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文坛批判”

上个世纪末，文坛是在一片叫骂声中降下帷幕的。“看上去很美”的王朔被人贬为“看上去很丑”；而王朔奋起一跃，将枪口对准正修心养性的金庸，称其为“四大俗之一”。金庸一派太极宗师的模样：“有不实之虞，就有求全之毁。”较之金庸，余秋雨的火性大了些，无意中将批评者和盗版者联系在一起骂了，于是，呼啦啦市面上出现四五种专批余秋雨的集子，颇有让文字淹死他的恶劲儿。接着，又有人策划了黑马文丛，顺带将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一一拉出来批斗……一时间文坛杀气腾腾，也让读者热血沸腾，看够了文人间虚伪的互捧，这种撕下面具的角斗自然颇有新意，也颇有卖点。

我手头就有一本《十作家批判书》。光是标题就极尽刻薄之能事：说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于文坛”，说贾平凹“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说梁晓声“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

这两天无事，随便翻翻也就翻完了。人无完人，文无完文，说到批判，自然有它一针见血的地方。但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也就是说，批评者不能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便把癞蛤蟆当天鹅；也不能因为双脚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便强说大象是老鼠。不幸的是，中国文坛既乐于造神，也热衷于拆庙。记得“余秋雨热”时，我几乎听不到一点负面评论，而其实，《文化苦旅》中有几篇文字并不尽如人意，例如《五城记》在行文上就有些“用力”。而一旦有人“倒余”，文坛上立马绿林好汉似的冲上来一群人。指出些“硬伤”也就罢了，批着批着就走火入魔，上纲上线，好像余文十恶不赦，不但与妓女的口红画上等号，甚至认为它比黄色小说更祸害中国文化，似乎非要除之而后快。难怪余秋雨会沉不住气。行笔至此，我不禁暗暗为新崛起的神话人物刘亮程悬了心，江湖险恶，愿他好好保重。

文学批评没有持平之心，就不免有强词夺理之处。

朱大可教授在评余秋雨时，先用世界话语批判余的民族话语，而为了批判余的国家主义，他又不自觉地以民族立场进行观照。好像在用武侠中的“挪移大法”。

徐江在批汪曾祺时，搬出博尔赫斯、卡佛等现代派小说家与汪氏一决高低，而其评判依据则完全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这种比较就像说青菜萝卜的蛋白质比不上红烧肉。

至于说钱钟书的《围城》“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在小说的界面大大拓宽，小说的旧定义已有些模糊的今天，似乎也是一桩放不到台面上的指责。

另外，我发现批评家喜欢将鲁迅作为标杆衡量作家作品，以鲁迅的“外冷内热”来否定钱钟书的“俯视性审美观照”；以鲁迅的“锐语”否定余秋雨的“煽情性语言”……鲁迅也未必十全十美，文学贵在多元化，非要番茄长成土豆样，还种番茄做什么？

我家后门口有一片地，原说要铺上水泥，拓宽道路的，但因为没有钱，就搁置下来了。一些老太太乘虚而入，种上了自留地。白菜、油菜、玉米……一片绿油油，也蛮好看的。后来有关部门说道路旁边种菜有碍观瞻，应该种树。便不由分说，将菜地平了。一年过去了，没见任何树苗运来，地荒在那里，间或有人扔些废纸、易拉罐和塑料袋什么的，现在，那里成了垃圾场。

文学批评要么缺席，要么就挥动一把利斧，扮黑马一路砍杀过来……说是为21世纪文学巨匠的出现杀出一条血路。但我只怕文坛从此就像我家后门口的那块地，大刀阔斧的颠覆之后，很难再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