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如果从现代文学流派角度着眼，吴伯箫早期散文写作的风致最贴近京派，把吴伯箫视为京派“外围”散文作者固然毫无问题，即便径直将吴伯箫归入京派散文后起之秀，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妥。依据呢，自然也很充分。比如吴伯箫开始从事散文、小说、新诗写作时，他不但正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还与京派文学的重要人物多有交往，在周作人、废名、徐祖正办的《骆驼草》上发表作品。再比如到一九三一年大学毕业前后，吴伯箫则不但已有大量作品见载于《京报》《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和《华北日报》的副刊，接着又与卞之琳主编的《水星》、杨振声和萧乾先后主编的天津《大公报》副刊以及京津地区其他一些京派文艺园地建立了供稿关系，还跟属于京派后劲的何其芳、李广田成为文友。一九三六年底，吴伯箫甚至把何其芳从天津拉到他担任校长的莱阳乡师去做国文教员。在沈从文回忆青岛大学生活的文字中，也不时会看到吴伯箫的名字。

故而讲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散文，人们往往会把吴伯箫与何其芳、李广田相提并论。与吴伯箫相熟的文学研究会老作家王统照就说过：“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间颇费心思，这是我一向素悉的。他与何君同校任教，尤有交谊……”当时也有把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称为战前“散文三杰”的说法，或云“战前大名鼎鼎的吴伯箫”。吴伯箫本人晚年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曾在东北看到一本叫做《抗战期间牺牲的文化人》的小册子，也把他列入死者之列，且有“跟李广田、何其芳是好朋友，交谊很深，都写散文。散文的风格也相近”这类的话语。

但也正如王统照极有分寸的表述，吴伯箫虽然好写散文，而风格也只是“微与”何、李相近，这“微与”大概就是同作为京派后起散文新秀在文学写作上所具有的某些流派特征吧？比如在写作态度上的纯正、对人生和人性的细致体察以及“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的艺术敏感。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上，才能准确理解吴伯箫回顾早年写作时的那段名言，也就是他所谓“不自量力”要独创的那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

此种文体自觉，此种孜孜以求的努力，自然而然便造就了吴伯箫早期散文鲜明的个人特点甚至风格。只是多年来，尽管有不少人研究过吴伯箫的散文，写出过不少长长短短的研究文字或硕士论文，也几乎都会引述吴伯箫这番“夫子自道”的个人陈述，而因为缺少真正具有穿透性的观察和水落石出般的提炼，这些论文总还是给人以隔靴搔痒、云里雾里之感，反不如吴伯箫本人的话更简洁有力。我本人阅读吴伯箫散文虽然已四十余年，但很多时候也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长期摸不到门径，虽不满意别人的解说，自己却也概括乏力，提不出令人或令自己感觉眼前一亮的论断。直到近年，为了撰写《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一书，从头重读吴伯箫所有散文作品，甚至对民国旧报刊上出现的署名“吴伯箫”的近三十篇文章进行了一番辨伪求真的工作，此番既繁琐又有趣的细读，倒仿佛让我渐渐由晦暗转至清明，对吴伯箫散文的文体风格和修辞功夫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新体认。

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评价吴伯箫的散文集《羽书》，认定其“在散文创作史上，是不能掠过的一本书。吴伯箫的散文，有它独特的风概和成就。”司马先生是最早给予吴伯箫散文高度评价的文学史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样特殊的背景上而能如此“发现”和评价，殊为难得。接着司马长风先生的话，我以为吴伯箫早期散文所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的确是吴伯箫在文体产生自觉之后形成的重要文体特征，假如一定要用术语表述，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妨如此说：在众多现代散文作家里，吴伯箫尝试、创造了一种可称之为“现代辞赋体”的散文模式。除了“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这种整体性特征，细说起来也还包括“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其所借鉴的正是从汉魏六朝辞赋再到唐宋古文这一路的传统，体裁归入散文，却吸收了汉赋尤其是小赋的某些修辞特点，如内容上的体物写志，形式上的铺采摛文，加上唐宋古文开辟的平易畅达文风。这些特点，在吴伯箫早期的小品散文里体现尤为突出。譬如漂亮劲爽的《闷》，其“兴”的笔法让人印象深刻，语言上的“对称”也使人看到与赋甚至六朝骈文的关联。只是对称整齐已属于现代白话文的对称整齐，不复文言的刻意堆砌。试举数例：“我是伫立在海滨楼头，味着夜初景色，检着昏昏梦幻；迷惘地醉着，胡涂地清醒着。”“坐下是漫无头绪的沉思，站起是冒着火花的新恨。”“眼看的是世界，胸着的是宇宙。”“憧憬着以往，以往是逝去的微浪，消渗于岸边浅沙冲碎在峭稜石岩化作飞花水沫了；顾虑着将来，将来是未出土的种子，是花是叶结束实果，全属未可知的事……”《海》，同样以抒情、记叙、铺排的辞赋风格赞美青岛，有着吴伯箫散文特有的风致：热情的抒发，驰骋的思路，跳荡的节奏，昂扬的情志，富丽的辞藻，铿锵的韵律。“海风最硬。海雾最浓。海天最远。海的情调最令人憧憬迷恋。海波是娇妮多姿的。海潮是势头汹涌的。海的呼声是悲壮哀婉，訇然悠长的。啊，海！谁能一口气说完它的瑰玮与奇丽呢？且问问那停泊浅滩对了皎皎星月吸旱烟的渔翁罢。且问问那初春骄阳下跑着跳着拣蚌壳的弄潮儿罢。大海的怀抱里就没有人能显得够天真，够活泼，够心胸开阔而巍然严肃的了。”《山屋》《马》《夜谈》《说忙》乃至吴伯箫后期所写《记一辆纺车》《“早”》也属于同类风格的散文。对称的同时就是喜欢铺排，在叙述或抒情时按一定次序排列出结构、语气大致相同的句群，从而增强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说忙》当中这样的铺排就不少，比如第三段写乡村人的农忙，就按照春夏秋冬的时序，以铺陈、排比的句式历数人们的辛劳：“清晨趁早凉，要早起；夜晚怕热炕，要迟睡。忙完了蚕桑，是麦子；忙完了麦子，是谷子高粱。喝凉水，吃剩饭，葱蒜以避五毒。”

吴伯箫这类散文，又往往有着传统散文“卒章显其志”的特点，表达出来就是在文章末尾表达一种昂扬向上的激情，从而传达出积极、健朗、进取的精神，给读者以鼓舞。人的性格、气质不同，文风自然有差异，吴伯箫散文往往有快速的节奏和高昂的兴致，这跟他喜动不喜静的性格有关，未必是刻意装饰。而这种积极、健朗、进取精神，也就构成了吴伯箫散文偏于豪放、旷达的风格。

不过吴伯箫散文也并不只有这类现代辞赋体的小品，还在北师大时期就已经写了不少如周作人提倡的“平民文学”性质的写实散文，《醉汉》《小伙计》《通舱里的一幕》和青岛时期的《野孩子》《阴岛的渔盐》，都有点李广田《画廊集》的风味。知道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吴伯箫会在抗战时期写出《潞安风物》《黑红点》《南泥湾》那类通讯或报告文学作品了。

吴伯箫去世前拟定的散文选目录，体现了当时文学风习的解放和吴伯箫对个人写作道路的初步总结，仿佛也为后续的编选定下了格局。然而一方面，吴伯箫最早预备结集的《街头夜》因为散失而被摒除在外，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后期不少作品也面临重新打量和甄选的可能。故而此次重编《吴伯箫散文》，在以上两个方面都作了大幅度调整，甚至补充了两三篇集外佚文。编者的目的就是希望对原先的格局有所突破，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吴伯箫散文的新视角。

辛丑腊月廿六日，子张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