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庄子》序

孙见喜

也许是年龄大了，那些关于家乡的地理人事的记忆，总不时浮现在眼前。或者，因为还有个90多岁的老母亲在那里，有一些中小学的老师同学在那里，有一群文学上的朋友在那里，当媒体上出现家乡的事情，总忍不住要寻根问底，有时竟至掉下了眼泪。

这次，卫民拿来他的小说集，看着看着竟看到了自己，其中的人物、故事、情节、村镇、小树林和溪流，都有自己儿时的影子，甚至有隔壁老伯的咳嗽、村后大妈的脚印，乃至坟上的祭灯、堂前的贡献、垄上的劳迹、坡上的风景，那么真实亲切，不由得叫人想起作者那张黑脸、那双粗糙的手和那个局促的书屋。心想，他从事的养殖业那么忙，又主持着商州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还是商洛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怎么就有时间、有心情写作并发表了这么多小说？

这几年，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卫民发表了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为何坚持20年中不出新集子？他的回答是，要出就得拿出能看过眼、留得住的东西。他对自己要求高。当然，他也笑说创作的快乐来自文学刊物的发表，也乐意拿上稿费约朋友喝酒。

这个集子中，有些作品在初稿时我就读过，也曾提过一些建议和意见。《都是猪惹的祸》这篇小说，他谈了个故事框架，我就觉得这是块好坯子，希望他赶紧写出来。再见到他时，已经三易其稿。我读过颇为兴奋，卫民创作上的严谨和高标准使他不满足于市地县的刊物。比如，同样是写大饥饿，他的构思与描写就更为新鲜和奇特。他在通篇中没有过多描述苦难和饥饿，而是选了屠夫的故事，由此展开叙述，把特殊时代里特定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时代背景相融相通，既符合逻辑又极富感染力。果然，这篇小说在《延河》上发了头条，不久《延河》又刊登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王军军就这篇小说写的评论，肯定了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还有，《叼着猪尾巴的笑》也是写那个时代的，上年纪的人都记得，年节有肉吃是普通百姓十分渴望的事，但那时供应紧张，买肉凭票。但是，买猪头肉不要票。而一个猪只有一个头，平常百姓要买到绝无可能。那么猪头卖给什么人呢？当然是一些有官衔、有地位、有权力的人，或者是有此背景关系的人。于是，屠宰厂仓库里、副食店的后台，一排排的猪头上都写上了某某某，这是他们打过招呼预订的。这些名字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这篇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刊出，笑翻了读者，当年即入围年度优秀奖。还有，《马三爷的箱子》发表时主编在扉页上特意写了导读语。

卫民是大忙人，他当经理不仅要养活自己的一大家子人，更要养活百十只食肉族，这就是他养殖场的那群狼！为了文学事业，他不得不把养殖场交给妻子管理。卫民多才多艺，还喜欢冒险。他主持人家婚礼普通话呱呱呱，美声歌唱嗓音十分有磁性；他要骑摩托车进罗布泊，商洛的文友们为他设宴送行，很有易水河边的悲壮！他消失的那些日子，大家惦念的是他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可是，22天后，他回来了，大家称奇、赞叹、敬佩，他拍着胸腔子说：“还是原装原版，只是掉了几撮头发。”免不了地，他整个人消瘦了许多，但显得更为干练！他说在楼兰城下迷失了四个昼夜，最后喝着自己的尿，凭着坚韧的毅力走出荒原。电视台采访他时，他两眼含泪，述说着那段非凡的经历，他认为亲历万里路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基本功。《罗布泊日记》在《北京文学》刊发，引来更多读者关注王卫民这个小说作家。

阅历之丰富、生活之广阔、观察之细致，为卫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生活在城市，心里却储满乡土情怀。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风雪阿尔泰》是京夫先生写的序，这些早期发表的作品，所发刊物有四川的《青年作家》、甘肃的《西北军事文学》、西安市的《长安》、新疆的《绿洲》等，他老早就着眼于全国文学界。当然，早期作品在语言方面还略显生硬，但构思上的奇巧、独特的情节已使他的作品初现特色。

小说集《野庄子》，其中的作品基本上是他的“石村”系列，这是他的品牌，有的小说读者就专门收藏他的这个系列。他描写“石村”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石村”人际关系相生相悖的微妙、“石村”人道德观的新旧对立、“石村”人价值观念的演变，等等。比如，短篇小说《挂红》中“石村”青年的打工故事，《横事》叙述的幽默诙谐，可读性都甚好；《曾经热闹的日子》、《闹丧》中“石村”人的死亡，读后令人欲哭无泪。

王卫民创作的量，支撑着他还将出版几个集子。虽然，他已转到以“宫村”为母题的系列作品中来，但我相信“宫村”不比“石村”差。一点希望就是，在对细节的选择上，要和特定环境下的人、事、情结合得更加巧妙；结构和布局上借鉴一点欧·亨利，或可更好。也希望卫民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泥峪川》尽快与读者见面。

2016年10月6日于商州真元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