周，深刻领会了其“诗人”气质不但没有消减，反是“老而弥坚”，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面对着如此“诗意的人生和学术”，我辈后学，感慨万千：凝聚作者几十年心血的《谢冕编年文集》固然值得亲近，那个无论得意还是失意、课上还是课下、开会还是游览，一路走来欢歌笑语、阳光灿烂的老教授，更值得你我钦佩与赞叹。

2012年6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12年7月6日《北京青年报》）

[1] 此乃作者2012年6月2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