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的特殊家庭

在我记事时，家中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两个叔叔、弟兄三人，还有哑巴爷爷奶奶两口子，全家共计十一口人，后来来了一位汉族大脚阿姨名叫桂花。父亲在省城工作，常年家中是十口人，算是一个中上等人口规模的家庭，但家庭成员与普通人家比较，有着它的特殊性。

哑巴爷爷和奶奶

我的爷爷有乐于助人行慈善的品格。有一年寒冬的一天，一位几乎丧失生活能力的人到我家讨饭，衣服破烂得几乎遮不住身体，冷得直在发抖。爷爷把他从家门口叫到他的住房内，让他在火盆边坐下暖暖身体。奶奶给他端来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让他吃。爷爷不顾奶奶的反对，把自己身上穿的上衣脱下来给他穿。

吃完饭爷爷让他走，但他怎么也不走，他很费劲地再三用手比画，大概意思是说，哪怕做马做牛给你家干活，只要给一碗饭吃就可以了。无奈爷爷心一软，就答应让他留了下来。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还是用手势比画半天说没名字。爷爷知道他是一个“哑巴”，给他起了个名，叫“保娃子”。

几年过去了，两个叔叔长大了，小叔出家当了和尚，大叔可以干农家活，于是爷爷让“保娃子”同前来讨饭的一位聋哑女人成了亲，可能她也没有名字，大家叫她“哑巴”。按年岁我们该叫她“奶奶”，为了尊重她，大家叫她“哑巴奶奶”。不久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宝宝，是个男孩，爷爷给他取名叫“来娃”。

此时，爷爷考虑家里人口多，打算让他们另居生活，但他们缺乏自理能力，最终还是在一块过，等着他俩的孩子长大能撑起这个家再分居。“保娃子”爷爷的模样我似乎有点印象，但什么时候去世的却记不清。有天晚饭后，我路过哑巴奶奶住的南房门口，听到屋内一声怪叫，吓得跑到爷爷那里指着南房说：“哑巴奶奶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到过哑巴奶奶。

在我的记忆中，来娃叔经常在我们家帮着干活，劈柴火几乎是他的事，他也经常留在我家吃饭，和我们一块玩耍。他是一个忠厚、朴实、善良的男人，一米七左右个头，有点驼背，和别人讲话总是笑眯眯的，说话还有点结巴，我从来没见过他和谁红过脸、吵过嘴。

刚解放时，来娃叔快三十岁了，还过着光棍汉的日子，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和一位丧了偶的阿姨成了亲，是在我们家办的婚事。这个阿姨带来一个小女孩，名叫“英儿妹”，和我是同龄人。一年后他俩有了自己的小宝宝，没过多久英儿妹也出嫁了，来娃叔总算有了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20世纪60年代，来娃叔任我们村的贫协主席，说话、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但工作能力却有限。1965年冬家乡四清运动时，我们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国家政策，把来娃叔、桂花阿姨说成是我家的长工，并给这两位老人施加压力，将我家的成分由中农上划为富农。

早逝的母亲

我母亲的乳名叫“花奴”，是出身于富贵人家的大家闺秀。大舅是国民党议员，当过副官、区长，在国民政府有权势。有大老婆、小老婆，使唤长短工，住南北两个大院，有楼房，良田百余亩，果园多处，牲畜满圈，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两个舅舅是塔尔寺赛池活佛囊的管家，经营着磨坊等生意。还有一个小舅在北京娶了老婆成了家，听说上学期间被人害死了。

听姑姑和大婶说，我的母亲高挑身材，长得秀俊，对人总是笑嘻嘻的，很有教养，不大讲话。母亲出生不久，我的姥姥就去世了，大舅和舅母把她抚养成人。因为这层特殊关系，大舅和两位舅母对我们兄弟三人格外照顾。1949年前我曾在舅舅家居住过，体验过一段时间的地主少爷生活。

在我不到四岁时，母亲离开了人世，那时她二十岁刚出头，她的容貌在我记忆中模模糊糊，但她深深的母爱永远铭刻在我心中。一次，我和母亲来到黄河边一块台地上，这一年黄河发大水，把河滩上的灌丛、小树全部给淹没了，只有大树的树梢在河水中晃动。河水直抵台地下几米处，我怕得就不敢乱跑。

河水中有个人从河的南面向北游来，精疲力尽，一会儿被河水淹没了，一会儿又浮出水面。母亲见了很伤感地说：“可怜！太可怜，这个人恐怕是过不来了。”我看她暗自在流泪。

母亲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家。”我让母亲背着走，母亲含着泪水说：“儿啊，妈妈有病，背不动了，牵着你的手走好吗？”看到流泪的母亲，我乖乖地让她牵着我的小手回了家。

有一次，母亲从舅舅家回来，她抱着我说：“儿子啊，妈妈死了你就没有妈妈了啊。”顿时我“哇哇”地大哭起来，母亲抚摩着我的小脑袋哄我说：“妈妈不会死的，妈妈在骗你。”然后她从衣柜箱里拿出一个梨给我吃，我就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吃着母亲给的梨，出门和小朋友们去玩耍了。

今天回忆七十多年前同母亲的生死离别情景，当时的我并不懂事，年仅二十年华的母亲，留下自己三个亲生骨肉要离开人世，是何等的悲伤难过啊！

旧社会家乡有个习俗，人病了认为是魔鬼缠身，病人过一条河，魔鬼是过不去的，病人和魔鬼分开一段时间，病人自然就会好。这样，我的母亲被送到我家东面一条小河之隔的姑姑家。没过多久的一天，太阳刚落下去时，母亲的遗体用担架抬到家门口，上面盖着一条红色毛线织成的被面，这件遗物是舅舅陪给她的嫁妆，成为我今生最珍贵的东西，我保存至今。

母亲走了，我好像懂事多了，更加思念她。每到黄昏落日时，我就来到家门口大路旁一棵大古杨树下，眺望西方，远处山巅万道血红色晚霞，绚丽夺目，周围渐渐暗下来，那里的光亮也渐渐淡了下来，我总认为那里是母亲逝去的地方。她在那里仿佛一直在凝视着我们，可她永远回不了家。思念、难过，小脸蛋上挂满了泪水。晚上泪水经常把枕头浸湿一大片，经常进入梦境，梦境中出现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女孩，有人给我解梦说，她就是你日夜思念的母亲。

我对母亲的记忆就这么多，但她在我的内心世界里，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牵着我的手在茫茫人海中拼搏，给了我勇气、智慧，帮助我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闯过人生一道又一道坎，陪伴我走进人生，奋斗至今。我道一声敬爱的母亲，儿子谢谢您！儿子永远永远地怀念您！

善良的桂花阿姨

母亲在世时，因常年有病不能正常下地干农活，从黄河南面的甘肃来了一位名叫“桂花”的汉族中年妇女，她中等个头，没有裹过脚，服饰是典型山区农村打扮，看得出她是个穷苦人家出身。

她很勤快，天刚麻麻亮就起床，把院子、大门口的地面清扫得干干净净，家中挑水、做饭、出炕灰等女人干的活，她全包了，还要下地干农活，她做的饭很好吃。和我母亲似姐妹一样，关系处理得很融洽，母亲去世后，她像母亲一样关心照顾着我们，从未打骂过我们兄弟三人，总是笑呵呵的。爷爷夸奖她能干、脾气好，是个贤惠、善良的女人，让我们叫她“阿姨”，要听她的话，要尊重她。

爷爷教育孩子的方法简单、粗暴，他经常有两句口头禅：“不打不骂不成才”，“核桃骨都砸着吃的东西”。所以打成为他惯用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在外面同一个小伙伴打了架，他母亲给我爷爷告了状，爷爷不问青红皂白，先是把他的鞋脱下来，用鞋掌在我的小屁股上狠打，打得走不动路，“让你牢牢地记住，以后在外面调皮打架的事还干不干了”。

后来又发生了上述类似的事，这次肯定逃不脱爷爷的惩罚，吓得躲在桂花阿姨的后面，想让她来保护我。阿姨心疼我，很少和爷爷正面讲话的她，壮大胆子给爷爷说：“孩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回来你还要打他。”爷爷听了阿姨说的这番话后，没有打我，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再也就不打了。

桂花阿姨在我们家的这几年，是我童年生活中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她衣服穿得很整洁、得体，言谈举止大方。她对爷爷、奶奶很孝敬，同邻居、乡亲们关系处得融洽。为我们兄弟缝补、洗衣，温柔体贴，我很想叫她一声“母亲”，但还是不能，所以对她一直在心中敬佩有加，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母亲去世后，父亲给我们找了继母，桂花阿姨就回她娘家去了，从此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长大后我曾多次想去看望她，但有一定的困难，也有很多顾虑。1965年大学毕业，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但正好家乡“四清运动”。说她是我家的长工，派人到她家中索取了“长工”的旁证材料，四清运动中把我家成分补划为富农，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产生了新的疑虑，我就不敢再去找她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新疆调回青海工作，特别思念桂花阿姨，我想如果她还孤身一人，想把她接到身旁像母亲一样好好孝敬她老人家，如果她有家不便走动，想在经济上对她有所帮助。回到老家一打听，得知她两年前离开了人世，顿时一阵心酸使我流了泪，好伤心啊！这是我今生最为遗憾的事之一，时至今日，时时想起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为人仗义的爷爷

爷爷是一个身躯高大、体魄健壮、性格刚烈、有胆有识的典型农民。因我奶奶是汉族，爷爷不仅能听懂汉语，还能讲几句汉语。当外地汉族人到我们家乡办事，或者官府衙门到村中问事，大都把他请去说话或当翻译。

有几位从甘肃汉地来的逃荒者，找到爷爷帮助他们在本地落脚谋生，爷爷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窑洞下面的一块地无偿给他们盖房子住。这些人至今已经有好几代了，从最初的几个人，现在已发展到近百人，其中有大学生、国家干部、教师。爷爷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大家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大张”。

爷爷和奶奶

在我的一生成长中，爷爷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在我四岁时被当地寺院认定为“转世灵童”，被他毅然拒绝。刚到七岁就把我送进了学校，尽管他一字不识，但对我的学习抓得特别紧，从不溺爱我，给我讲学习的重要性，只有好好念书，学到本事当上官，可以光宗耀祖，过上好日子，回到家他装模作样检查我的学习。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从初小、小学、初中、高中，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

小学时他经常到学校，给老师说：“我的孙子要是不听话，不好好读书，就狠狠地打。”有几次他拿着自制的木板子让老师专门打我，因我背书流利，这个木板子没有打上我，却把背不下书来的小伙伴们打上了，他们特恨我爷爷，说：“这个老头太坏了。”

我上学时的费用主要由爷爷筹措，他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就把菜园子里的三棵花椒树由我打理，家里别的人谁也不能动。把花椒卖出去所获得的钱作为我的学费，我高兴极了，这样不为学费而发愁了。

第一次摘花椒没有经验，稍不小心，花椒刺把我嫩白的小手指扎出血来，加上花椒麻辣味进入血液中，又痛又辣，痛得直剁脚。把摘下来的花椒晒干，除去花椒籽，搞得干干净净，再拿到官亭镇上去出售。为了卖个好价钱，我小小年纪从大人那里，学到了讨价还价的本领，不时学别人的样子，壮大胆子吆喝两声：“上等花椒，快来买啊！”

爷爷的这一举动，一是解决了我的学费，更重要的是让我深刻体会到劳动的艰辛，挣钱太不容易啊！从此我养成了节俭、不乱花钱的习惯，这一优秀品格的形成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也不是说教便可以见效。爷爷是个地道的农民，没有念过一天书，不识一个字，不溺爱孩子，让我从小在艰苦环境中摔打成长，他是我心目中的农民教育家。

北京上学期间，每年暑假我都要回家，一是为了避暑，因为北京的盛夏酷暑难熬。二是要看望恩重如山的爷爷和奶奶，每次回家返校时，爷爷总是把我送出好几里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回家。

1964年暑假回到家，心情格外轻松，想着一年后毕业回家乡工作，经常可以见到爷爷奶奶了。没有料到这次返校时，爷爷把我送出大门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十分诧异地回头看了一下，见他蹲在大门口的那块石头上说：“你已经念书成功了，我很放心，我们俩以后见不上面了，你得知我离开人世的消息后，千万别回家，一定要把书念好，回家后给我坟上多烧点纸就行了。”爷爷连连挥手让我赶快走，他扭头就进屋去了。

爷爷是在1965年农历二月初二离开人世的，乡亲们说：“这老头属龙，活了八十二岁，在当地算是高寿老人。乡下有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说法，正好这天他走了，是吉祥的日子，炕上一天都没有躺，孙子快大学毕业了，太有福气了！”

爷爷对我的培养教育，在我撰写出版的《青海地理》后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表述：“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一位老人，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应该是一百二十多岁了，他就是我的爷爷，年幼我就失去了母亲，生活上一直由他老人家照管。……在《青海地理》问世之际，我将这一成果敬献给爷爷在天之灵。”深深表达了我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