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从《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到一万多字的长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余杰对余秋雨穷追不舍。

“忏悔”原是一种自赎，现在，对于余杰来说，“迫人忏悔”已成了一种救赎的姿态了，在他振振有词的棒喝中，余秋雨们很容易联想起当年挥着红宝书，号称要拯救全世界的红卫兵小将们。

对生命的追问，对现实、对灵魂孜孜不倦的反省是中国思想界新生代的特色，也是千万人为之喝彩的主要缘由，作为余杰的同龄人，我也曾是喝彩者之一，因为我们心中蕴育着共同的对于“人”的忧患与珍视。

但随着余杰愈来愈习惯“扮演”（原谅我使用这个词）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他身上“斗士”的金袍愈来愈发光时，我突然有了一丝惶恐：我们这群对“文革”还缺乏相当认知的年轻人在作为呐喊者出现时，是不是太轻易地就成了一个先天的审判者？

许多人似乎忘了，我们的“清白”是时代造就的，上一代人的“罪孽”也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起跑点不同的。当我们气势磅礴地以我们天赋的“清白”去指责上一代人逃不掉的时代的烙印时，我们有没有去试着了解他们的苦衷呢？当我们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为什么不背负他们灵魂的十字架时，我们是否曾把自己置于他们当时的处境呢？我们能肯定地说，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们会拥有今天的见识与今天的勇气么？而且，我更要问一句的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就真的比“文革”时的知识分子活得更崇高，更有担当吗？那时还有顾准、遇罗克、吕荧、张志新……而今天，我们并没有面临生死关头，众叛亲离的压力，仅仅是“名利”二字，就使得多少读书人趋炎附势，不耻下流？我们总是逼问历史，我们为什么不更多地逼问现实呢？“还原历史真相”更适宜那些幸存者来做，作为后人，我想我们只有研究的义务，并不具备审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