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韬神怪小说创作背景及创作情况

第一节 王韬神怪小说的创作背景

清朝末年，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气象。随着清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口岸城市的开放等，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变得日益频繁。其次，王韬所在的城市上海作为最早的口岸城市之一，也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近代化的商业大城市迈进。另外，王韬自己又对神怪小说有着深厚的兴趣，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的小说观念尤其是“奇境幻遇”和“经世致用”小说理论与他神怪小说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机缘和个人因素的激发引导下，王韬的神怪小说应运而生，而且得以呈现出别异的色彩。

一、晚清的衰落与现代化潮流

王韬生活在道光到光绪前期，可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到王韬的时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破败局面。

首先，在政治上，清朝继承了明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将其推到了顶峰。清末官场也是腐败不堪，贪污腐败、贿赂公行是随处可见的现象，王韬神怪小说《因循岛》中的相关描写就可看作这样的一个典型，县署的行牌上写的是“粉饰太平，虚行故事，廉嗤杨震，懒学嵇康。”厉县令“外示和平，而贪狡殊无人理。”官吏们只知钻营升官，食民脂膏。另外，到了清末，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很严重，由于国库空虚，政府支出却很大，卖官鬻爵就成为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一条重要手段。而且，此时除虚衔外，知府以下的实职也可卖。官场不再是精英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而是成为金钱垒筑而成的高台，有钱就能当官，出的钱越多，买到的官就越大，这就在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同时，也给原本就千疮百孔的满清吏治带来更多的问题。

在社会经济上，清末东南沿海一带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由于政府继续推行前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这就使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仍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地主、高官和富商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在道光年间，“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分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佣耕之户。”^注由于高额的地租，再加上繁重的徭役和苛捐杂税，就使许多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王韬生活的年代，更是一个战乱不断、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在这段时期，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云南、陕西、广州的回民起义，新疆民兵叛乱，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各种内乱外患不断发生。1849 年夏长江中下游的大水灾和这年冬天广西的大灾荒，1876 年至 1879 年主要发生在山西、河南的大旱灾等各种自然灾害，更是给原来就萧条不堪的社会生产雪上加霜，这些战争和自然灾害严重削弱了清朝政府的国力，也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在军事上，道光年间，清军总兵力大约 90 万人，由八旗军和绿营兵构成。八旗军是世袭，子承父业，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徭役，每月还可以领到固定的薪俸。绿营兵虽无八旗兵的世袭特权，但薪俸也很高。这些高待遇使得士兵们只知享乐，整天三五成群，斗鸡走狗，赌博嫖娼，吸食鸦片，日益颓废，作战能力越来越低。另外，由于政府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人制造大炮火枪的同时，清朝士兵用的仍是刀矛弓箭，兵器装备十分落后。官员的腐败、士兵的享乐、兵器的落后，使得军队再也无法承担起保卫国家的重任，在许多对内对外战争中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思想文化上，清末政府沿袭了清初的闭关锁国政策，自高自大，唯我独尊，对正在高速发展的西方列强不屑一顾。对外交往，将礼、义作为衡量一切事情的标准，以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利’是祸乱的根源，是人心不稳的渊薮。而只有儒家倡导的‘义’，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注对内则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等封建统治的学说，大兴文字狱，对汉族官员和读书人的言行大加防范，对任何有可能对其统治造成威胁的言行都严加镇压。在西方已高度现代化的时代，在世界越来越一体化的时代，清朝政府却仍在做天朝上国的美梦，这使整个国家死气沉沉。

总之，到清朝末年，满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全都走向了末路。整个大清王朝如同一座即将就要倒塌的宫殿，在夕阳的余光下，显得更加阴森黑暗。

但从来没有永远的黑夜，黎明的曙光已经在悄悄走出阴影。西方国家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中国千年来等待的大变革时代已经来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等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新鲜的东西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首先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西方国家精良的制造工艺，威慑力极强的坚船利炮，在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来抵制西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正是在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下，1861 年至 1894 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它将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它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作为改良的主要内容。尽管洋务派的成败得失，至今论说不一，但它却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由理论推到了实践。

其次，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制度上的不足，但是，西方人的入侵，使得他们的一些思想意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从 1844 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开始，大批的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不仅传播教义、出版宗教刊物，而且兴办慈善事业。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部分信仰上帝的学者，王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一些农民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平天国义军的领导就是吸收和利用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从而发动和领导农民站起来反抗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的。尽管他们只是借用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和“上帝”的权威，事实上他们对基督教并没有完全认识，但是从他们能够利用基督教来发动起义这一事实可见，当时西方思想对中国即使是农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晚清社会的黑暗、混乱，使得人民生活非常艰辛，同时他们对现实和未来都感到十分迷惘。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世界。西方奇异的内容，又使整个社会显得有些光怪陆离。王韬的神怪小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

二、上海租界的繁荣与王韬小说

上海曾是一个建县很迟、规模很小的县城，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 年 8 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租界就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近代化的商业大都市迈进，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之一。1848年，王韬第一次来上海，此时黄浦滩的景象是：“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飘渺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之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注可见此时上海城市的人口之多、楼阁之高、规模之大。

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弥漫于整个都市。小说《海上繁华梦》中说上海“自道光二十三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绿酒红灯，说不了的是纸醉金迷。”^注市民们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开拓了广阔的娱乐消费市场，形形色色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戏园、茶室、弹子房、跑马厅、跑狗场、俱乐部、游戏园等处处可见。与此同时，适应城市大众文化生活需要的通俗性报刊也大量涌现，如 1872 年创办的《申报》、1875 年创办的《四溟琐记》、1876 年创办的《寰宇琐记》等报刊。这些“面向普通市民读者的通俗性报刊的相继涌现，标志着具有近代商业性质的文化消费市场的渐趋形成。”^注这些报刊在流通过程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正是那些神怪小说之类的通俗有趣、雅俗共赏的作品。

与小说大众消费市场的形成、传播方式的改变同时出现的是稿酬制度的建立。明清时期，许多情况下是作者向出版商缴纳费用，作为出版其作品的报酬。而 1872 年《申报》创刊号上登载的一份《条例》称：“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注这表明《申报》愿意免费发表文人的作品。《申报》免费发表作品的《条例》，打破了长期以来作者向出版商缴纳出版费用的传统，对稿酬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影响。1877 年《申报》购买了一部名为《后水浒》的小说原稿。1878 年 3 月《申报》的一则广告称：“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或装订好后，送书十部或百部申酬谢之意，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注这里提到的“出价购稿”和“送书申酬”都可以看作是稿酬的一种形式。后来《申报》对报刊来稿也开始付酬，1884 年 6 月 4 日《申报》为《点石斋画报》征稿，刊登了《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启事，称：“本斋特请海内大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名事之原委，函寄本斋。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注近代报刊稿酬制度也正是从此开始。

这样的书报出版环境，为文人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极好的舞台，同时也使写作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王韬也不例外，当《淞隐漫录》停刊的时候，他哀叹万千：“然韬月中之入，又少佛饼四十枚矣！”^注

综上所述，晚清的黑暗、国门的被迫开放、西方文明的大肆涌入成为王韬创作神怪小说的大背景。而王韬所处的城市———上海这一特殊的通商口岸城市，又为王韬的神怪小说提供了较大的消费市场和先进的流通方式。同时稿酬制度的创立，也为王韬创作小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王韬与神怪小说

王韬在中国近代是最早走向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可是这样一个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非常推崇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创作出数量如此大、艺术水平相对也较高的神怪小说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客观的社会原因，这与王韬个人也有很大关系。

（一）王韬与神怪小说的情缘

王韬对小说的兴趣，是从小培养而成的。早在“四五岁时，字义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纳凉，率为述古人节烈事，老民听至艰苦处，辄哭失声，因是八九岁即通说部。”^注九岁时就已“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注可见，王韬从小就对小说非常感兴趣，此时，不仅阅读了大量的经书，而且阅读了一些杂史和小说类作品。王韬幼时，还经常做梦，“屡梦浮屠佛像，魂自能从泥丸宫出入，十余岁后始止。”^注后来当他离开甫里，来到锦溪，平时阅读时，非常喜欢野史、稗史，他认为“稗史虽与正史背，而间有相合，足以扩人见闻。”“野乘亦可怡情”。^注另外，他对佛经也很感兴趣，他在《弢园尺牍·与觉阿上人》中曾说：“一昨病中，遍历幻境，顿豁悟人世一切是非，从此当一意离垢，忏种种罪孽，修种种善果，依大比丘座，即登彼岸不昧宿，因回忆前事，如沤如泡，如影如尘。”^注一场小病，就使他引发出这么多的佛学感叹，可见佛学对他的影响很大。幼年时的教育、充满奇思异想的梦境和对佛学的喜好，不仅为他以后创作神怪小说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同时也培养了他丰富的想象力。

成年之后的王韬，更是对小说爱不释手。他经常是以小说为伴的，不仅自己购书，有时也托朋友不远千里从上海到香港给他带书或寄书，有时还和朋友借书。搜奇记异成为他的兴趣，许多前代的神怪小说他大都读过，如《冥报记》《述异记》《聊斋志异》《剪灯闲话》《阅微草堂笔记》《镜花缘》等。他尤其喜欢读《西青散记》，还为其写过序。《西青散记》曾是他的床头读物之一，王韬对它非常痴迷，有一次竟梦见了书中的一个女子，并在梦中哭了起来，等醒来后，却发现泪水早已浸透了书页，可觉得梦中的女子好像仍在窗外。

另外，王韬性格外向，不管走在什么地方，都有许多朋友，包括数学家李善兰、小说家郭友松、诗人秦云等。这些朋友们不仅经常一起谈艳访妓，而且喜欢一起看戏闲谈，大到天下时局，小到奇闻异说，都成为他们的话题。这就使王韬的视野非常广泛。再加上王韬独特的漫游经历，更为他后来创作神怪小说作了准备。

（二）王韬小说观之“奇境幻遇”与“经世致用”

王韬能够创造出大量的神怪小说，不仅与晚清独特的时代背景，上海租界的繁荣，王韬的教育、兴趣、性格等人生经历有关，王韬的小说观念“奇境幻遇”和“经世致用”，与他神怪小说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关系。

“奇境幻遇”是王韬在《淞滨琐话》中明确提出来的。他说：“世间荣华富贵、贫贱屈辱，皆境也。境也者，不过暂焉而已。优游恬适，舒畅怡悦，所以养乎心者也。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凭虚造为奇境幻遇，以自娱其心。”“今将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稗传于世，非笔足以达之，实从吾一心之所生。”^注这个“境”看起来好像是指虚幻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想象世界。但是我们联系王韬独特的个人经历，“奇境幻遇”其实指的就是将奇特的人生经历加以理想化，将压抑在心中的情感加以虚幻化。在这里想象成为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意奇”成为创作追求的主要目标，而要达到“意奇”的目标，作家必须既能统摄外在的客观世界，又能自由出入内在的心理世界，并将其融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正是在“奇境幻遇”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情节的迷离、境遇的离奇、韵味的新颖成为王韬小说创作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王韬在创作上追求“奇境幻遇”，但是立足点却仍是现实世界。王韬非常重视小说“经世致用”的教化功能。他曾在《水浒传序》中说：“……今我以《水浒传》为前导，《结水浒》为后传，并刊以行世……两书并行，自能使诈悍之徒，默化于无；乖戾之气，潜消于不觉。”^注可见王韬是把小说当作改良社会的重要工具而创作的。而《遁窟谰言·自序二》中提到前人的诙谐之作时也曾这样说：“神仙怪诞，狐鬼荒唐……所以不遭摒斥者，亦缘旨寓劝惩，意关风化，以善恶为褒贬，以贞淫为黜陟，俾愚顽易于观感，妇稚得以奋兴，则南董之椠铅，何异遒人之木铎？斯编所寄，亦犹是耳。”他在这里指出，前代的神怪小说之所以历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它们对净化社会环境、促进社会进步有着极大的积极影响力，当然，他的小说作品也不例外。

正是在“奇境幻遇”与“经世致用”这样的小说理论指导下，《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这样的神怪小说才既充满了离奇的想象，又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第二节 王韬神怪小说创作情况

在王韬“小说三书”中，《遁窟谰言》的创作开始于 1862 年王韬流亡香港期间，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他少年时期的作品，所以这部小说集中作品的风格不尽相同。这部作品主要记载的是粤地的风情故事、太平天国的烧杀抢掠、香港及其近岛的一些民情风物。

《淞隐漫录》是王韬在游历欧洲广泛接触西方文明之后，晚年回到上海创作的。这些作品最初以单篇的形式发表在申报馆发行的《画报》上。《画报》每月出三期，自 1884 年下半年开始，每期登载一篇，并有画家吴有如、田子琳为其所配之画一幅，从1884 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887 年才登完，后点石斋将其结集发行。这部小说集主要记载的是一些谈艳访妓、侠士除恶、男女爱情之类的故事。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使王韬的锐气消磨了不少，他回国之后看到晚清社会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落后、社会空气的虚浮、人民生活的艰难，更是感到非常失落，所以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已开始从现实的土地转向了遐诹异域。

《淞滨琐话》是在《淞隐漫录》成书之后创作的，也曾在《画报》上连载，后因《画报》销量不好而停刊，1893 年《淞滨琐话》开始以单册发行。《淞滨琐话》风格与《淞隐漫录》近似，但由于长期的冶游、吸毒，王韬已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了。在品尝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和痛苦之后，他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所以在这部作品集中，有一些作品批判、揭露的锋芒非常尖锐，作品的浪漫色彩比《淞隐漫录》更为强烈。

在这三部集子中，除了《淞隐漫录》中与《淞滨琐话》所收相同的《徐麟士》《药娘》《画船记艳》和《田荔裳》4 篇作品，总共收了 348 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 48篇是新闻报道、传记、传说、社论、散记、游记之类的非小说类作品。所以在这三部小说集中，小说作品共有 300 篇。

王韬小说创作数量如此多，而且各种题材混杂在一起，有的小说又是介于神怪与非神怪之间的，这就为对其进行恰当的分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将选取王韬“小说三书”中全部的神怪小说和非神怪小说的神怪情节作研究，以期对王韬神怪小说作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为了研究的方便，现把王韬的神怪小说和有部分神怪情节的非神怪小说都称为“神怪小说”。

在王韬“小说三书”中，神怪小说和神怪小说以外的作品在各书中所收篇数及具体创作情况如下（具体分类见附录）：

综观王韬“小说三书”，神怪小说数量很多，总共有 183 篇，占将近全部小说总量的二分之一，所以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作品显得有些零散、杂乱。不过，还是有一定的内在线索可循的。根据小说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 8 类，即婚恋类、奇航类、术数类、武侠类、战争类、官场类和科考类，另外，还有一些无法确切归类的作品。其分类统计结果如下（具体分类见附录一）：

由上表可见，在王韬的神怪小说中，婚恋类作品最多，多达 99 篇，其次是术数类作品，其它、武侠类、奇航类、战争类、科考类和官场类作品依次减少。

在下一章中，笔者将对这些神怪小说的思想内容作具体论述。

注：《陈明米贵之由疏》，杨锡绂著，选自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八。

注：《试论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表现及其影响》，刘云波，《湖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第 182 页。

注：《试论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表现及其影响》，刘云波，第 183 页。

注：《弢园老民自传》，王韬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6 页。

注：《海上繁华梦》，海上漱石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3 页。

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探询—吴趼人小说研究》，胡全章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6页。

注：《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戈公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88 页。

注：《鲁迅与现代稿酬制》，陈明香，指导教师：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5 页。

注：《从稿费制度的实行看晚清上海文化市场的发育》，张敏，《史林》2001 年第 2 期，第 91 页。

注：《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张敏，《史林》，2000 年第 2 期。

注：《弢园文录外编》，王韬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86 页。

注：《弢园文录外编》，王韬著，第 386 页。

注：《弢园文录外编》，王韬著，第 382 页。

注：《弢园老民自传》，王韬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5 页。

注：《弢园老民自传》，王韬著，第 25 页。

注：《淞滨琐话·自序》，王韬著，齐鲁书社出版，2004 年，第 2 页。

注：《水浒资料汇编》，马蹄疾编，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