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散文

照相

我老了。

本来以为“老化”是个缓缓的、不知不觉的过程，没想到，它一来，却是个急性子，一天一天都能感觉到它的扩展，这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不断出洋相，而且频率越来越来得那个快。现在，我总得在口袋里装一本袖珍字典，不但写什么要赖它帮忙，有时候甚至连说话都得停下来查查它，否则不能放心。忘性大了，什么事都记不完全，最不行的是招呼朋友们的名姓，因为它没有逻辑性，全靠记忆。所以，常常对着老朋友傻笑，不敢张嘴称呼。以前，总觉得凡老人家都很和善，现在才知道，老人家的和善，大概有不少的成分是因为闹不清该说什么，所以才只得用傻笑来蒙混。

于是，一些青年的、中年的朋友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劝我赶快写写回忆录，他们以为，我的回忆录一定会很有趣。其实呐，不对，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特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学生变成老师，写点儿文章，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年轻人不肯放过我，他们说，不！我经历的这几十年，正是咱们国家跌跌撞撞千变万化的几十年，起先是抗日战争时期跟着老师逃难，尝尽艰辛；接着是风诡云谲、是非真假难辨的岁月；到末了这二十多年，上山下乡去搞乡土建筑。随便捡过一件事摆一摆，都够有趣的了。当然，写不了国家的、百姓的什么大事情，只写写自己没出息的经历就行。

没出息的经历嘛，倒真有。

日本强盗入侵那些年，离开父母，由老师带着，躲在深山区里读小学和中学，连饿带顽皮，故事就出了不少。礼拜天，约上几个同学光着身子下河去抓黄鳝、摸螺蛳，手摇铃一响，连忙拉上裤子跟着老师去做正正经经的化学实验。因为学校匆匆忙忙出城上山时候带的仪器不够，所以有些同学只得在礼拜天摆弄试管，老师也就陪着，不休息。物理老师心灵手巧，找些树枝、碎瓦片，也能弄出几堂实验课来。

有一次，我帮着除了辣椒籽便没有任何药品的校医把在我身边睡过两个学期的好朋友的尸体送到山坡上去埋葬。挖个坑，放进去，盖上土，踩结实，然后就回来老老实实走进给我准备好了的一座孤零零的木板房，上楼，靠着墙根坐在地板上发呆，等死。那时候正逢日本鬼子在附近洒过肺鼠疫细菌，死的人可不少。老师和同学都以为那位刚死的同学患的是肺鼠疫，我也已经免不了染上了。染上了就死定了。但“级任老师”还是餐餐给我送饭。用一只盒子装着，挂在一根绳子上，由我自己吊上楼去。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没死，才解了禁又下楼回到同学中间。我为什么没有死，校医也觉得奇怪，说不清。最可靠的推测是那位不幸的同学根本不是被肺鼠疫搞死的。

以后上了大学，故事挺多，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当了教师之后，便没有什么能写写的事儿了。先是埋头编我讲课用的教材，白手起家，寝食两忘。文化大革命一来又为这教材挨批斗、写交代。写完“交代”就被“挂起来”，准备好随时接受“见血封喉”的揭发和斗争。那些“揭发”、“批判”倒是挺有历史价值，能见证一个时代、一场“革命”和一类人，可惜不是我写的、说的，我不能侵权发表。它们的作者肯不肯发表它们，我不知道，但愿他们有点儿勇气。一直到现在，我写的教材里还引用着不少世界革命前辈马克思的话，那是为了加强自卫。虽然有点儿啰唆，好在它们的学术价值确实还是很高的，让后人多看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既然写的是历史，就让它带点儿它自己的历史气息吧。

再往后，我就上山下乡，搞起乡土建筑来了。这工作是我初上大学时候就有兴趣的，我毕竟是从山沟里的小村子走出来的。我母亲连名字都没有，从小只有一个称呼，就是“大丫头”。她的特长是用尖尖的小脚蹬着土机织布，还唱歌，记得的民歌似乎有无数。其中大多是关于“小小子”的，例如：

“小小子，上庙台，

摔了个跤，

拾了个钱。

拾了钱干嘛？

娶媳妇！

娶媳妇干嘛？

点灯，纺纱，

吹灯，说话！”

我本来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民歌的研究者，可惜我中学一毕业就长期离开了母亲，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当了爷爷，母亲已经衰老得连饮食都不会了。但是，只要我一出家门，她就靠在门框上等呀、等呀，等我回家。晚上我睡下，她一定会扶着墙过来，轻轻推开房门，摸几遍我的被子和头发。我一声不响，闭紧眼睛，享受着普天下最清纯的爱。待她回自己的卧室去，我便会坐起来哭上一阵，让几十年不见的泪水湿透锦被。可怜我这样的日子没有享受几天，母亲便西去了。

——刚刚写到这里，老伴过来了，拿起稿子一看，说：“这一段你十几年前已经写过了，这次，写得几乎一模一样，也挺好！”我还要照样写下去，难道有谁看了这一段会觉得厌烦吗？“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句话只七个字，说了也许有几百年了吧，谁会觉得它重复、啰唆，主张抛弃它呢？我现在八十多岁了，在报纸上看到年轻妇女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护自己的或者别人家的坠楼或者落水的孩子，我都会泪流满面，甚至啜泣有声。我改不了这性格，现在老到“边缘状态”了，依旧崇敬全世界的母亲，更不可能改了。

啰啰唆唆写了这许多，大概都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过不了关。又不能不满足年轻人的催逼，就是说，要加油写点儿“有意思”的，这可不很容易，只好试一试。

这回先说这么一档子事：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副统帅”出事之后，各方面的劲头都小了一点儿，学校里正正经经招了些工农兵学生，小规模地恢复了开课。不过地点不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窝”里，要走出学校，到工地上去办学，以防工农兵学员被资产阶级校舍的“恶臭”腐蚀掉。正好隔壁的北京大学有点儿土木工程，于是，就有几位老师带着一批学生去“开门办学”，住进了北大。这是另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窝”，不知道为什么工宣队没有反对。工宣队既然不管，大家都装傻，不提这问题。毕竟住进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总比住进木板钉的工棚方便一些，也碍不着“革资产阶级的命”。

我的基本任务是给宿舍打扫卫生，偶尔刻刻腊板，实在没有多少工作要干，成了个“逍遥派”。那位带队的老师一向跟我很熟，就悄悄对我说，弄几本书来看，没事，别荒了业务！说来也巧，又一个不知为什么，虽然全北京凡我去探问过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都只有伟大者的红宝书能看，别的书都封存了，但北大的图书馆居然完全保持着文化大革命前的常态。那么多书，都可看可借。更准确地说，这在那时期其实是“非”常态，“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钻了空子”。我这个不属北大的人居然也能凭工作证借他们的书。甚至不出示工作证也借得到手，只需要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可以了。那位“管理员”根本不知道图书出纳的正规手续。老资格的大概都下放劳动去了。

正逢天热，我借了几本洋书之后，天天起大早，冲洗完男厕所，没有事了，就拿“红宝书”专用的塑料套子把洋书套上，躲到未名湖岸边找个隐蔽的地方去看。看一个多钟头再去吃早点也不迟。我成了个大大的“逍遥派”。

有一天清早，我照常干完了活，就拿了一本书踱到未名湖边。天天那么早都没有别人到湖边去，那天却有四个女青年悄悄地来到了。因为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的时候对一位叫什么文的女学生说过：“要武嘛”，所以全国的女学生，除了“牛鬼蛇神”的女儿，都一律只穿灰绿色的军装，还要唱“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四位女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所在的位置很隐蔽，她们都没有看见我，张张皇皇地走到湖岸的石舫边，四面一望，没人，一个女孩子便用极快的动作脱下了军服，打开小包裹，拿出一件粉红色的不合时令的花毛衣，很利索地穿上，又拿出一条黑色裙子，从头顶套下去，再弯腰把罩在里面的裤腿卷起来，使劲往上塞一塞。两个小女生分左右遮挡住她，另一个小女生飞快地往前跨了几步，掏出一只小相机，对着穿上了一身“丽服”的女孩子，以博雅塔为背景，急匆匆地按了两下。另外两位负责观察四周的“形势”，十分机警，防着看有没有人过来。这样轮流了一圈，每个女孩子都拍下了穿着那件粉红色毛衣和黑色裙子的照片。那大概是她们青春时期最美的一张照片了。然后，以极快速的动作，收拾了一切，好像是大大舒了一口气，恢复了“飒爽英姿”，相跟着匆匆地走了。不必胡猜，她们的军装口袋里一定有一本伟人《语录》，也可能还有一本“红宝书”。

我在一棵大树后面靠着，四位女学生没有看见我，我的泪水却已经湿透了衣衫。昏花模糊的老眼里，这四个女孩子仿佛都长得那么美。我不愿意想象，她们曾经批斗过呕心沥血给她们讲课的老师，甚至按住老师的头，用皮带抽打老师。“要武嘛！”伟人这样教导过她们。

现在，当年的这四位女大学生大概都已经六十岁左右，发丝花白了吧。她们的儿女们、孙儿孙女们，穿的是什么样的衣衫呢？都是姹紫嫣红、十分漂亮的吧。我多么希望她们抱着活泼美丽的孙儿孙女来给我看一眼，我盼望得很呐！唉，给我一张照片也好呀！

快写完这篇稿子了，怕年轻朋友不爱看。他们不爱看，我写稿子干什么呢？但几十年来缠住我脑瓜的却有不少这类场景：人性的压抑和它的挣扎。于是，我从树荫下、草地上邀了小区里几位真正的年青人来，请他们朗诵一遍。朗诵完了，没有人作声，过了不短的时间，站起来默默地走了。一位姑娘，落后一步，呜咽着对我说：“我给您看看我们！”几天后，傍晚时分，她敲开了我家的门，一进来，好耀眼的花团锦簇！这一身，现在已经平常，但也不平常，为了给我看，故意有点儿过分夸张。我一伸手，抓住她的胳膊，她仰脸叫了一声：“爷爷！”泪水滴到了我的手上。

原载于《万象》

2012年7月第十四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