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嘴上

又到了“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春节了。爆竹禁放了，但桃符还是要贴的，于是全国上下，举家挨户，都在忙这个年了。

忙年，是中国人的一大快活。

西方人过万圣节、感恩节、逾越节，都带有很浓的宗教色彩。他们一年之中的最重大的节日圣诞节，教堂鸣钟，咏唱弥撒，那就更是神圣庄严，热烈而又隆重。中国人的节日，与宗教的关联性不是很大的。春节，也就是过年，是和五千年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形态分不开的，基本是一种农耕文化现象。一年到头，经过了春种秋收，夏忙冬藏的农事劳动之后，新的耕作年份即将开始之际，快快活活地休憩一下，庆贺一下，既是对上一个年度辛勤耕作的慰劳，也是对下一个年度丰收的祝福和风调雨顺的祈愿。

春节，成为中国人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其意义大概在此。

于是，中国人过年，必然也就带有小农经济的特点。因为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无法产生更多的社会积累，只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需求和简单再生产，也就谢谢老天爷了。再加之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和统治者造成的人祸，经常闹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翻一翻《二十四史》，“饥馑”、“灾荒”、“人食人”、“饿殍遍野”、“颗粒无收”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正因为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所以，“丰衣足食”，免于饥寒之苦，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憧憬的理想世界。而“民以食为天”的警语，也说明了小农经济下的中国人，第一位的需求，也是最大的需求，就是要把肚子填饱。所谓“青黄不接”，所谓“糠菜半年粮”，所谓“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等等语言，正是旧时中国农民一年到头饮食状况的描写。因此，中国人过年，主要在吃喝上，也是饿怕了以后，一种心理补偿的反应吧？

所以，中国人的忙年，也就是忙吃。

连《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躲账十天，大年三十回到家中，喜儿还从邻居大婶家借了几斤玉茭子面，包饺子过年呢！由此可见，年和吃是分不开的。中国人过年的主要活动项目，就是忙吃忙喝。至于迎神请佛，祭祀祖先，张灯结彩，拜年贺喜，则是次要的，或者是过场而已。我记得早年间，家中准备的年糕年饼之类，至少可以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否则，就没有年节气氛了。而据我所知，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宜于保藏，年前所包的饺子，一缸一缸地在屋外冻起来，有的人家要吃到农历的二月二龙抬头的，这才显得气派。一进年关，尤其在农村，更是集中在这张嘴上，杀猪宰羊，烹鸡煮鸭，磨米舂面，蒸糕烙饼，忙得不亦乐乎。若是问一个中国人，“年在哪里？”那么最准确的回答，莫过于说“年在嘴上了”！

这种习俗，形成传统，延续至今，少有改变。过去凭票凭证供应时期，得为老百姓每家每户的一只鸡，两条鱼，几斤猪牛羊肉，乃至富强粉，好大米，大花生，葵瓜子，筹措准备，全国调运，当这个国家的大家长，也真不容易。现在，日子好过些了，但一到年关，政府机关，工商部门，仍旧要为几亿张嘴奔忙。大小单位，头头脑脑，都得为属下的员工谋福利，你就看下班后满载而归的快乐，便可了解古老遗风的背后，所反映出的农业经济社会贫困的阴影。

有一份统计说，平常日子里，中国人每天要吃掉一百万头生猪，一千八百七十万斤鸡蛋，每天喝掉的酒，是三点六万吨，一年下来，这些酒可以灌满一点五个杭州的西湖。因此，一过年，大吃大喝的结果，必定是成倍地翻番，要消耗掉更多的肉、蛋、奶，而且，基本上都不是营养所必需的。还不包括吃坏了肚子喝坏了胃，存在冰箱里费电，吃不下去霉烂变质，最后成了垃圾的损失。这种加速的消费浪潮，实际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大浪费。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超越这种人类最起码的本能呢？除了吃之外，在这样的节假日里，追求文化层次的满足，精神世界的愉悦，不也是一种或怡然自得，或合家同欢的乐趣吗？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大快朵颐，唯求酒足饭饱，那大概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远了。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这样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会有多大出息了。

因此，过年，只为一张嘴忙，说起来，是挺悲哀的。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假如，离饭桌远些，过一个在精神上充实的春节，同样也是不亦乐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