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平日练琴，总喜欢东想西想。想到兴奋处，克制不住地冲出琴房，把刚刚的灵感告诉妈妈——也算招供了自己开小差的“罪行”。通常，她会立刻训斥我回屋练琴。偶尔，她听着我滔滔不绝，突然一怔：“这些感受，你该写下来！”

我却并不以为然。“这都是那些人做的事”，我对她这样说。“那些人”，自然是指教授、学者、作家——反正不是演奏家。

而今，我也成了“那些人”中的一个吗？2019年末，某音频栏目希望我做一整季音频，谈谈古典音乐的若干话题，内容全凭我定。犹豫再三，我答应了。数万字交出后，编辑传来回馈：内容太过密集，远超音频适宜的体量，但又处处“干货”，不宜删动……怎么办？对方在电话里说：“不然变成文字版，出书吧。”一波三折，两年后，“理想国”决定出版这些稿件——我便这样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如前所述，我并非做学问的人。我所写的，不过是一个演奏者的偏见与偏爱。前几章由原先的音频讲稿整理而成，话题涉及音乐文化的大背景——“空间”、“调性”、历史变更等等，叙述更近于“讲解”；其后各章，话题引向不同作曲家、录音、舞台——也许是音频计划已经作废、文字出版提上日程，我渐渐进入了相对私人化的写作处境。细心的读者想必能读出这一转变：是的，这就是这本“书”的“过程”。

音乐家论说音乐，看似本分，其实是陷阱。有次和钢琴家朋友聊天，说起伯恩斯坦在哈佛大学的音乐演讲，朋友面露嫌厌：“伯恩斯坦就是这样，典型的精英主义。”我明白：“精英主义”，意在伯恩斯坦对知识、对言辞的迷恋。后来与另一位朋友谈到伯氏，对方更是不客气：“真正的音乐家，需要用语言表达吗？”

两年来，每写到困顿处，我总会想起这两件事。朋友的话声声在耳，恍如质问——此刻敲着键盘，书桌几米外，就是沉默的钢琴。

学琴近三十年，一路走来的种种经历，终究模糊了。在乐谱与键盘、琴房与舞台间来回，经验的趋同、重复，总不免归于倦怠。长大后结识的同行越多，耳边不时会传来一句：“我真的不爱练琴。”每听到这样的话，我也会条件反射般地愧疚：我又有多爱？过去一年多在隔离酒店、在飞机上、在家中，我写着这些稿子，有时兴奋到彻夜失眠，有时写到激动处浑身颤抖。好几次，写到一半，我突然停下走进厨房，不自制地哭起来。

我自己知道，那并非“感动”，而是某种生理的反射。与音乐朝夕共处，太多经验早已越过意识，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写作犹如异物侵入，惊醒、搅动了这些沉淀已久的渣滓。记得几年前外婆走的那个下午，我也不曾流泪，直到深夜写悼文，才止不住大哭。文字与回忆的勾连，大抵如此吧。朋友的意思我懂：语言的世界无关音乐，但十几万字写下来，我感恩这“无关”——在厨房偷哭时，我才知道自己这样爱音乐，好像头一回知道。

近来读到萨义德《音乐的极境》，听说老人弹一手好琴。书中评述诸多钢琴大师，令我惊讶：他的趣味有时与我相契，有时又大相径庭。我想，那终归是他个人的音乐记忆：他究竟听到了什么？文字中，一切都是不在场的。我一边读，一边联想某位演奏者在未来的某时，也读到我的记忆……语言就是这样一种媒介吧：它什么都不是，不过是对记忆的欲望。

出版逼近，编辑提醒我，序言最好点出书中扼要的观点，方便读者切入。但写到这里，我不知还该点出什么。临到交稿才渐有感触：自己的这些想法、观点，很快就要离开自己了。多年后回看，我也将变成一个读者——一个演奏者。“他”会怎样看待这本书呢？眼前密密麻麻的方块字，像是给自己的交代，也是告别。

谨此感谢我的两位好朋友：大提琴家史鑫、指挥家钱骏平。十年来，三人得空便痛聊艺术。长大后渐渐明白：年轻人最好的老师，还是同辈的年轻人。如果没有那些彻夜畅谈，或许也不会有这些文章。当然，也要感谢妈妈。每章写完，总是先发给她。隔天电话打来：“这里，没看明白……”对她的困惑，我总会气急败坏，像受了委屈一样。

“这些感受，你该写下来！”她不懂，我也是现在才懂：妈妈就是我第一个读者呀。

2022.4　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