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同与尚异

《太平导报》太平民作尚异三篇，论尚异尚同和治乱的关系，很是针对今日时局的一篇文字。

但是我很怀疑“尚异”这个名词。

统观宇宙，上自星象的形成，下至人类的繁殖，自其动者而观之，无处不是“变”，自其静者而观之，无处不是“异”，自然历史家名此种现象曰：变异。再就人类自身而论，有性别，有年龄之别，有种族之别，更有智愚能鄙贤不肖之别，而智愚能鄙贤不肖之间，更有程度之不齐，流品之不一。自生而知之的上智至困而不学的下愚，中间可以分出许多等级来。这是程度上的不齐。社会分子里有画师呀，乐工呀，诗人呀，科学家呀，优伶呀，律师呀……这是流品的不一。不要说人人不能有做律师，做诗人……的希望，要使这许多互异的品类易地以处，怕就绝不容易了。社会生物学家根据了变异的概念进而名此种流品的不一致，曰：多形现象。

变异既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有如上述。自然现象是自然发生的或有自然发生的倾向，我们若承认这一层，便知“尚”亦异，不“尚”亦异。我们若以变异的倾向是可欲的，则任其自然可耳，不加以抑制可耳，何必“尚”？

社会的位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位，即是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一方面是育，即是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量的“异”。“同”而过当，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异”而逾量，社会生活的重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二者都是不相宜的。为社会秩序计，“同”非不可欲，然而不宜“尚”，中国史实早已昭示与我们了。为社会进步计，“异”当然可欲，然窃以为也不宜“尚”，尚则也不免有流弊。

尚异的流弊如何，在中国尚不多见。美国社会以尚异称，好处固有，害处亦不在少数。小而言之，社会分子的一言一动，在在标新立异，炫人耳目，在在求他们所谓sensational的东西或行为。这种情形一经普遍，即成一种浮夸放浪的风气；再要纠正他，便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大问题了。

中国向无“主义”这个名词，有人要提倡推行一件事物，只说一个“尚”字。中国更无“反……主义”这个名词，要排斥攻击一件事物，只说一个“非”字；所以“尚同”就等于“划一主义”，尚异也可以名为“维异主义”。凡是主义这样东西，要是常在几位哲学家的口里，不吐出去，还闹不出什么大乱子来，至多宣告几次“论战”罢了。但一旦要传到民众的耳目里，局面就可以立变。本来是一个假定，是一派理论，如今便成一条真理，一派信仰；本来只供少数人辩难的资料，如今却成多数人呼啸的口号，反复言之，只有主义可以号召群众。群众接受这个主义之后，这个主义就成为绝对的一种信仰，成为团体行为的一个大原动力。党同伐异的心理现象便是这种团体行为必然的一部分。

这种心理现象是容易解释的。“党同”可以说完全是模仿本能的产物，是求同意识的产物。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所以只要有少数有名望的人出来提倡，没有一种主义不受群众的归附的。模仿性和求同意识为政治社会成因之一，已是一种通论，不用我多说。然党同何以必伐异而后快？同者本不必党，既成了党，既称曰党，便包含着排斥不同者的倾向。故党同与伐异可以说是一件事物的两方面，本来分不开的。不过此外尚别有说。孔子尝论小人患得患失的心理。没有得到，百计以求之，所以要党同，所以要树声援；得到了，又怕不能保守，所以要伐异，以防他人“拆台”。如此解释起来，似乎目下种种党同伐异的社会状态毕竟是一个经济问题，亦是一个人品问题；尚异之论，纵可以挽回局面的一部分，若说解决，我恐无此能力；何况末流之弊，方向虽不同，而程度或与尚同论的相等呢？

尚同的末流是划一主义，统于一尊主义。尚异的末流是争奇炫异主义、无标准主义。都要不得。我们要的是一种容忍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可以求同而不党同，求异而不矜异。趣同变异本属社群生活里两种自然的倾向，只要我们无党无偏，一端不加限制，一端亦不加吹嘘，便不复有有余不足之病，可使相反者实相成，而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两端自都不患无保障了。

近人评论到此层意思的很多，然而我总以为他们都被名词误了。他们动辄讲“自由”。其实“自由”这个名词甚不妥当。自由的概念本来很捉摸不住，引用起来，每须注解，例如在法律范围以内的自由呀，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自由呀……后面一说更是糊涂。实则“自由”就等于“要别人容忍”。如今只说自由，字面上看去，好像只为了自己着想，没有顾到别人；事实上也确有人如此看法，自由变成自肆，社会因而蒙其大害的。“容忍”不明指人我都适用，而隐含人我都适用，我容忍人，人即自由，人容忍我，我即自由，不比较妥切么？

总之，在今日是非标准混乱与群众心理澎湃的时代里，最好不“非”什么，也不“尚”什么。要知道在“非”与“尚”之间我们的心态未尝无中立的地位。不尚同并不等于反同，不尚异未必就是伐异。这个中立的地位并不是消极的，并不是熟视无睹，并不是袖手旁观，并不是裹足不前；有了这个中立的态度，才能彀客观，才有资格可以批评，可以采众长，可以真正的建议而无顾忌。要养成这种态度，第一步要下容忍功夫。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