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自序

译可译，非常译

我们现在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大家，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能够倾其一生做文学翻译的人，几乎没有了。最后能够对得起这个称号的，恐怕只有20世纪早期那些教授学者，他们很幸运有过那么一段惬意的时光。周作人仅凭一部四万字的译书，卖给胡适，领到四百大洋（十个大洋一千字），并用这笔钱在北京西郊买了一块地、三间瓦屋，这在今天是天方夜谭。^[1]那个时候懂外语的人才十分稀缺，能留学的必须家底殷实，而且年轻有为。最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革命需要创造新的文学，需要改造旧的语言，从而去开创新的生活。翻译自然成为推动这个伟大运动的首选，译者的地位自然非常之高。

如今，有国外留学经历且精通外语者大有人在，翻译也不再是高雅的词汇。尤其是翻译技术兴起之后，文学翻译与一般翻译的界限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不少人甚至天真地认为人工智能未来甚至可以取代文学翻译。由于翻译的报酬可怜，译者的地位低下，这一切造成了今天译界的消沉，以至于批评声不绝于耳。

但我们还是能够非常惊喜地发现一批对翻译有坚定信念而且笔耕不辍的人，他们活跃在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他们是集仁、智、勇于一身的先觉。之所以仁，因为他们能够始终保持一份知识分子的优雅气度和淡定，维护了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之所以智，因为他们能够看透今天的许多光鲜的学术成果不过是一层镀金，待时过境迁，精华荡然无存。而翻译，一旦与伟大的思想碰撞，产生的必是传世之作。之所以勇，因为他们能够抵抗时下疯狂的物质和名利的诱惑，甘于在翻译中寻找知识与思想，犹如一位矿工，挖掘不止，砥砺前行。

我不敢以翻译家自称，但希望自己是这样一群翻译矿工中的一员，虽然我只是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做翻译，但我对文学和学术翻译一往情深。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我们读书期间，我们佩服的是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把课文讲透彻的老师；如果在此之上，还发表译文和译著，那就足以令我们崇拜。翻译甚至成为我们鉴别外语老师水平优劣的最高标准。

当时上外语课普遍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教学法。课堂上，老师剖析语法解构，介绍生僻词的典型用法，然后，让学生将句子甚至段落翻译成中文，以检查学生对课文和词汇的理解与把握程度。我们常常在班上为老师或某一同学的精妙翻译而喝彩；后来我当老师以后，授课时也偶尔会使出一招精妙的翻译来镇住学生。

我是靠自学英语考进大学的，入学后，并没有勇气去动笔做篇章翻译。1981年我毕业后留校，通过考试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高师研修班学习一年，特别精读了张汉熙先生的《高级英语》（上、下册）。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教材之一。通过学习该教材，我对语言的认识已经从字句层面上升到谋篇布局，学会了关注文体修辞和品味文字。教材中有一篇课文《青尼罗河》（The Blue Nile），描写了青尼罗河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奔腾而下的壮美景色，展示了沿河千余英里的动植物的绚丽画卷。我很喜欢这篇课文，便将其翻译成中文，反反复复地修改，直到满意了才将译稿投给《环球》杂志。不曾料想1983年春这篇译文得以刊发，编辑部为了配合这篇文章，甚至在封三刊发了五幅尼罗河组图。初次出手，便获得成功。杂志被几位同时留校的同学轮流借阅，译作得到老师和同事们的一致赞扬。

1978年3月入大学前，我只读过五年小学，一年中学，后来进了内地小城一家街道工厂做了七年多的炼胶工人，期间自学英文，汉语语法是到大学以后才开始学的。不过五年而已，我居然有英文翻译作品正式发表，这令我兴奋并充满了动力！此后我从《纽约客》 《读者文摘》等英文刊物上寻觅可资翻译的散文，到1985年我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以前，我已经发表了几篇译文和论文。

我1985年秋入学北外，研究生的专业是应用语言学，两年下来，我的语言学各科成绩位于全班前列。然而，就在写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一些同学为此感到不理解。我非常喜欢文学的想象力，也喜欢语言学的严谨缜密，唯有翻译让我从中找到了两者的结合。较为系统的语言学训练让我收获良多，让我做翻译研究时方法更为系统与科学，做翻译文本分析时更加严谨和深入。我的硕士论文《构建话语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后来被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文学卷），1998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学卷分上、中、下三册，一共才收入40篇学位论文，外语类入选的三篇，除我的翻译研究硕士论文外，另外两篇是中山大学区鉷和北京大学辜正坤的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同收入文学卷的一些著名学者有温儒敏、杨义、陈平原、汪晖、王岳川等。

翻译《青尼罗河》以后，也不曾有翻译鸿篇巨制的念头。然而，读研究生期间，我和好友一块合译了马利坦的《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这部诗学译著于1989年完成，因为出版社经费短缺而搁浅了三年，1992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当代西方学术文库”中推出。马利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梅隆讲座教授、西方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此书属于首译，所以，胡经之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时，邀请了译者来写《马利坦的文艺思想》一章。这部教程1992年底获得了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在这段时间前后我还合译了文学理论著作《后现代主义面面观》以及《德国哲学》的部分章节。这些翻译实践让我认识到，在扎实的中外语言基本功基础上，做文学翻译的需要人生阅历和文采，而做学术翻译的则需要理论修养和概念准确。这些为我后来做文学翻译或学术翻译奠定了基础。

我接下来又翻译了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译著于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上架。由于法律出版社只买了五年的版权，故此书五年内重印了13次后就没有再印刷，读者也无法在书店邂逅此书了。此后，我又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悲剧》、主译了陈福田主编的《西南联大英文课》（双语读本）等，得到不错的社会反响，尤其后者，一直在亚马逊、当当网上占据五星位置，短短几年售书便接近20万册。

现在简单回想起来，我的翻译经过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找米下锅阶段和上门约稿阶段。前阶段因我在一个普通师范院校任教，没有太多资源，几乎只要有译活，二话不说就接，而且不过问稿酬一事。后来，尤其到了北京以后，不同的出版机构或学术机构会常常上门约稿，被我婉拒了的出版社有不少。我的拒绝不是因为稿费，我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书，喜欢翻译有思想性的、有挑战性的书。当然，我也有两本儿童读物的翻译，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翻译界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不够。儿童的想象力培养，不能仅仅来自母语的故事，还要来自异域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

翻阅我的译文集，读者会发现至少两个特点：第一，首译占了绝大部分。我当然也羡慕过去那些翻译一个外国作家全集的译者，但这种机会在今天已经微乎其微。我的大部分翻译，接近百万字，都是不曾有人翻译过的。首译困难大，尤其是学术著作的翻译，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学理混乱，如严复所云：“一名之立，踟蹰数旬。”不过在这种精神挑战中，我也产生了一种只有译者可意会的成就感。第二是翻译书稿体裁多样，涉及文学、文学理论、美学、哲学、神学、认知心理学等主题内容。而且，这些书大都是出自名家，属于经典之作。2009年我参加了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全球论坛，讨论文化、翻译认同等，这是一个西方类似达沃斯论坛级别的文化论坛。我以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获得欧洲和北美学者的共同提名，并获得3，300欧元的奖金参加会议（中国另一位参会者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单继刚教授、《翻译的哲学方面》的作者）。参会者共计50人左右，都是各国著名学者，如英国《卫报》的主笔，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瑞士的马悦然教授，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著名学者和翻译家迈克·汉姆等。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时任国际译联（FIT）主席、南非大学的教授竟自告奋勇担任秘书，做记录员的工作。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彰显译者（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s）的地位，因为他们为世界的文化、思想和文学的沟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遭到彰显”的三位与会译者分别是：挪威翻译协会会长（挪威百分之九十的印刷品是翻译，她说，一个小国如果没有翻译，思想就会干枯）、拥有利比亚和英国双重国籍的女翻译家（她用英语和俄语翻译非洲小说）和我。大家为我翻译了马利坦的《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两部选题不同、体裁迥异、难度极大、欧美学者几乎必读的书而感到钦佩。在五天后的论坛结束晚宴上，我还应邀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代表用英文致辞。

在翻译方法上，我个人主张先直译而后意译。我讲的直译不是欧化的翻译，佶屈聱牙；我讲的直译建立在通畅、晓易之上。在直译中，文本的形式与语言表达方式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形式本身就是意义的一部分。我希望译作能留下原文的痕迹，那里面我们可以体会文化的、思想的、词语的别样滋味，我们的鉴别力、认知度都可以同时得到提升。当然，没有百分之百的直译，原文有许多可以做到直译与意译兼顾。我只是在直译不能表达文本意义时才采取意译。如果是诗歌，我会尝试用直译和意译不同的方式，或者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去做。

我本人多年的翻译体会是：译者必须态度严谨，对文本心怀敬畏，措辞谨慎，力求达意。做到不通晓文本不译，不熟悉术语不译，语境不清楚不译，无可查资料不译。对于译文要反复推敲，斟酌用词，不断修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合格的译文。不同的语言中存在差异性和心智的不同，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差异性，并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它。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译可译，非常译！

罗选民

2021年8月15日于西大镜湖斋

[1] 胡适当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工作，手上掌握一批经费。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联图书有限公司，1980，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