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声音

不妨闭上眼睛：如果此刻，有人正为你播放第一代战斗机掠过空中的嘈杂轰鸣声，你会想到什么？20世纪初的工业化世界，或者黑白片中世界大战的场面？如果你听到的是马车缓缓行驶的声音，夹杂田野乡间的虫鸣鸟叫，以及吉他手悠长的歌声呢？你是否会在脑中铺展出一幅欧洲中古时代的乡村画卷？

当然，以上想象都是我们已知的历史了。但如果我们再天马行空些呢——倘若古人能听见当代社会中的工业噪音，他们又会如何反应？假如我们为他们播放1945年原子弹第一次试爆的录音，他们又会怎样应对这新奇又恐怖的巨响——好奇，抑或恐惧？在古人那里，这些声音是否比单单看到蘑菇云的影像，更能对他们呈现核武器毁灭性的暴力？

这样的假设固然无所谓答案。但它们却给我们如何看待音乐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视角：是否声音，无论和谐或不和谐，都是一枚枚“符码”，传载着历史的讯息……

也许在心灵深处，声音就是如符码般的存在，使我们得以辨识自身所在的世界。一个身处嘈杂声响中的人，首先感到的就是社会的嘈杂纷乱；一个身处和谐声响中的人，感到的就是世界的和谐愉悦。同样，当我们聆听某段喜爱的过去年代的音乐时，也总会对它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和社会产生某种特殊的遐想、特殊的情怀。

法国思想家阿达利曾说，人可以将眼睛闭上，却无法将耳朵关掉。这话有意思。确实，比起文字与影像，声音更能“穿透”我们。从阿达利的话中我们抓住了关键的一点：双耳永远开放。且这样的开放，与前述“共鸣”的开放截然不同：在共鸣中，我们与自身所处的空间进行着互动；但在阿达利笔下，耳朵逼迫我们去接收声音所释放出的信号。“开放”在此，近乎强制；它告诉我们：面对社会，个体永远被动。

我想，这就是声音何以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无可抗拒的渗透力、破坏力——历史上，它总是政治的最大帮凶。希特勒就曾说：“如果没有扩音器，我们就不会征服德国了。”那时的德意志青年就是沉浸在他歇斯底里的讲演、瓦格纳歌剧的滔天巨浪里，一个接一个成了纳粹主义的狂热分子。（想想，为何我们总要将自己的集体经验交付于听觉艺术，为何我们要唱“国歌”，却无须跳“国舞”、读“国诗”、观“国画”……）从政治到生活，从战争时期的革命旋律到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在一段又一段的集体叙事中，历史的声音吞没我们个人的声音，同时，收编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全部记忆：控诉的记忆、狂欢的记忆、失落的记忆……

或许也因为这样，音乐总是对社会变革有着先验的直觉。如中世纪晚期的复调化，早早预示了西方理性时代的崛起；如贝多芬晚期作品中的批判性，率先昭示了19世纪个人主义的抬头；如瓦格纳的乐剧，预先宣告了德意志民族的必然统一；而20世纪初的大批先行者，马勒、勋伯格等，更是以各自灾难般的作品，比政治家、科学家都更早预言了西方传统世界的崩塌以及世界大战的迫近……

自觉或不自觉地，音乐家便是这样，成了时代的先驱。人们总说，声音是“通灵”的：它为我们指向那无法言说之美。但倘若“灵”，也同时指向某个更超验的层面呢？——如果通过聆听，我们还能感知历史，预见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到阿达利说过的另一句话：“音乐，是一种‘灵视’。”

于是不难理解：自古以来，声音就是统治者最需征服的对象。自然界的噪音被不断地编整、驯化、提炼——“音乐”始具雏形。自初生起，它该具有什么目的，该怎样被听到，即被详细地定义、规范。柏拉图写道：“采纳新音乐最宜谨慎小心。音乐的变化，必定带来城邦之根本大法的变化。”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限定了音乐的功用，并将之分为理论的、实践的、精神的。与此同时，孔子在东方说：“歌乐者，仁之和也。”

汉语中，“乐（yuè）”“乐（lè）”同字。希腊语中，和弦、和谐也是同一个词——“Harmonia”——音乐之初，即与“和谐”相生。毕达哥拉斯曾设想宇宙天体在沿各自轨道的运行中，共同发出和谐的声响。西塞罗更是借“西庇阿之梦”的故事，隐示了乐声和谐中的“神性”。古代西方地位最高的音乐家无不是神庙中的祭司——他们既是精神的先知，又是统治的共谋。音乐自祈祷中缓缓而升，而作为“祭品”，噪音则被悄然处死、掩杀了。借由对噪音的消声，音乐以其和谐的形式疏导了现实世界的野蛮暴力。在祈祷中，我们只置身音乐。我们正朝向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