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汉唐美术考古新收获

1990年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又调查发掘了一批汉唐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发现和出土了许多关于美术考古的实物资料，现择其精品予以介绍，希望有助于汉唐美术考古的研究。

美术作品是美术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在离石市城西石盘村清理了一座东汉画像石砖石墓，共有19块画像石，均为红褐色砂岩质页岩，浅浮雕，上又施墨绘。内容有车骑出行、西王母、持慧门吏、东王公、持盾门吏、朱雀、兽衔环、绶带穿璧、马、牛、车、牛首神人、鸡首神人、天马等。

北魏前期的墓葬壁画在大同市又有发现，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在平城及周围留下许多墓葬，1995年发掘的怀仁县丹阳王墓就是其中的一个，该墓是个多室墓，墓砖上有“丹阳王”三字，《魏书》不载此人。此墓早年曾遭破坏，现已是空墓，只是在甬道上还残留着少数壁画，其中有幅天王武士图保存较好（图一），是较珍贵的资料。

图一 怀仁县北魏丹阳王墓壁画

1997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曾在南郊智家堡抢救性发掘一座北魏墓，内有一石椁，椁壁四周和顶部皆绘有壁画，共5幅，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画面直接绘到取平的石壁上，有牛车图、牵马图、墓主夫妇图、侍者图、羽人图、花草树木、忍冬纹等，最醒目的是北壁的墓主夫妇图，该壁共绘人物9人，画面中部为一男一女，坐于榻上，面向墓门，当为墓主夫妇二人。身后有屏风，屏风后半露侍者3人，另在墓男主人之侧有2位男侍者，在女主人之侧有2位女侍者，皆鲜卑衣装（图二）。这批壁画的发现，对了解北魏迁洛前的美术和社会生活都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图二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墓主人图

2000年夏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市雁北师院扩建工地上，联合发掘了一个北魏墓群，共发掘北魏前期墓葬11座，其中5号墓有明确纪年，为“大代太和元年”。该墓还出土一个前廊后室的石椁，椁外四面雕有兽头铺首，椁内左壁、后壁、右壁绘有壁画，因年久岁深，水浸土蚀，画面已不清晰，无底色，均是直接在石壁上用墨线勾勒其轮廓，衣物部位再施红彩。观其内容为：左壁画面是五人在舞蹈跳跃，均穿交领宽袖长袍，似汉族服装。正壁画面有两个博衣广袖、面相丰满的汉族中年男子席地而坐，正在奏乐，左方之人面露笑容，膝上平放一筝，双手正在抚弦弹拨。右方之人留有长须，回首笑望着他，双手拨弄着一个架在膝上的月琴（图三）。右壁画面漫漶不清，只能看到有一老人坐于石上，下方跪着一人。三壁画面整体风格都接近魏晋，当是魏晋绘画艺术在平城地区的自然延续。

图三 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石椁北壁高士抚琴图

1999年夏，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太原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出土一座汉白玉石质的歇山顶式浮雕彩绘石椁。石椁四周内外皆为雕绘，由五十多个单体图案组合而成，具体有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行旅图等。图中人物大多数深目高鼻黑发，属于地中海高加索人种。其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等，均源于波斯与粟特诸国，典型的有带绶鸟、带绶马、“胡腾舞”和带端为扇形的飘带及长帔等，有些画面甚至和祆教有关，对研究祆教美术与古代西域（包括中亚）艺术有极重要的意义。

如在石椁后壁东部，有一图案，高约96厘米，宽约66厘米，画面是一幅骑驼猎狮图（图四）。在石椁后壁中部，有一个高96厘米，宽100.15厘米的雕绘画面，正对着椁门，是所有图案中面积最大、人物最多的一幅图案。图案中部是一大毡帐的后半部，亭前平台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左女右，似为夫妻。男者头戴冠，右手端着一只碗。女子面对着他，曲腿坐于平台上，头戴花冠，右手举一高脚酒杯。在二人后侧，各有两名男女侍者，两两相对。在主人和侍者前面，还有很大场地，场地上有六名男乐者，分左右跪坐于两侧，乐者之间还有一大片空地，有一男子正在中间跳着“胡腾舞”，组成一个欢乐祥和的宴乐场面（图五）。在石椁后壁西部，有一个高96厘米，宽49厘米的雕绘图案，画面中部为一人乘象杀狮的场面。椁座上还有一些乐舞图，也很精彩。这几幅画比较典型，可以说是粟特美术在中国的代表作品。

图四 石椁东部北侧图案

图五 石椁后部中间图案

唐代的线刻和壁画也有发现。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南发掘了唐代薛儆墓，该墓墓志述道，薛儆死于开元八年（720）十二月七日，开元九年（721）“归葬于万泉之孤山”。该墓墓室西侧放置一青石质的庑殿顶式石椁，石板内外则雕刻着供侍人物、门窗等图案，倚柱内外则雕刻出各种花草、鸟兽等纹饰。这些线刻图案线条流畅，极为生动。其中刻在墙体石板上的侍者人物图最引人注目：侍者皆为立像，高在1米上下，有男有女，女的均为侍女，或拱手侍立，或手握团扇，或捧碗、捧盒、捧包袱、持莲花等，共19位。个个体态轻盈，容貌秀丽。最典型的是一拈花侍女，侧身而立，头挽螺髻，露出一串珠饰，身着束胸长裙，肩披长帔，右手在腹前插入长帔之中，左手上抬胸前，捏一朵开放着的莲花，吸引着一只花翅膀蝴蝶在莲花上飞舞，侍女身体前倾，目光如水，温柔地注视着蝴蝶，画面构思巧妙精美，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融汇的生活画面。有位持扇仕女也很高雅，该仕女头梳高髻，面庞腴润，弯眉凤目，鼻直口小，身着低领袒胸宽袖长衫，丰乳半现，双手轻握一椭圆形团扇（图六），透着一股清新脱俗之气，体现了该时期的一种审美观念和美的时尚。

图六 薛儆墓石椁第一位持扇侍女

除雕塑绘画作品外，近年还发现有优秀的古代书法作品，代表性的如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南巡碑》。碑虽已残缺，但仍存碑文2600余字，这是现存唯一的一通关于北魏皇帝巡视的碑，碑文不仅保留了大批已失传的北魏前期官爵，是研究北朝前期民族融合的极重要资料，而且从书法角度讲，它是早期楷书的代表作品，其以隶书笔意写楷书，多用方笔，笔力沉实，行笔自然，端严而古朴，结构上紧下松，既宽纵，又沉稳。笔道遒劲，书法艺术价值很高，无疑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美术工艺品在近年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这些工艺品包括精美的建筑模型、构件、各类陶俑、石制品、金银制品等。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配合大同雁北师院扩建工程中，在11座北魏墓中共出土各类文物300余件，有各种陶质彩绘人物俑、镇墓兽俑、陶壶、罐、漆盘、银镯、铁镜、琥珀饰件、陶制牛车、毡帐、牛、马、骆驼、虎、猪、羊、灶、碓、石磨、石灯台及墓铭砖等。其中M2出土的一群陶俑很有特色，共8件，高约20厘米，均为成年男性，身材粗壮，小腹前凸并稍下沉，头戴圆顶帽，帽后有裙，个个面相丰满，浓眉大眼，深目高鼻，不见胡须，面带微笑，神态安详，身着圆领窄袖红地带花长袍，脚蹬黑色长靴。八人中，六人作鼓掌状，但鼓掌姿势各异，有的双掌位于胸前，有的高举过肩，有的位于腹前。还有一人，一手伸于嘴前，一臂下垂于身侧，似正全神贯注地在欣赏。还有一人，最为特殊，高约26厘米，身体壮实，是这批杂技俑中的主角，他脸向上仰，左手叉于腰后，右手置于额上，上身微倾，两腿略曲，分开站立，似很吃力，额上支竿，两个小俑正在竿上表演，这即是后世杂技中的“顶竿”项目。该墓还出土了两个陶质毡帐模型，一个下为圆形，顶为拱形，直径24.6厘米、高18.2厘米，一个下为长方形，顶为圆脊，前后坡形，底边长23.4厘米、宽25.3厘米、高25.5厘米。在后一种毡帐上，除顶部有两个天窗外，在门之侧还开有长方形窗户。由于中原与游牧民族关系紧密，因此关于毡帐的记载史不绝书，但是方、圆两种毡帐的实物模型，以前很少出土，无疑是研究游牧民族生活的珍贵资料。在出土众多俑中，还有一种舞蹈俑，头戴顶部有十字、后有裙的鲜卑帽，身穿交领窄袖长袍，颈上带有项链，面庞长圆，慈眉善目，嘴唇带笑微启，鼻挺耳大，满面春风，其神态面相与同时期云冈石窟的佛像非常近似。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舞者，轻舒双袖，一高一低，正在表演，草原文化味道较浓。

1998年，阳高县也清理出一座遭破坏的墓葬，乃北魏延兴六年（476）墓，出土一批陶俑和一块颇有特色的墓志砖。陶俑多为彩绘坐式伎乐俑，与雁北师院北魏墓的伎乐俑相同。墓砖极为罕见，青砖质，略发白色，四侧磨光，两头均精雕花纹，分上下两块，上面一块长29.5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下面一块为长29.5厘米、宽15厘米、高7.2厘米，均为一面磨光，一面不磨。磨光面很特殊，两长边修为锯齿状，两短边为光边，四边均宽3厘米，中部磨为光面，上下光面相合，齿齿相扣，严丝合缝，虽为两砖所制，亦极精致罕见。在上者一块，仅有光面，而无文字，在下者一块，光面上有四行文字，今录于下：“维大代延兴六年岁次丙辰六月/己未朔七日乙丑元雍州河北郡/安戎县民尚书令使陈永丙命/妇刘夫人之铭记。”

太原北齐墓葬近年发掘了不少，出土许多美术精品，其中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人物俑极有特色，通高25厘米、长22.5厘米，在一匹健壮的骏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的骑士，身材肥胖，头梳长发，分十三辫，拢在背后，圆头圆脑，面向上仰，穿一件圆领窄袖宽肥红袍，脚蹬马镫。两手一手牵缰绳，一手举向嘴边，其他两指弯曲伸进嘴里，作打呼哨状。神情自然，似乎行走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四顾无人，吹口哨作乐。此人从背后看，臀部、腰部、腿部格外丰肥，但从整体观察，毫无肥拙累赘之感，反而强烈地表达了一种乐观旷达的性格和一种野性的自然美。

从永济唐代黄河蒲津渡遗址出土的四组铁牛、铁人也是难得一见的大型铁质工艺品，1999年，随着考古发掘和保护工程的开展，我们对其美术特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尽管每只牛重达50余吨，但丝毫不显笨重，反而更显雄浑健壮，尤其是牛首，双角弯翘，双目炯炯有神，鼻孔似在翕动，嘴巴似在嚼食，可谓形神兼备，毫不亚于韩滉笔下之牛。四位牵牛人服饰、神态各异，是多民族大家庭的反映，也是体健神扬，充满活力。充分表明了唐代生铁铸造和造型艺术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