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冬天是收藏的季节,收藏果实、柴草、人生、记忆和岁月。

没有卖掉的棉花堆在炕上和仓房里。街上到处都是一朵一朵的棉絮,沾了草屑和灰尘的棉絮,已经没有了原有的色泽,成为村庄里点点的涕泗,透出一股落寞和哀戚。

牲口歇着。在棚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草料。偶尔会低下头,喝一口水。过一会儿,就喷喷鼻子,像是人的一声叹息,胸间的郁闷会一扫而光。

街上,依稀还有无数年延续下来的景致:男人拾粪,女人拾草。柴草是农民冬天的命脉,有米无柴难以过冬。冬天,对于我们似乎比一切季节都更重要。而男人心系的是大田里的庄稼,也许是附和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乡间习俗吧,于是男人才背着粪筐,一边寻找大粪的踪迹,一边不时地停下来聊天。女人则用竹耙子搂着被风刮到角落里的干草,里边自然也会夹带着一朵两朵的棉花。女人的嘴里,一边念着“罪过罪过”,一边小心地将棉花上的草屑摘干净。这一刻她们心里一定会闪过自己在棉花地里花费的汗水和心血！她们所能做的,便是将棉花摘下来,塞进衣服的口袋里,带回家,再想法卖掉。即使卖不掉,也要剥出籽来。将剥好的棉纺成线,织成布,穿在家人的身上。她们深知,糟蹋了粮棉是要遭报应的。

在贫穷的日子里,有几个人穿过盖过里外三新的棉衣棉被呢？所以,那个冬天,华北平原上的女人费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心思:纺好多的线,织好多的布,让一家人美美地穿一回用自家崭新的棉花做的衣服。

那个冬天,人们开始购置牲口。虽然棉花不好卖,价钱也低得人心里流血,但比起往年,这年的棉价却还是提高了。头几茬的一级棉、二级棉差不多都卖了。剩下的只是三级以下的棉花,更多的则是烂瓣的棉花絮,在工业上是只能粗加工的,不能成为细纱的原料。棉花不值钱,所以就卖不动。全县两家大的油棉厂,据说已经没有一点空间再放置棉花了,只能等加工得差不多了,皮棉卖到上海、青岛的纺织厂以后,才腾出空来收购积压在农民家里的棉花。

听到这个消息,平原上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购买一头牛,或者一头驴,成为人们的最接近现实的梦想。我的父亲也去买了一头驴,个儿很小,花了二百一十块钱。它看上去有些胆小,也很安静,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养过牲口,所以母亲建议他买一头老实些的,“别动不动就踢人趵蹶子”。由于家里钱紧,一向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过日子的父亲就买下了这头灰色的毛驴,同时父亲又买下了一辆二手的地排车。这样,来年春天,我们就不用步行着走到十几里路以外的地里干活,而是有车坐了。有一头自己的毛驴,让这个冬天平添了许多说不出的欢乐和遐想！

磨墙根的老人,又开始细数着谁家新置的牲口、新买的家具、又有哪一家换了玻璃的窗户……他们每日拾完粪后,会定时聚在老地方,说一说新鲜的或不新鲜的事儿,品评一下乡邻的生活,为他们生活了接近一生的乡村画一幅各自心中的图像。在他们看来,牲口多了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人能坐车了,地有牲口来犁,还可以多拾几筐粪……”这样的日子,岂不是过去人们憧憬的天堂吗？

冬天是狩猎的季节,汀洲的七村有几家猎户,他们在冬天一律都到荒原里去,有时候连老婆孩子都带上,一住就是一冬。来年的春天,再将老婆孩子送回来,男人再踅回去。荒原上的野兔和黄鼠狼,还有獾,都是他们猎取的目标。每一年的冬天,他们烹调出最美味的兔子肉,切成一块一块的,放在一只瓦罐里,背着,走村串街喊着“兔子肉哎,二毛钱一块”。只要喊声一响起来,那些馋嘴的孩子和大人,便急不可待地跑出来,买上一块,不等回到家里,就先舔一下已经成了浆一样的汤汁,只一口,便香到了心里肚里,香透了骨头。往往是一个冬天,每个孩子只能吃一次兔子肉。冬天的兔子肉,是汀洲最值得让人怀念的美味。1984年的冬天,猎人们还保留着古老的习惯,他们像往年一样拖家带口地去了荒原,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吃上香喷喷的兔肉了,多么让人惦念的事情啊。可是,我已经知道,如何让自己拒绝这种美味的诱惑,而不会再像小时候一样,缠着爹娘买一块兔子肉来吃。

1984年公历12月7日,农历节令正好交“大雪”。开始阴天了。三天以后,下起了小雨,一直不停地下着,一天一夜没有停止。有的房屋开始漏雨,柴草都是湿湿的,烧不着火,做不成饭。即使从草垛的最底下掏出一把没有湿透的草,费半天劲点上了,也会炝出浓浓的烟,根本烧不熟一锅饭。这时,人们就很想拥有一堆蒿子,这是一种最好烧的柴草,因为含有一定的油脂,哪怕淋了雨,也能引着火,塞在灶膛里,一样能做好饭。这样的天气,孩子们却高兴,不怕冷地跑在雨地里。我们家也漏了雨,雨声“嘀嘀嗒嗒”地落在炕上,落在母亲用来罩被子的塑料布上,和面的、洗菜的瓦盆瓷盆里。屋里有了“叮叮咚咚”的声音,真有一些“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气氛。窗户纸也洇湿了,用手指轻轻一摁就是一个大窟窿,冷风嗖嗖地钻进来。母亲只得找些破布单,挂在窗户上。

到了晚上,爹和娘就商量着明年春天,先要给屋顶换成红瓦,以防再漏雨;窗户也要换掉,请南方来揽活的木匠做一套木头,镶上玻璃,可以不必年年都用毛头纸糊窗户。“再说毛头纸也不大好买了,糊完了还要用油刷一遍,也够麻烦的。”母亲说着,父亲很有同感地点点头。父亲一点头,意味着家里的大事有了着落。

家家都在屋里剥棉桃,是些未开放的、从棉棵上直接掳下来的桃子。剥开坚硬的外壳,把花瓣扯出来,是很费工但也很有趣的活计。也有人在家里钉锅盖,用上好的高粱,粗细长短搭配均匀,钉成圆圆的锅盖,自家用的、拿到集上换零用钱的就都有了。前些年,钉锅盖成为汀洲一大产业,并且持续了好几年,直到70年代后期,才渐渐地冷落下来。那时,生产队里的高粱用完了,自家分的也用完了。人们就推上车子,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去罗家屋子、六合、渤海农场、军马场这些地方收购高粱。运回来以后,一家老小齐上阵,有的剥皮,有的纺线,有的动手钉,分工不同,却是齐心协力。利索的姑娘媳妇,飞针走线,竟像仙女一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天一夜能钉十个锅盖,卖给供销社,一个能赚一毛五分钱,但那时候的钱是钱啊,一斤猪肉七毛二,一斤盐是一毛二,一盒火柴二分钱,一尺上好的斜纹花布才四毛二、外加一尺布票,一斤煤油是二毛钱,想一想,一天能挣一块五毛钱,能买多少东西呢？

这种有着丰厚回报的劳动,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庄稼人最缺的是钱,最不缺的是力气。只要不是血本无归,哪怕有一点点收获,我们都会心满意足。八岁的那年冬天,我在煤油灯底下剥高粱皮,大约是坐得太久了,觉得腰疼得很,我对母亲说:“娘,我腰疼呢！”母亲笑一笑说:“小孩子家家,哪里有腰？”

于是母亲就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小孩跟他爹去地里割豆子,干了一阵子活,小孩说腰疼。他爹说小孩子没有腰。歇息的时候,他爹要磨镰,让孩子把自己用的镰刀拿给他,孩子说我累了,你自己来拿吧。他爹问镰在哪里？孩子说在中间儿,他爹以为孩子把镰刀放在了地垅的中间,就跑了很远到了那里,怎么也找不见。就问孩子中间咋就没有镰刀呢？孩子很有理地说:“我说中间儿就是中间儿吗,还能错了吗？”他爹问是哪个中间,没想到孩子说“就是头下脚上之间的地方”。他爹一下子明白了,再一看镰刀在孩子的腰上别着呢,就说:“那不是腰吗？你说腰不就行了？”孩子接着说:“你不说小孩子没有腰吗,没有腰不叫中间叫啥？”

我听了母亲讲的故事,“咯咯”地笑起来,母亲也高兴地笑着,说也奇怪,我的腰竟不那么疼了。冬天的夜晚日渐漫长,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是苍老的母亲和瘦小的女儿,我们一边剥着高粱,一边钉着锅盖。每当我喊腰又疼了,母亲就说等卖了锅盖,先给你扯一件花褂子。在母亲的承诺下,我的小手开始像上了发条般地干起活来。在美好的憧憬里,在热切的希望里,八岁的我与四十五岁的母亲相互陪伴,相互鼓励,钉了一摞摞的锅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漫长的、幼年的冬夜。

而1984年,在漏雨透风的土屋里,我和母亲守着又圆又大的簸箩剥棉桃。乡间的冬天,总是在男人拉呱和女人做针线活的场景里度过的。但我思忖着,难道等我二十八岁、三十八岁、或者像母亲这么大年纪了,我也依然在延续着这种生活方式吗？油灯把眼睛熏成了浑浊的灰色,冷风把双手吹得皴裂如沟,在落雪的夜里,听着偶尔传来的犬吠,再数一数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讲给我的孩子或者其他人。

想着想着,我的手不由得慢下来。母亲已经剥完了半簸箩棉桃,我这边才下去了一个小小的窝儿,是母亲剧烈的咳嗽声将我惊醒的。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但她并不说明,更不训斥我。好像从我开始记事起,母亲就一直被痨病折磨着,挨过一个又一个痛苦的冬天和春天。我不敢想接下来会是什么,而只能想着眼前我该替年迈的爹娘做些什么？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我一下子跳出了我的忧伤。而进入了另一种更深重的忧伤之中。十八岁时,那种强烈的、烈火一样的责任感开始沸腾着,跳动着,一直支撑着我的心灵和信念。直到我的双亲离开这个世界,直到我离开那个村庄！

1984年,越来越清晰的使命和细小的、丝蔓般的忧伤伴我度过十八岁。忙碌的春天、快乐的夏天、充实的秋天、伤感的冬天,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在二十年之久的时光里,依然栩栩如生地回忆着那个永远的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