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自序

1975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经整整四十五个年头。1976年8月，我被公派去法国学习。两年之后的秋季，我回到了解放军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后更名为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又更名为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我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就在这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真正开始了。

（一） 开放的精神引导我走向“他者”

在我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去法国学习是个很重要的阶段。我手头还保存有在法国留学时用法语写的几本日记，其中不少记载了我对语言与文化的一些思考。留法期间，我很注意收集有关法语新语言现象的材料，这对我早期的法语研究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时，我也很关注法国的文学与文化。留学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读了不少法国经典文学作品，还经常到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去淘书。那里书很多，品相很好，价格特别便宜。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我们当时在法国的吃住行都是国家按一定标准包的，此外国家每月给我们发十元钱的零用钱。两年下来，我用这点零用钱，竟然买了几十部法国文学名著，像古典主义时期的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和卢梭的代表作，还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雨果、自然主义的左拉、意识流的普鲁斯特等重要作家的小说。虽然我不太喜爱诗歌，但也买了不少本，像雨果的《静观集》，兰波、瓦莱里等伟大诗人的诗集。除了经典作品，我对法国当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化现象尤其感兴趣，像萨特、加缪的小说，尤内斯库、贝克特的戏剧，最新锐的作家如勒克莱齐奥、图尼埃的作品，我都接触过，似懂非懂地听到了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这些流派的名字。对法国太阳剧社的活动，我有过特别的关注，因为我很喜欢，觉得他们的演出离观众很近，与观众有直接互动，觉得还真是用戏剧为人民服务，实在了不起。当初的用心、听过的课、收集过的材料、买过的书、看过的作品，就像埋下的一颗颗种子，遇到好的土地，遇到雨露，尤其是碰上好的季节，迟早会发芽的。我就是这么幸运，两年的学习结束后回到国内，恰逢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开端。

对于拨乱反正的意义，一个刚刚归国的青年学者不可能有深刻理解，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在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不小的共鸣，有着一种朴素但强烈的认同。之所以说强烈的认同，是因为我有过到国外留学的经历，在法国学习到了一些新知识，读到了很多我感兴趣的文学佳作，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我的所闻所见、我学到的新东西，讲给我的同行听。国家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政策，更是一种思想观念的重要转变，一种走出封闭、走向宽阔世界的积极行动。邓小平英明决策，在1975年恢复留学生公派，这也许是一种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高度的人才培养举措吧。他在1975年出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也许就已经在心里有了改革开放的蓝图。改革要从开放做起，没有观念的转变，改革不可能迈出真正的步伐。而对我而言，开放，就意味着向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的长处学习。从法国留学回来后，我自告奋勇地向我所在的教研室的老师们提出，要就新学到的知识给他们做一个学习汇报。这一次汇报的情景至今难忘，我做了认真准备，就法语近年来出现的新语法现象，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老师们听了之后，给了我充分的肯定，杨振亚老师还笑着对我说，应该写下来。在他的鼓励下，我真的写了下来，于是有了自己在1979年给《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投稿并被录用的第一次学术发表经历。如今回想起来，我学术人生的第一次以汇报为名的“讲座”，还有学术性小文章的第一次发表，都与我积极开放的心态，与我那种希望交流的强烈动机相关。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单位组织听取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又学习讨论的热烈情状。改革开放，就要像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那样，“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有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我们不仅可以客观地评价外国的长处，还要勇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有了这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心底埋下的一颗颗种子渐渐发芽了。

最先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的，是我在法国读到的那些文学作品。法国有悠久的文学历史，远的不说，19世纪的文学对中国读者具有强大吸引力，像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的代表作等等。20世纪，法国文学气象万千，各文学流派呈现出鲜明的特质。在1978年前后的一两年，国内几家比较有前瞻性的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一些外国文学经典名著，引起了一股外国文学热，常有一本书出版，读者排长队竞相抢购的场面出现。面对当时涌动的外国文学阅读潮，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特别想把自己喜欢的法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在纪念《外国语》创刊四十周年的文章里，我曾谈到在那个时期，我迷上了翻译。但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名著，不是谁想译就可以译的。那个时期，重印的外国文学经典，都是老一辈翻译家的名译，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作品，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的译本，还有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的作品。译名著，我想也不敢想。我琢磨着，名著没有资格译，公认的好书轮不着我去译，那我能不能自己去选择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第一时间把它翻译出来？可是，我人在军校工作，除了在塞纳河畔淘到的几十本文学名著，因纪律所限，我没有渠道获得法国最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为此，我想到了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他是我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当时他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中文，与许多汉学家有很深的交情。当我和他说起翻译法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想法时，得到了他的鼓励，说会帮助我去寻找好作品。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钱林森老师通过法国友人，得到了法国当年获法兰西学院大奖的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叫《永别了，疯妈妈》。看到书，我如获至宝，真想马上动笔翻译，可是钱老师告诉我，要先读原著，如果觉得有价值，再写出一个一万来字的小说详细梗概，寄给出版社，出版社觉得感兴趣的话，就再试译两三万字，出版社全面审查后才能做出接受不接受此书的决定。照着钱老师的要求，我一一都认真地做了，钱老师修改了梗概，又修改了试译稿。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当我得到出版社的正式答复，同意接受该选题时，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从1980年夏天选题被接受，到1982年译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后经历了两年时间。近四十万字的小说《永别了，疯妈妈》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普遍赞誉，《人民日报》 《新华日报》《外国文学研究》 《当代外国文学》等主流媒体与重要的学术刊物相继发表评论文章。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给我写的信，表达他们对作品的喜爱和对译者的感激，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外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有了第一次选题被接受的成功经验，我和钱林森老师继续合作，把目光投向当代法国文学的前沿，努力从获奖作品中去选择符合中国读者期待，也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优秀作品。就在同一年，我们又得到了一部新的获奖小说，书名叫《沙漠》，该小说于1980年问世，当年获得了首届保尔·莫朗文学奖。当我拿到小说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勒克莱齐奥，不就是我在法国留学时读到的那部很怪诞的小说《诉讼笔录》的作者吗？说实话，打开小说的那一刻，我真担心《沙漠》和《诉讼笔录》一样，形式怪诞，难以理解。可是，随着一页页往下读，我读到了一个文字风格完全不同的勒克莱齐奥，小说的故事更是深深吸引着我，小说叙事“跳跃的时空中出现了一个荒凉与繁华、贫乏与豪富兼而有之，对比鲜明、寓意深刻的世界，那怪奇的词语创造出一幅色彩缤纷、变幻无穷的图像，处处透溢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许钧2002：273）。我觉得，这部小说，无论在形式的探索上，还是在思想的表达上，都有着重要价值，我坚信出版社一定会接受它，也相信它一定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果然，与我们有过合作经历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受了选题，我也很快投入翻译之中。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有着独特的个性，给翻译提出了重重难题。与《永别了，疯妈妈》相比，勒克莱齐奥小说的翻译难度明显增大。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理解层面的问题，也遇到了很多表达层面的问题。前者的困难，促使我们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与作者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勒克莱齐奥不仅认真地一一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难题，还给了我们惊喜，希望通过我们“寄语中国读者”。勒克莱齐奥的帮助与热情的寄语，给了我很大鼓励，也增强了自己想尽可能忠实翻译原作的决心。然而，理解的问题解决了，在表达层面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但要传达原文的意，还要传达原文的味。文字的鲜明风格，表达的特殊性，如何再现？就在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思考中，我渐渐地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思考结合在了一起，在傅雷、许渊冲等老一辈翻译家论翻译的文章的启发影响下，我渐渐地走上了翻译学术的探索之路。

随着文学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我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其意义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交流的层面，对中国读者而言，还可以起到开阔视野的作用。我正是在阅读一部部法国当代优秀作品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异域的力量，也慢慢懂得了如何去评价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多少年后，我应邀在北京大学做公开讲座，强调一个外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一流的作家”（许钧2018：73），我想这种观点的产生，与我在改革开放之初密切关注并挑选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坚持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优秀作家，不仅引导我走进一个越来越丰富的文学世界，而且还在思想层面，吸引我自觉地走向他者，走向异域。我慢慢懂得了，这种勇于走出封闭的自我、向他者敞开自身、向他者学习的态度，如伟大的作家歌德所言，“用异域的明镜照自身”，体现的就是“开放”的精神。

（二） 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翻译的使命

坚持开放的精神，关注法国文学的走向与发展，有意识地选择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渐渐形成了自觉的意识，也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在文学翻译实践上，至今我独立或合作翻译了近四十部法国文学优秀作品，其中大多数是法国当代文学作品。随着自己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出版社主动找我翻译法国文学经典名著和公认优秀的当代作品，如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而成立的译林出版社，就主动邀请我参加翻译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后又约我翻译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上海译文出版社约我翻译巴尔扎克的《贝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无知》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多次邀请我参加《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作。更加让我受到鼓舞的，是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法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柳鸣九先生就给了我充分的信任，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的翻译，先后把多部法国龚古尔奖作品的翻译重任交给我，如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图尼埃的《桤木王》、德库安的《约翰·地狱》。当我得知他已经把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列入丛书，我主动请缨，希望能翻译此书。翻译的路，就是一条不断加深理解，不断丰富认识、坚持互动对话的路。

随着翻译之路的延伸，我对翻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在翻译理论探索中，我觉得自己多年来始终坚持一条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发起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给了我深刻的启示。我渐渐认识到了，理论探索，不能忽视实践，更不能与实践脱节。翻译理论研究，要重视中国数千年翻译的历史，也要关注当下越来越丰富的翻译实践。实际上，我走上翻译研究之路，把翻译研究确定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在翻译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需要去寻求答案，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与指导固然重要，但很多问题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去探索。比如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中，我就遇到了许多层面的问题。正是针对翻译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我进行思考、探索与研究，结合自己对《追忆似水年华》的理解、阐释，写出了系列的研究论文，如《句子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形象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处理》《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处理》。我还用法语撰写了《论普鲁斯特隐喻的再现》一文，发表在《国际译联通讯》1992年第4期。此外，用法文撰写的《论文学翻译的审美层次》一文，我提交给了1993年在英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翻译家联盟代表大会，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资助，该文发表于伦敦尚佩龙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的《国际译联第十三届代表大会暨国际翻译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坚持关注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有针对性地加以探讨，使我有了越来越多的收获。我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与《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这两部翻译批评著作，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如翻译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BABEL杂志就先后两次刊载学术论文，就《红与黑》汉译讨论的意义与价值、翻译批评的路径等给予了积极评价。法国翻译理论家乌斯蒂诺夫在《翻译》一书中，“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以《红与黑》汉译讨论的批评实践与探索为例，说明翻译理论之于翻译评价与批评问题的重要性，该节多次引用了我和袁筱一在META发表的论文”（许钧2017：8）。

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路，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以我粗浅的理解，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有可能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十年来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探索，让我越来越自觉地在翻译理论研究中，从翻译实际出发，结合翻译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对涉及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伦理等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在我的翻译学术之路上，除了在上文中所提及的涉及翻译方法、翻译批评的研究之外，我越来越关注翻译的使命问题。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这三个问题密切相连。翻译到底有何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应该担当怎样的使命？要回答翻译的使命这个重要问题，必须对翻译是什么、翻译具有怎样的价值做出回答。2000年前后，我对翻译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在努力撰写《翻译论》一书。《翻译论》一书分为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等七章，是自己对翻译进行的一次具有尝试性的整体思考、系统梳理与学术阐发。该书写作过程中，恰逢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南京大学迎来了多位重要嘉宾，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布托·加利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南京大学三天访问期间，我们有过很多的接触和交流，他特别愿意倾听他人，如我对他在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演讲主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欣然接受，题目定为“语言多元与文化的多样性”。加利的演讲对我思考翻译的使命问题有重要启示。我特别认同他的观点：“语言的多样化是促进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的途径，给多语以应有的位置，就应该鼓励人们去学习这些语言。能说多种语言，就赋予了自己向他人和世界敞开的多种途径，就有利于思想交流，就为文化间的对话打开了通道。”（加利2002：10）他的这次演讲，我担任了口译。结束演讲后，我结合自己对翻译的认识，就翻译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与他进行了深入探讨，当他得知我在撰写《翻译论》一书时，主动提出要为我的著作写一句话，这句话是用阿拉伯语与法语写的，充分地体现了他坚持的语言多元的原则。我将他的题词译为汉语：“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加利的这一句话，对我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既有对翻译的深刻理解，也有对翻译的正确定位。后来，我对翻译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于2004年底撰写了《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一文，在该文中明确提出，翻译应该承担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而“维护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需要翻译活动所体现的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人类的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人类社会想要走出封闭的天地，首先必须与外界进行接触，以建立起交流的关系，向着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许钧2005：13-14）。

（三） 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中外文化交流共生

从自觉地走向“他者”，向他者敞开自身，到明确翻译的使命，把翻译之用提高到促进跨文化交流、维护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我对翻译的理解不断加深。正是基于对翻译的这一理解，我认识到翻译事业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作为高校教师，自己的翻译与研究固然重要，但人才的培养是第一位的。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地将自己的翻译思考与探索成果用到翻译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去。

在实践的层面，我积极引导并鼓励我的同事与学生参与翻译实践，参与到地区或国家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去。南京大学的法语语言文学学科有着深厚的传统，是国内最早设立的法语博士点，在翻译方面做出过卓越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有一批青年翻译家得以快速成长。回顾走过的路，我惊喜地发现，现在国内翻译界已经产生了不小影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尤其是青年翻译家中，有不少位翻译的第一部作品，都是我主动推荐的，如我的师弟张新木翻译的法国当代作家萨巴蒂埃的《大街》，又如我的学生袁筱一、李焰明翻译的勒克莱齐奥的《战争》，袁莉翻译的加缪的《第一个人》，黄荭参与翻译的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刘云虹翻译的乔治·桑的《娜侬》，宋学智翻译的杜拉斯的《副领事》，高方翻译的勒克莱齐奥的《奥尼恰》，等等。他们都已经成长为优秀的翻译家，多位担任了省级翻译协会的负责人，还有多位获得了各类文学翻译奖。仔细算过来，我给我的同事和学生推荐过或直接约请翻译过的法国社科与文学作品，不下一百部。我之所以乐此不疲，如此积极、持续地引导或鼓励身边的人重视翻译、参与翻译，是因为我坚信，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一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也不断地影响身边的人，鼓励他们对翻译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积极的探索，同时，我对翻译的思考也在不断持续与深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新时代，翻译与翻译研究如何回应国家的发展战略。我觉得，新时代的许多重要理论命题和国家战略需求都与翻译密切相关，如文化自信与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在不久前《群众》杂志记者对我的一次访谈中，我明确提出“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坚持文化自信”。在访谈中，我谈到，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强调“自觉”与“自信”，尤其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自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涉及根本，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种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呈现的是一种互动且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胸怀，善于向别人学习、取他人之长，从而让自己强大起来。考察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学习与借鉴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和人类情怀，越来越主动地走向世界，走向他者，在与他者的接触、交流、借鉴中丰富自身。这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态度，就其根本而言，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具体到翻译工作，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找回数千年的优秀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文化交流要双向发展，从以前只是向国外学习，到如今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也主动展示自己，为他者提供参照，提供新思想新文化之源，这就需要通过翻译，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思想与优秀文化介绍给全世界。近几年来，就翻译理论探索而言，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变化，我认识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文学外译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为此，我尽自己的所能，努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如我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了首届国际汉学家翻译大会，还向中国作家协会积极推荐外国著名翻译家参会，与法国学者和出版社联系，把中国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往外推介，如毕飞宇的《青衣》 《玉米》、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等。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密切关注中华典籍与中国文学的外译，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接受展开系统的梳理、考察与研究，还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批评性的探索。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也做了许多切实的推动工作。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曾以自己与勒克莱齐奥的交流为例，谈到了如何通过翻译之“姻缘”，真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经历，如经过我的努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与莫言分别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西安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与浙江大学进行了四次公开对话，勒克莱齐奥还与毕飞宇、余华等重要作家进行过多次交流。在我看来，组织“这样一些活动不仅可以使勒克莱齐奥对中国有所了解，可以让文学家之间有所交流，更可以让他甚至让我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学的骨脉、中国人的灵魂和追求有所了解。一个学者如果能在翻译的背后去做这些工作，在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研究，对文化有所促进，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对维护文化多样性所做出的贡献”（许钧2018：76）。

2018年暑假，中国翻译协会与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翻译师资培训，我在翻译理论研讨班上就新时代的翻译精神与使命，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认识：在新时代，我们应该进一步加深对翻译的理解，要将我们的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外文化的交流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紧密结合起来，让翻译在新时代起到更为广泛、深刻与积极的作用。

回顾四十多年自己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探索之路，我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之路对于我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我坚信，开放的精神，就是翻译的精神。翻译之路，是一条弘扬优秀文化，丰富世界文明，促进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之路。任重道远，我将在翻译与翻译研究之路上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加利.多语化与文化多样性[J].南京大学学报，2002 （3）：8-10.

[2]许钧.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许钧.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J].中国翻译，2005（1）：11-14.

[4]许钧.试论国际发表的动机、价值与路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1）：1-8.

[5]许钧.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J].外语教学，2018（3）：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