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在《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暨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下午同时有两个会，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周年纪念会，一是乐黛云先生新书发布暨讨论会，只能二选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理由是：我不是人文社的重要作者，可我是乐老师的重要学生。那边规格很高，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说不定还地方太小坐不下；这边是众多弟子及后学向乐老师致敬，有我发言的时间与空间。

虽然熟悉乐老师的经历及著述，第一时间拜读《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道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还是很感动。考虑到乐老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奠基人”的称号广为人知，就从这里说起。

今天谈比较文学，只是众多学科分支之一，没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比较文学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书的那个时候，比较文学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覆盖性的，人文学科各领域，多少都有比较文学的印记。不一定是某部著作或某个人物，而是比较文学的思路、方法及眼光，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领域。

我自己研习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有过高光时刻，聚集了大批优秀学者，深度介入思想解放大潮。为什么能有如此业绩，我做了如下推演：第一，鲁迅研究的立场及队伍。“文革”期间别的学问都不能做，只有鲁迅研究还能坚持。所以，八十年代中国重要的现代文学专家，大都是从研究鲁迅起步的。而且，研究者追摹鲁迅的气节与风骨，而不仅仅是资料考订或思想论述。第二，那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上山下乡”，或者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往往能洞幽烛微，穿透那些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第三，跟比较文学的渗透和改造有直接关系——相对于其他学科，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天然地容易理解与接受比较文学的思路及方法。或许只是借鉴些二手的理论及资料，但心有灵犀，不无启迪，然后就是自由发挥了。比如我写过一篇登在《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的文章，题为《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当初反响很好，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因我大谈布莱希特，可一点德语都不懂，读的都是中译本。学术准备不足，可敢于大胆立论，且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那种眼界的开拓与思维的活跃，很大程度得益于比较文学著作的译介。

2019年12月在中国文化书院聚会上与乐黛云先生合影

总结乐黛云先生的治学特点，不妨称之为“既开风气也为师”。开风气的人，往往没有时间与心境坐下来认真经营自己的著作。因为，开风气需要学术敏感，需要开拓精神，需要学术组织，需要登高一呼，这样一来，大量的社会活动会挤占著书立说的时间。所以，“但开风气不为师”，那是常态。乐老师不满意于只是引领风气，而是认定“最重要的是要拿出实绩”（《九十年沧桑》第195页，下同）。这个“实绩”，包含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也包括个人著述，比如早期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等。比较文学学科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崛起，硬是在石头缝里扎根生长，迅速改变了学界的偏见，与乐老师这种左右开弓——学术组织与个人著述并重——的策略，有很大关系。

我曾经说过，乐老师属于大器晚成。这么说，大家或许印象不深，如果我换一种说法——掰着指头算，乐老师学问上轨道，是五十岁以后，大家会很震惊。回看二十世纪中国学者，每代人都不容易。或者因频繁的战争烽火，或者因不断的政治运动，我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辈，很少有二十年平静读书的机会。表面上乐老师起步很早，1950年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学生代表大会，自然是备受政府关爱；北大毕业留校任教，更是意气风发。可1957年一个大浪过来，“我成了‘极右派’”（第62页）。接受劳动改造的屈辱与艰辛，性格坚强的乐老师是挺过来了。可学问上的耽搁，谁也补偿不了。直到《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刊出《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我以为乐老师在学术上才真正站立起来。而那一年，乐老师五十岁。好在此后四十年，乐老师抓住众多转瞬即逝的机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今天的孩子们普遍信奉“出名要早”，都二三十岁了，还没名满天下，于是很沮丧，说是“太慢了”“太晚了”。其实不该这样的。看乐老师履历，五十岁才真正上路，而后一路狂奔，几乎没有停下来喘气或歇脚的念头。出道很晚，那是时代的缘故，个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而且再也不肯撒手。这是乐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从五十岁到九十岁，由“现代文学”而“比较文学”而“跨文化研究”，乐老师一路走来，步步莲花，每个涉足的领域都留下深深的印记。有的人起了个大早，可最后只能赶个晚集；乐老师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直到近几年，仍有很好的成果问世，这实在是个奇迹。大致了解现代中国学术的坎坷历程，再来拜读《乐黛云学术年表》（第318—331页），我辈后学很难不惊讶与感叹。

谈乐老师的功绩，还必须提及中国文化书院。有人将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中坚，描述为国学（中国文化书院）、科学（《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与人文（“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三大山头。我属于强调引入西学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但我对注重传统的中国文化书院充满敬意。这个由著名学者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发起，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创建的学术团体，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当初年少气盛，觉得中国文化书院不怎么样，因为他们主要靠老先生，且以整理及传播为主业，学术上原创性不足。但实际上，九十年代以后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书院是起很大作用的（参见陈平原《遥望八十年代——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另外，八十年代活跃的众多民间学术团体全都烟消云散了，唯独中国文化书院还在坚持活动。单凭这一点，都值得你我敬佩。这当然不只是汤先生、乐先生个人的功劳，今天在座的王守常、陈越光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乐先生的主业是比较文学，本该崇洋；因为汤一介先生的关系，她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书院活动。表面看是人际关系，实则大有深意。作为“首批参加这一组织的积极成员”，乐老师最初确实属于配角；但要说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第174页），缺了乐老师还真不行。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书院偏于守旧；但有了乐黛云，此学术团体的多元化得到很好的呈现。更何况，1989年4月，乐老师在中国文化书院等主办的“五四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将知识分子研究、比较文学训练与中国文化书院宗旨很好结合起来，且从此确立了自家的跨文化研究视野（第181、252页）。可以这么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连续撰写三篇有关《学衡》的论文，在乐老师，不仅仅是配合书院工作，更是自身学术转型的需要。增加历史感，开拓新领域，从比较文学转向跨文化研究，这是关键的一步。

详细描述乐老师的学术贡献，自有及门弟子或同行专家。我更想谈谈她的回忆录写作。理论上，谁都能写自传或回忆录，但实际上，这一文体非常“势利”，或者说不平等——成功与否，与写作技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生活阅历。单就自传而言，阅历决定视野，情节决定高度。若生活平淡，无论你如何努力，写出回忆录来，都是很难吸引读者的。乐老师是有故事的人，这是第一要素；故事之外，还得有才情，否则再精彩的故事也讲不好。其实，最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坦荡的心境——愿意且能够真诚地表述你的得失成败，这样读者才能与你共享喜怒哀乐。

这里牵涉个人气质，也与时代氛围有关。八十年代的政治空气以及伯克利的文化环境，催生出英文传记To the Storm这样的好书（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就像乐老师自己总结的：“由于我确实毫无讳饰地真诚袒露了我的心，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第158页）眼下这部《九十年沧桑》，体例上介于自传与回忆录之间，精神上则承继那部已译成德文、日文的英文传记。时代不同了，但乐老师的精神状态及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此书虽由众多散文随笔集合而成，好多坚硬的内核依然存在。

用个人生平或家族史来折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这个框架是容易搭建的，但要真正写好很难。除了本人故事足够精彩，还得有坦荡的胸襟，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大凡写回忆录者，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是过分自恋。回首往事，尽可能拣好听的说，这是人之常情。明知真话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就是真相，但必须尽可能忠实于自己的记忆，拒绝夸饰乃至故意编造。另外，还得敢于直面自身的缺失；若是能像鲁迅那样，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抉心自食”，那是最理想的。《九十年沧桑》中的乐老师，能够冷静地面对自己的一生，有时甚至还会自我调侃，如“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第77页）。类似这样自嘲的语言，在这书里多次出现。

作为一本回忆录，《九十年沧桑》很好读，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书做得不错。但因我对乐老师太熟悉了，她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故略有一点不满足。严格说来，此书不算新书，而是根据她的英文自传与汤一介先生合撰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以及随笔集《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重新剪辑而成。可不可以这么做？当然可以，而且确实需要。不要说一般读者，即便同行专家，也不见得对乐老师整个生命历程有整体性的把握。若能一编在手，乐老师的音容笑貌、思想历程以及学术贡献一目了然，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既然因年迈无力经营完整的自传或口述史，借用众多散文随笔剪辑而成，是个讨巧的办法。

如果说有什么缺憾，在我看来，主要是编者没在各章节下面加注，说明材料的来源及出处。若加注，可回避各章节不连贯、不平衡的诘难。比如为什么《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这么写，那本来就是为了追怀解放初期因各种原因离开北大的沈从文、废名、唐兰三位先生，故没必要牵涉其他人，你不能追问难道1948年北大中文系就是这个样子吗？另外，不同时期撰写的文章，语境、内涵及意义是不一样的，时过境迁，有的说法不见得很妥当。没必要刻意修改或掩饰，加个注就解决问题了。看得出来，编者做这书非常用心，且得到了乐老师的高度赞许。我的建议是，此书重版时，附一个各章节资料来源的说明，供有兴趣的朋友追根溯源。说不定还有读者更上一层楼，通过对照阅读，品鉴你摘编是否合适，组合有无道理，或者还有哪些潜藏的富矿值得进一步开采。

最后，还想说说我与乐老师的具体交往。我不属于乐黛云先生的“嫡系部队”，只是因乐老师早年曾随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读书，故对我另眼相看。1984年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乐老师已经竖起了比较文学研究大旗，明知我不是那块料，还是将我收入麾下。理由是：凡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都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潜质。1990年，乐老师主持了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我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有幸入围，且获得了一等奖。不过坦白交代，本来得的是二等奖。考虑到获一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获不获奖对他们无所谓，乐老师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

去年八月，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那是我的“学术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其中第一章《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是根据我在“多元之美”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1年4月8—10日）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的，初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又见《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乐黛云与孟华编《多元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等。当初北大比较文学所副所长孟华教授受乐老师之命，坚邀我与会。我因长期不做比较文学而胆怯，孟华的游说很精彩：正因知道你不一样，才坚持邀你参加，要不怎么叫“多元之美”？这巨大压力下的思考与表达，害得我辗转反侧，没想到竟催生出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成果。

我担北大中文系主任期间（2008—2012），曾组织编写若干书籍，其中最值得骄傲的，莫过于《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畔，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一血吸虫病疫区成为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书出版后，我这样回答记者提问：“在官方记述之外，我们希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不同时代的北大师生生活留下记录，在还没有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的时候，立此存照，留点资料。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它将很快过去，写文章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在岗的教师对此没有了解。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参见许荻晔《“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2012年4月5日《东方早报》）此书的编写及出版难度不小，能做成此事，我很欣慰。而最早启发我思路的，是乐老师的《北大鲤鱼洲分校：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博览群书》2008年第4期）。2010年6月，我给中文系老师们发信，说明编写此书的目标及宗旨（还有禁忌），同时附上此前已刊的乐黛云、洪子诚、周先慎三文，供大家参阅。

一次评奖、一篇论文，还有一部书稿，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提携与指引。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些如盐入水、有味而无形的言传身教。未名湖边，乐黛云先生勤勉耕耘、不断进取的身影，给我辈后学树立了绝好的精神标杆。

2021年4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21年4月14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