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中的士人¹是指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类举子及部分科举游离者，他们是“介于庶民与公卿大夫(当时称‘缙绅’、‘乡绅’等)间的阶层”²。也就是说，这里的士人不包括官员等传统的士大夫。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论题的统一、深入，在行文过程中，文章对部分有明确功名出身的官员(如举人官、贡生官等)也时有涉及。话本小说则统指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而无意于“话本”和“拟话本”之区分。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鉴于当前学术界在士人生活、话本小说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与尚待填补的空白。

一、有关明清时期士人生活研究的现状

当前，有关明清时期士人生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以陈万益先生的《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³和孙立群先生的《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⁴为代表。《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为陈万益的一篇论文，收入其同名著作中，主要“探讨以山人为最突出群体的明季文人的生活，及其与晚明小品创作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为孙立群的著作，全书九章，共21万字，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主要包括士人的品格、士人的读书生活、士人与仕途、士人的衣食住行、士人的聚会结社、士人与琴棋书画、士人与青楼女子等内容。上述两部著作，虽一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一出自历史研究者之手，但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即：第一，以大量的文学典籍为材料。第二，采用描述的写作方式。第三，关注士人的诗酒风流。《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认为明季文人“借怡于物”，对于山水、花木、禽鱼、书画、器具、蔬果、香茗以至风土、民情等事物，“晚明文人不仅以之寄感慨，并且以赏鉴态度安排，以突显其人品，气韵才情之出俗，高标其市井文人的风雅”，换言之，还是关注文人的风流人格。《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这个特点也很明显，通观全书有一种生命精神的流动，细观部分段落则为作家韵事遗事集。第四，在不同程度上使士人生活的研究落实到士人生活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联系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这一点比较明显，作者在同名著作自序中言“我认为晚明小品是明朝末年江南文化的产物，必须探究其生发的时空背景，了解明季文人生活的形态，才能具体把握小品纷繁歧异的样貌，进而给予正确的评估”，士人生活研究的目的不言自明，而《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第四章第三节第三部分“醉中得句若飞来——饮酒与创作”，就是谈的文学创作问题。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上述著作并无可议之处。但是，如果从士人生活的研究出发，上述著作则不免有所欠缺。正如龚鹏程所言：“文人生活的研究，以往甚少，而且颇为褊狭。因为视域大抵集中在文人的文坛交游、文艺活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及诗酒酣唱、烟霞寄傲的部分，这是文人的文学生活，乃其本业，犹如商人从事其贸易、农人操其农事一般。……其次，就是文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他们与社会上其他各流品、各人等，农工商佣一样的衣食日用生活起居。这种文人的世俗生活状态，为向来讨论文人生活者所忽略。”他还说道：“大家忘记了文人也是人，也有其世俗生活的一面。而且正因为文人所从事的文学职业及其所追求之艺术生活品位，须要在世俗生活领域中取得支持，否则根本不能进行，故文人的世俗生活其实比起其他行业人更为重要。可惜论者对此，殊乏关注。”⁵

另外一个类型则以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及其姊妹篇《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为代表。前书分四个部分：一是考察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二是量化统计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绅士人数，三是探讨了绅士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四是对19世纪中国绅士传记作了分门别类的分析。后书专门论述了绅士的收入问题，从担任公职、公共服务、充当幕僚、教书、经营土地、商业活动各个方面，考察了19世纪绅士收入的途径和性质，并比较了各种收入对于绅士经济生活的重要程度。与第一类型的著作相比，张著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不再以大量的文学典籍为主要材料，而以史学典籍，特别是大量的地方志为材料。第二，采用的也不再是描述的写作方式，而是论述的写作方式，这就使文章呈现出科学、严谨的特点。第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张著采用了数字统计的方法，如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二章分析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时，共用了29个表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第一章分析担任官职作为收入的来源时，共用了17个表格。这些都体现出了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第四，不过，张著与第一类型的著作最大的不同则在于两者的关注点不同。第一类型的著作着眼于士人的诗酒风流，而张著则关注于士人的科举、谋生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使士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得以初步的呈现。这个类型的著作还有《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⁶、《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⁷等。作为严谨的历史研究著作，上述著作无可挑剔；但作为研究士人生活的著作，该类著作则不免有些缺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士人不是毫无生气的单纯存在物，他有精神，他有心灵，而这些是单纯的数字统计所无法告诉我们的。例如，科举制度到底对士人心灵上造成了如何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无从得知。通过那些谋生手段，士人在获得物质收入的同时，经历了哪些精神痛苦？我们也无从得知。总之，冰冷冷的数字背后掩藏着太多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那么，该如何从制度的研究(科举、婚姻方面)走向精神的研究？又该如何从物质的研究(治生方面)走向心灵的研究？这都是我们当前所应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在亟需一部既关注于士人的世俗生活，又能在士人的世俗生活中见其精神、见其心灵的著作⁸。这也正是笔者的努力方向之所在。

二、话本小说研究的困境

当前，话本小说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重源不重流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话本小说大量地流失海外，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博学如鲁迅、胡适等，尚不知道“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的存在。范烟桥《中国小说史》(1927年版)对三言论述不足300字，云“《喻世》、《警世》，今不可见”；在1930年修订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也语焉不详，称“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在此情况下，话本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到宋元话本上。其中，“白话小说的起源问题”、“《京本通俗小说》的年代问题”、“小说专名的考释问题”⁹是其热点。随着三十年代中国学者海外访书的进展以及海外学者的介绍，“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进入了学者视野，并著入书目，整理出版。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整个话本小说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我们试回想十五年前，我们讨论中国短篇小说，只能用一部《今古奇观》作例子；十五年来，‘三言’‘二拍’与《古今小说》(按，此处误，《古今小说》应为‘三言’之一)都先后出现，我们方才明白短篇小说在当时发达的状况；……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¹⁰从此，“三言”、“二拍”研究成为与宋元小说并驾齐驱的热点。建国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言”、“二拍”的本事源流上。其中，开风气者是孙楷第先生，他于1931年发表《三言两拍源流考》一文¹¹;集大成者为谭正璧，他的《三言两拍资料》于1980年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建国后，学术界开始了对“三言二拍”的思想艺术研究，如范宁《冯梦龙和他编撰的“三言》¹²等。这样，话本小说研究就分为两大块，一为宋元话本，一为“三言二拍”，其代表作为孙楷第先生的《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¹³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¹⁴。孙文认为短篇白话小说经过“转变”、“说话”、“短篇小说”三个阶段，并认为其艺术上具有“故事的”、“说白兼念诵的”、“宜讲的”等特点，他立足文献，其文为“兼有史笔与分剖辨析之长的大著作”¹⁵；胡著被赵景深先生誉为“精心结撰的、论断比较恰当的、内容丰富的、总结性的著作”,“对于说话及话本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论述。”¹⁶。但两者都有重源不重流的特点，前者全文七八千字，涉及明清话本小说的只有八百多字；后者共十八章，关于宋元话本以及说话的有九章，关于三言二拍的将近三章，其他话本小说总共不到一章，剩下的为说书和讲史等。这样一来，“源”几乎没有作品流传，只有靠文献推测；“流”有作品支撑，却不受重视。

随着《古本小说丛刊》(始于1987)、《古本小说集成》(始于1987)、《话本小说大系》(始于1989)的逐渐出版，这种“由于孤本秘籍难以尽览，研究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的论著，涉及的面一般都比较窄，往往只突出宋元话本、‘三言’、‘二拍’这三个点，连‘十二楼’也常常一笔带过，更不要说衰落期的那些拟话本小说了”¹⁷的局面得到了局部改善，出现了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1994)、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刘勇强《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¹⁸等一系列论著，还有大量未出版的学位论文。另外，海外也出现了【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译于1989)、徐志平《晚明话本小说石点头研究》(1991)、《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之研究》(1998)等优秀之作。但重源不重流的问题仍然存在，如2000年之后的几部专著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2002)共六章，除第一章总论和最后一章余论外，其他四章分别为宋元话本、“三言”、“二拍”、“李渔”；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2002)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宋元话本以及“三言二拍”，甚至李渔的小说都很少提到；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2003)共十六章，明以前占了七章，明清的词话各占一章，“三言”、“二拍”、“李渔”又各占一章，其他话本小说只占了三章，且每章都很短。

实际上，除了宋元、“三言”、“二拍”、“李渔”等作品外，现存的还有四十多部话本小说集，五百多篇作品，其篇数远远大于宋元、“三言”、“二拍”、“李渔”的总和。而且，部分作品在内容或艺术上并不逊色于我们公认的某些三言二拍名篇，如《豆棚闲话》在叙事上就很有特点，达到了话本小说叙事艺术的高峰，“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如果在《豆棚闲话》的起点上再向前迈进，那就要走进近代小说的范畴；”¹⁹《鸳鸯针》则是一部“为《儒林外史》开了先路的”²⁰小说，其地位亦不容忽视。

总之，由于学术惯性等各方面的原因，大部分话本小说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对这些小说进行了梳理。发现他们提供了当时最原始、最本色的士人生活情态，故撰写了此稿。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把重点放在学人不太重视的中后期话本上，因为中后期描写士人生活的作品较多。据金敏镐统计，在“三言”、“二拍”与《型世言》的238篇小说中，以士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一共是58篇，占24%²¹；据闵惠敬统计，在清代白话短篇小说37种291篇中，以士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一共是113篇，占39%。²²话本小说中士人主人公所占比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世俗生活”释义及本文章节安排

一方面是应该对士人的世俗生活进行进一步研究，一方面是话本小说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如此看来，似乎是一切具备，只等动手操作了。实际上不然，在这里，还有一个“何为世俗生活”的问题。对此，提出加强“文人的世俗生活”研究的龚鹏程认为，所谓的“文人的世俗生活”就是“文人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就是他们与社会上其他各流品、各人等，农工商佣一样的衣食日用生活起居”。乍一看，这个解释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则不然，因为“衣食日用生活起居”包括方方面面，其内容斑驳复杂，实在不好把握。幸好，龚鹏程通过自己对《聊斋志异》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端倪。他言：

在文人的世俗生活领域，他除了受王权之宰制、经济市场之宰制外，同时也受到妻子的宰制。蒲松龄所描述的不第秀才，奔波于科举体制中，事实上属于第一类。甘心帖耳地钻帝王之毂。而且在这个体制中，毫无挣脱的办法，悲其境遇而莫能逃亦莫能离却。他所叙述的文人业贾现象，则凸显了文人受到经济市场之宰制，不能不去治生。至于那些悍妇对丈夫惨无人道的管束虐待，或丈夫叩服于女主座前之现象，就是文人受妻子牵制的写照了。文人的市井生活或世俗生活，就是深陷在这三重宰制中的。²³

这段话说的比较拗口，但基本提出了研究“文人的世俗生活”的线索，那就是从其所受的“三重宰制”入手。士人受“王权之宰制”指的是士人不得不参加科举生活，受“经济市场之宰制”指的是士人不得不治生，“受到妻子的宰制”指的是士人不得不面对日常琐碎的婚姻。相应地，科举生活、治生生活和婚姻生活也构成了“士人世俗生活”的三个最重要方面。笔者的研究也就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一一展开论述。

先看科举生活。首先，在一个功名化的社会中，大部分士人都要从属于一个功名群体，要么秀才，要么举人，等。这样，他也就具有了这个功名群体所独有的权利与无奈，悲伤与欢欣。揭示每个功名群体所独有的权利与无奈，悲伤与欢欣也就成为了本文的第一章。具体来说，童生是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或者说是平民读书人。这样，“平民”、“读书人”的两种角色就使童生的身份处于尴尬地位，一方面使他们的心灵更加敏感，对自己的读书人身份念念不忘；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身份不被社会所认同，时时刻刻遭受社会的嘲讽打击。第一节就对童生的这种尴尬处境进行了阐述。秀才是读书人的最低功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受到官府、社会一系列的优待。第二节就从诉讼角度对秀才“奢遮”的表现、成因及其成因的不稳定性进行了探讨。贡生是由秀才贡出来、具有了做官资格的功名。但实际上，不论是从出贡，还是想当官，他们都要经历漫长的等待过程，第三节就从出贡难、想进入仕途难、步入仕途后更难三个方面对贡生的艰难处境进行了探讨并试图给处在困境中的贡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监生成分很杂，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例监生却占绝对优势。第四节对读书人对纳监趋之不及的几个原因(即“几般便宜”)进行了探讨并具体分析了“几般便宜”真正的落实情况。举人是较高级的功名。但同为举人功名，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身份地位却并不相同。第五节从中举时间的长短，选官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举人地位的变动性进行了探讨。进士是读书人的最高功名，但读书人中了进士之后并不是立刻高官厚禄、皇帝赐婚、衣锦还乡等，而是要经历一段凄清的岁月。第六节从庆祝、观政、候选官职、为官初期等几个阶段探讨了新科进士的这段凄清时光。度过这段灰色的岁月后，进士的仕途便进入一片光明，这也构成了第七节的内容。

其次，为了从属于一个功名群体，士人需要参加一系列的考试。这样，揭示这些考试过程，特别是揭示考试过程中读书人的生活状态就构成了本文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本章共六节，第一节探讨了童生进学的物质支出问题，第二节探讨了童生进学的其他困难，第三节探讨了秀才的岁考压力，第四节探讨了秀才获得乡试资格的几个途径，第五节探讨了秀才中举的困难，第六节探讨了举人考进士的情况。在这些章节中，考试过程或者说考试制度的揭示只是手段，揭示这些考试对读书人的影响才是目的。如第三节中，对“岁考”制度本身的探讨只用了短短的几百字，而用了近万字的篇幅讨论了岁考制度对读书人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些考试制度下读书人的生活状态，本章突出了对考试物质支出的探讨，除了用一个完整的章节探讨进学的物质支出外，在其他章节中对此也有很大比重的涉及。

再看治生生活。士人的谋生手段主要有教馆、作幕等，其中教馆最为常见。²⁴第一节从谋馆之艰难，守馆之辛苦，收入之微薄，别离之悲苦，失馆之伤痛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他们在教馆所遭遇到的烦恼，从而说明了教馆只不过是其迫于无奈的选择。鉴于有时“授徒之不足为养”²⁵，有些人选择了作幕。但除了收入较高之外，作幕者也要遭遇到谋馆难、守馆苦等一系列烦恼，同时还要承担更大的精神压力，诸如不能进业的愧疚、有损德行的恐惧等。这构成了第二节的主要内容。至于编选时文、游学等其他谋生方式，士人较少从事且话本小说鲜有言及，本文不再论述。

最后看婚姻生活。士人的婚姻生活非常复杂，本章主要探讨其择偶标准及惧内等问题。第一节主要探讨对妻子的个人条件方面的要求，在才、色、德等个人方面，他们抛弃了才、色的诱惑，以德作为娶妻的最高标准。第二节主要探讨对妻子家庭出身的要求，虽然豪富之女容易给他们带来丰厚嫁奁，小家之女容易让他们找到自尊，但士人仍认为，真正的理想之侣应是儒家之女。惧内是普遍的现象，但士人的惧内仍有自己的特点，即贫贱相守是导致惧内的主要原因，衣冠中人爱惜名誉是其中的催化剂。为了对付惧内，他们做了认真的思考并想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这构成了第三节的内容。

最后谈一下本文采取的论述方式。鉴于学界对科举、婚姻等制度方面，治生等物质方面的研究较多，笔者不想对这些内容做无谓的重复，只在论述所需时做简单的介绍；而对学界较少关注的科举制度下士人的生活状态、谋生过程中士人经历的痛苦等方面则进行集中的论述。总之，一句话：人有我略，人略我详，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到位。

1 “根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研究，在明末，对那些以生员为主，也包括了举人的还没有成为官僚的读书人，就用‘士子’、‘士人’、‘衿士’等语称呼。”(见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但本文中的“士人”包含了进士这个群体。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与此相类的概念还有读书人、文人等等，本文对这些概念不做辨析，视为同一范畴。

2 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3 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

4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版。

5 龚鹏程：《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见《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6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8 顾鸣塘的《<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虽以《儒林外史》为中心，但仍关注于制度和物质方面的研究，而对士人的精神和心灵关注较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 参看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305页。

10 胡适于1932年为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所做的序言。

11 收入《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2 《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

13 一九五一年《文艺报》四卷三期。

14 像这种列名的专著，只在后面注明出版年代，不再另外出注，下同。

15 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16 赵景深：《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序》，见《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7 王毅：《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序》，见《话本小说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18 《文学遗产》1998年06期、《文学遗产》2001年05期。

19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8页。

20 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21 《中国话本小说变迁样相研究》,【韩】，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第225页，参见金晓民的博士论文《明清小说与科举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2003年，第23页。

22 《清代话本小说研究》,【韩】，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第91页。参见金晓民的博士论文《明清小说与科举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2003年，第23页。

23 龚鹏程：《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见《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24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言：“总然只是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生绡剪》第九回《势利先生三落巧，朴诚箱保倍酬恩》言：“这些宽头巾，教书是他本等。”上述引文都表明了这点。

25 名幕汪辉祖语，转引自李乔：《中国的师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