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京”与小说中其他城市异同

宋元时期的其他城市在小说中也多有描写，这种描写与东京的都市形象既有关联，也存在异同。《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开篇是这样的：

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家中有赤金白银、斑点玳瑁、鹘轮珍珠、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1]

再看《警世通言》中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2]开篇：

话说山东襄阳府，唐时唤做山南东道。这襄阳府城中，一个员外姓万，人叫做万员外。这个员外，排行第三，人叫做万三官人。在襄阳府市心里住，一壁开着干茶铺，一壁开着茶坊……

这两篇作品，一写东京开封府，一写山东襄阳府。我们无法确认这两篇作品产生的先后，但从二者叙述格局的相似可以看出，当年的小说家在描述城市时，确实存在着趋同甚至因袭的特点，如同小说家对人物外貌的描述。实际上，《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万员外在布帘底下，张见陶铁僧这厮栾四十五见钱在手里。万员外道：“且看如何？”元来茶博士市语，唤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语说：“今日走到余杭县”，这钱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钱，余杭是四十五里；若说一声“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稍三百六十足。若还信脚走到西川成都府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3]

所谓“市语”，指的某一行业的行话或隐语。此处所说的走到余杭县四十五里等距离，是以临安而不是襄阳府为起点计算，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真正的产生地点可能是杭州^[4]，其中的背景描写可能也是以杭州为想象基础的。同理，东京也可能成为某些小说家书写其他城市的想象基础。

事实上，临安受东京影响巨大。对此，很多文献都有记载。例如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清明节》：

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

卷四《七夕》载：

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

卷一四《东都随朝祠》：

惠应庙，即东都皮场庙，自南渡时，有直庙人商立者，携其神像随朝至杭，遂于吴山至德观右立祖庙，又于万松岭侍郎桥巷元贞桥立行祠者三。

卷一六《茶肆》：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同卷《酒肆》：

曩者东京杨楼、白矾、八仙楼等处酒楼，盛于今日，其富贵又可知矣。

卷一八《民俗》：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卷一九《瓦舍》：

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

卷二〇《妓乐》：

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5]

民俗、信仰、娱乐，如此等等，无一不可见东京对杭州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深入到了话本小说对杭州的描写中，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如果与杭州相比，东京小说与西湖小说在都市与地域文化的表现方面，有同有异。同的方面主要是市井社会日常生活以及风俗的描写，其中可能又微有差别，如以“时间”论，东京小说中元宵十分突出，而西湖小说似乎更重清明。在自然场景方面，东京虽然也有金明池，但它远远无法与西湖相比，更缺少后者的文化底蕴。因此，相对于杭州城而言，西湖小说更侧重于以“西湖”而非市井为场景，而东京小说即使描写金明池，也与市井社会联系更密切。在东京小说中，对酒楼、茶肆等的描写更为具体细致。换言之，东京小说的鲜明特点是都市而不是自然、文化。

至于宋元话本中的其他城市，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襄阳府”等，在描写上与东京的市井其实并无差异，但缺少东京小说中那种因屡被描写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标性场景与时序因素，也不构成自成格局的小说系列。

对于小说家来说，城市的异同同样可以作为情节安排的一种空间要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小说中，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对话：

赵正道：“师父，我要上东京闲走一遭，一道赏玩则个，归平江府去做话说。”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赵正道：“我如何上东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东京事，行院少有认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谁？第二，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赵正道：“这三件事，都不妨！师父你只放心，赵正也不到得胡乱吃输。”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东京时，我觅得禁魂张员外的一包儿细软，我将归客店里去，安在头边，枕着头，你觅得我的时，你便去上东京。”^[6]

显然，这里是将东京与东京以外的地方作对比描写的，作品前半部分人物在东京以外地方的活动，成为他们进入东京的一种铺垫和预演。“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贼盗，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闲汉入京都”不但是情节发展的空间线索，也是国家太平与否的象征。

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东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发展也逊色于东南其他城市，其都市形象才逐渐淡出了小说的艺术世界。

[1] 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724页。

[2] 本篇篇末有“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的说法，其本当即《宝文堂书目》所著录之宋元话本旧篇《山亭儿》。另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提及“十条龙”“陶铁僧”二目。诸篇作品间的关系有待考证。

[3]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91页。

[4]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上册，齐鲁书社，2000年，第101页。

[5] 以上《梦粱录》引文均据《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分见第10、23、119、130、132、149、166、179页。

[6]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上册，齐鲁书社，2000年，第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