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苕

母亲生于1949年，在她10岁那年，她的生活迎来了一个坎。在那场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的灾难中，她那个年龄段的人们患上了一种通病——近乎病态地爱惜甚至崇拜粮食，家中一定要堆很多粮食才觉得踏实，一看到有人倒剩菜剩饭，他们就会摇头叹息。

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是劝她往前看，不要老是用旧眼光看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对她所讲的许多故事熟视无睹，即使在最缺题材的日子里，也没想过要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直至最近一次她来成都看我，又讲起那个已经讲了很多次，而且每次讲都会大哭一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唐云福，四川省什邡县灵杰镇人，时年约20岁，是什邡铁器社的学徒，后铁器社并入县农机厂，他与我的铁匠外公便成了同事。我母亲那时10岁左右，常去厂子帮外公干活，与唐云福很熟悉。据母亲讲，那是一个干净整洁的阳光青年，即使在干完最脏最累的活之后，都不忘用厂子里不多人用的棉毛巾和肥皂把脸和脖子洗得干干净净，成为那群黑脸汉子中唯一的异类。这让那些把劳保毛巾和肥皂拿去换了吃物的师叔伯们很不以为然，甚至为他不把自己当劳动人民的行为担心起来。这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一个伏笔。

但唐云福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喜欢白净毛巾从疲惫的皮肤上滑过的感觉没错；他觉得洗干净面孔走在阳光下，感受风和姑娘的眼神从发间飘过的感觉没错。于是继续我行我素，把一些人的劝告和另一些人的警告都没当回事。他没觉得自己把脸洗干净一点，跟“封、资、修”、跟“脱离群众”有什么关系。

之后，“困难时期”来了，食堂的馒头由大变小直至于无，饭由干变稀逐渐成为绿色的汤水。人们也渐渐变成了只关心肚腹和嘴巴的动物，整天饥肠辘辘地琢磨什么东西可以丢进嘴里骗骗肚子，好让它不再闹腾。

当时，各个单位领导也担着风险想办法搞食物，农机厂不知从哪里花大力气搞回来一些苕母子^[1]，准备在厂子后面的荒地上种。但这批苕母子从运回来那天起，就受到了无数双饥饿眼睛的关注。那个时候，就连平时用来喂猪的苕藤叶都升格成了人食并且日渐稀缺起来，突然来了这么一堆滚圆壮实的家伙，引起的骚动与纠结，是可以想象的。人们明白，这些苕母子下地后，来年可以长出青青的苕藤，可以长出一大串甜甜的果实。但这诱人的未来，却不能解决饿得人急眼的现在。于是，一些人悄悄打起主意，趁月黑风高之时出来盗挖苕母子。

偷种子跟砸锅偷牛一样，在农耕社会是不可接受的大罪，因为这是断人生计的行为。厂领导及另一部分没有偷的人异常愤怒，于是决定加强防卫措施。一面加强巡视，一面在苕母子地上，浇上一层厚厚的粪便。

然而，这并没什么用。首先，饥肠辘辘的巡视人不敢保证有精力和脚力整夜巡视，更不敢保证他们不会在饥饿的怂恿下监守自盗。这样的后果，便是失窃事件继续发生。领导怒了，半夜起来挨门搜查，结果，唐云福成为唯一一个被抓住的人，而他的被抓，皆因为那太爱干净的“坏”毛病。别人偷苕母子，把上面的粪便一搓一擦，用衣服把表皮狠劲一勒，老鼠般一圈圈啃掉外皮，然后囫囵着落肚为安。而他却还忙中偷闲地接水洗了一遍又一遍，还妄图用饭盒和油灯将它煮熟，自然被抓了个现行。

当晚连夜开现场批斗会。领导愤怒自不必说，没有偷苕母子的也群情激昂，而偷了苕的人们为了不被怀疑，更是加倍地群情激昂。于是，捆绑、抓扯、殴打等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招数尽情用上。中途，有人提议，既然这小子那么喜欢干净，不如就直接让他吃一肚子大粪。

这个提议得到了平时早就看他不顺眼的人们的支持。有人从厕所里舀来一大勺大粪，有人将唐云福脸朝天地按躺在地上，一勺青黑如猪屎般的粪汤，从头浇下，他的嘴巴、鼻子和脸，顿时被一片污秽掩住，惨叫声撕心裂肺……

领导觉得杀一儆百的示众效果已达到，悻悻然走了。没偷苕的虽然饿着肚子，但观赏甚至参演了一场刺激的大戏，也心理平衡地睡觉去了。而偷过苕的人们，因为自己顺利脱险，而且还看了另一个倒霉蛋凄惨但还算有趣的表演，也放下心中一大块石头，安然地回去睡觉了。大院里只剩下唐云福一个人，前半夜昏躺在地上，后半夜独自清洗直至天明。

第二天，唐云福失踪了。他跑回离城十多公里的老家，静静地跟在母亲身后。他父亲去世早，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母亲并没觉出他有什么异常，只是把平常攒下的两根红苕塞到他怀里。但破天荒地，儿子没有狼吞虎咽地把红苕嚼下去，而是咬着嘴唇，把红苕揽进怀里，在母亲好好上班的叮嘱中，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家，跳进了汹涌湍急的人民渠。尸体在几天后被捞起来，已有些肿胀，衣兜中的红苕，已长出红绿的尖芽……

据当天参与捞尸的铁工厂工人讲，那尸体见天时，一直双目不闭，直至他母亲到来时，才七孔出血，闭上眼睛。

那一年，铁工厂的红苕最终连苕叶都没有收回一根。唐云福的经历，并没有吓到偷苕的人。倒是逮偷苕的人，再也没有当初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常常对人说，半夜，会听到院里水声，像唐云福死之前那晚上疯狂的刷洗声……

[1] 四川话里的红薯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