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的纪念与纪念物

清华大学有一座二校门，其实本来是大门。1909年清廷决定设立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肄业馆”，批地建校，由一个美国人主持造了这座西洋古典式的大门。因为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柱式规范设计的，所以样子很漂亮，后来就成为清华大学的标志。1989年我到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学校负责人带我参观校区，第一个隆重的活动是到梅贻琦校长陵前致敬，下一个就是去看这座二校门的复制品，那边还是拿这座建筑作为“血统”证明的，就是尺寸小了一些。

可惜，清华大学的这座二校门，其实已经不是原物，1966年夏天，革命青年响应伟大者的号召，把它作为清华“四旧”的象征，拉上一批剃了阴阳头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丁零当啷花几天功夫把它“彻底”破除了。不久便在原址树立了全中国第一座伟大者的立像，从此掀起一场全国造像的热潮。时过境迁，1991年，套用一句官样文字：“由于种种原因”，终于又把雕像拆掉，恢复了原样的二校门，连清廷军机大臣那桐题的“清华园”三个字都没有变。为了补偿，同时在主楼大厅里正壁上弄了个伟大者的浮雕像。

这座二校门，风光灿然，在清华大学近年仿照美国大学的榜样，向公众开放了校园之后，有些日子它前面人潮涌动，交通堵塞，男女老少挤成一团，各照各的相，摄影者只顾瞄准了大方向就按快门，估计每张照片里会有更多的人物是摄影者根本不认识的，但气氛必定很好，热闹嘛！

但离这个二校门不到百米，第一教室楼北墙的阴影里，有一座石碑，冷冷清清，孤孤零零，不但到学校来参观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它，连清华大学自己的师生员工，都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这里有一块碑。大概正是因为它的身份很不显赫，所以连文化大革命时期“掘地三尺”肃清“四旧”的“革命造反派”都没有很注意它，推倒了事，使它免去了惨遭粉身碎骨的灾难。伟大者去世之后不久，它又被树立起来了，居然完整无缺，这倒是侥幸。

这是一块什么碑？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教授之一，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纪念碑。王国维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之后，“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头脑迷糊了十几年，终于赴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了。此后两年，1929年，国学院师生为纪念他而立了这块碑。铭文不过167个字，从头至尾，没有一字触及王国维的“殉节”，而竟三次反复颂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精神。最后一段写的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铭文的撰写人是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他避而不谈王国维忠于逊清王室的事，这和1949年以后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国学大师王国维和他的纪念碑在清华大学备受冷落恐怕和这一点有关系。每每看到拿着话筒、佩着红胸章的志愿者带着成群的年轻人从二校门匆匆走向“荷塘月色”景点去，在碑前掠过而不屑一顾的情况，倒也不免叫人有点儿感慨。

清华大学早期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闻名全国教育界的话，这就是：“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近几年，清华大学造了许许多多高档次的大楼，包括不少和教学、科研都没有关系的商业性大楼，但是，由陈寅恪大师撰文、梁思成大师造型的这座王国维大师的纪念碑，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剥蚀已经很重，却连一座遮风挡雨的碑亭都没有造，虽然所需的钱无非相当于造大楼的几步台阶而已。如果发动大学生们义务劳动，亲手造起一座碑亭来，那就更有意义了。照现在这种听其存废的冷落样，再过几年，恐怕这座关乎三位大师的纪念碑便会只剩下烂石一块了，虽然它的光芒正是呼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49年以后，清华大学一贯重视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教育，所以对建立纪念碑的事采取了十分严谨的态度，校园里的第一个纪念碑是一部分1924年校友于1949年倡议、捐资献给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的施滉烈士的。他毕业后按清华惯例赴美国留学，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回国后曾任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和书记。这碑以一个不大的铜质浮雕像为主体，镶在大图书馆门厅的墙上。浮雕的作者便是国徽浮雕的作者高庄先生。虽然位置冲要，但大概嫌尺寸太小，1986年，又在新建的第三教室楼前墙北侧安置了一个大得多的施滉纪念碑，还是用浮雕像为主体。

1952年，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旧清华背上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又臭又沉的恶名，教授们焦头烂额地忙于挖掘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和人生观。过不了多久，又闹“反右”和相继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就根本谈不上给学术上卓有成就的教授造什么纪念碑了。

不过，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松了一口气，咸鱼翻身，很快，20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校园里就造了吴晗、闻一多和朱自清三位教授的纪念亭和纪念碑。闻、朱二位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一位是横眉冷对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一位是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吴晗虽然因为写了《海瑞罢官》剧本而遭“砸烂狗头”，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很快平反，给他建立的纪念亭是由邓小平题写匾额的。三座碑都有全身雕像和建筑，很风光。虽然三位先生的学术成就都很高，但纪念碑的建立却并非由于学术。

在为这三位教授建立纪念碑和纪念亭之后，清华大学才为梅贻琦、蒋南翔、梁思成、陈岱孙、曹本熹、陶葆楷、华罗庚、张子高、孟昭英、刘仙洲等几位德高望重、桃李遍天下的大师级教授和有卓越贡献的领导人塑了像，其中只有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因为给几乎全校所有学生都讲过课，才有了一座全身像，立在体育馆南墙外，其余的都是半身像或头像。放置在各自专业的教学楼里或者校史陈列馆里，无论是规格还是位置，都远远不及吴、朱、闻三位。叶企孙于1967—1977年蒙冤十年。1992年，陈岱孙、赵忠尧、钱临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等127位学者呼吁，建立了他的铜像。

梅贻琦的铜质胸像放在校史馆里，校史馆所在的地点很局促，而且又难得开放，不免叫人觉得委屈。梅先生是不亚于蔡元培的近代大教育家。他是1909年“史前清华”的第一届“直接留美生”，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之后，清华就在一些方面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在昆明举行了清华三十周年校庆纪念，国际上一些学者赞誉清华的成绩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那时他在十分艰难困苦之中主持着西南联大的工作，又创造了一个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他有完整的、可以付诸实施的办学理念，包括通识教育、教授治校（民主办校）和学术自由。1941年他发表论文《大学一解》，提出了“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办学的至理名言，现在传遍全国。梅先生的私德也是很好的，他一生清廉，连法定的给大学校长的一点点优惠待遇都辞不接受。这样一位大教育家，理应在清华园里有一个能够引起一代又一代师生敬仰的纪念碑。但是没有！

1947年我入学清华，那时候校园里名师如满天星斗，同学们不免常常骄傲地谈论。但高班的同学都会告诉我们，明星群中的月亮，那是梅校长。他们常常向我们这些“后辈”提起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的三十周年校庆会上梅校长的答辞：“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好像一个船，飘摇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对民族、对历史、对青年人的承诺。清华大学复原回到北平之后，每次学生运动，明斋北边大饭厅前面走廊上，常常可以见到大字报，写着“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这句话。无论在昆明还是北京，每有学生运动，梅先生都尽心尽力保护着学生。1948年冬天，梅先生离校南下、赴美，同学们围在二校门送他，热泪洒地，却没有一声责备。当时我也在场。

1989年我到台北探亲，几座大学里传说大陆来了一个冒充清华大学教授的骗子，因为我竟不知道当时清华大学校长的名字。我到金华街新竹清华大学办事处去了一趟，过几天，学校的教务长到台北开会，就带我同车回去，一路上没有几句话。进了校门，汽车不停，一直往里开，掠过一幢又一幢楼房，绕一个弯，来到了一座小山前面方才停下，下车一看，原来这里是梅先生的陵墓，规模和格局都很有气概。我当然毫不犹豫，恭恭敬敬行礼如仪，教务长先生这才变得热情起来，很亲切地接待了我。

梅贻琦在他出色地担任了将近二十年校长的北京清华大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想来是受到1948年年末出走和1955年到台湾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牵累。这是政治问题嘛，不好说。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临之际，二校门北边匆匆挂起了一幅横跨林荫路的鲜红标语，写的是“政治统帅一切”几个大字。

大概由于相似的原因，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校长专用住宅甲所，也没有被认为有一点儿纪念意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被拆掉了，原址上造了一座专家招待所，有好菜肴吃。它对面的乙所，曾是冯友兰的住宅，也拆掉了，当年冯先生在这里掩护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黄诚和姚依林，帮他们逃离虎口。黄诚就地赋诗，有句：“安危非复今所计，血泪拼将此地糜，莫谓途艰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

对清华大学来说，同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北院，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被拆光。这里是清华最早的教授居住建筑群之一，都是单幢的小住宅，最初给美国教师住，后来只住中国教授。曾在北院住过的有梁启超、陈岱孙、施嘉炀、叶企孙、朱自清、浦江清、汤佩松、王竹溪、刘崇宏、余瑞璜等等诸位文理农工各科的权威大师，清华大学学术地位的奠基人。文化大革命中，梁启超的后人，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摘掉戴了两年的性质为“敌我矛盾”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之后，也住在这里的一间只有二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度过最后的日月。那时曾有“革命的”孩子丢石块砸破“坏蛋”家的窗玻璃，数九寒天，朔风怒号着扑进陋室，梁先生可还惦记着北京城墙的拆除情况，希望能看一看拆除西直门时挖出来的元代正则门的照片。这个北院现在是一片空场，种了些进口洋草皮，只在角落里留下了朱自清住过的那幢房子。

对历史的态度，还有一件事可以参照。文化大革命之前不久，住在北京城里东四八条的我的一位堂兄给了我一张照片和两份蓝图。照片是辛亥年拍的集体照，其中人物，有梁启超、颜惠卿、王宠惠等十几二十来个人，可能还有题写二校门上“清华园”三个字的军机大臣那桐。那是一次会议后拍的，会议的内容就是决定正式开办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一份蓝图是早年的清华园的规划总图，另一份蓝图是厚厚一本清华学堂最早的教学楼一院的全套施工图，图签上印的是海军部的一个什么设计院，记不清楚了。我当时如获至宝，高高兴兴把它们带回学校，很快便转交给了专管校史的一个单位，大概就叫校史组吧。不料，没有多久，居然被退了回来，还带来了一句话，说的是：我们讲校史要讲革命史，你这照片上都是反动人物，不要。这话是冲着那张照片说的，不干两份蓝图什么事，但不知为什么把蓝图也一起退回来了。我碰了这么一鼻子灰，身上还添了点儿臭气，情绪不佳，就把照片塞进工作室的抽屉里，把蓝图放在门厅后面大楼梯下建筑系照相室的贮藏库里。当时我虽然已经有了十多年工龄，一家子还住在筒子楼八公寓的一个单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双屉桌，懒得把那些倒霉东西拿回去。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年轻学生们个个自封为誓死保卫伟大者的革命派，把不同意自己的人个个斥为攻击伟大者的反革命，于是就形成“不可调和”的两派，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我的工作室在“清华学堂”（一院）门厅的楼上，因为正对着从二校门进来走向大礼堂的拐弯处，位置冲要，很快被一派革命者相中，占用为武斗的据点，我当然不能进去。等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便被“横扫”到“五七干校”去“洗心革面”。十年过去，那张照片的下落我再也不可能追寻。两份蓝图则因为贮藏室进了水，泡烂了，我也无心收拾，就都失去了。

甲所、乙所、北院等处的拆光，王国维纪念碑的靠边和梅校长等人的故居的落寞，看来清华大学到现在还保持着让教育史和学术史靠边站的状态。

这倒不是说清华大学目前的领导层有过什么样的决议。凡事都要靠左走，倒是可以猜想另有缘由：第一，难免有点历史惯性在起作用，几十年的风雨留下的痕迹太深了。从1952年起的“教育改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领域里每个比较重要的不同意见的分歧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是政治问题，于是有一些声望很高的教授在争论中落马，成了“阶级敌人”。直到现在，恐怕在某些人心里，对老教授还是以低调处理为妙。日子多了，习惯了，也淡忘了，就不去想这些事了。

第二，如今，大伙儿的价值观变了。孔夫子思想也好，庄子思想也好，都参与到市场化浪潮中去了。从前，清华大学有位教授对我说选研究生比选女婿还用心，现在有些教授可以同时带三十来个博士生，批量生产。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铭中的核心思想是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他在复郭沫若的邀请信里把这两句话也作为他选择研究生的标准，目前在有些人眼里，这岂不是“笑话”。因此，“师道尊严”就淡薄了，纪念老师的心也没有了。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