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守戒”与“破界”

——在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三期上的致辞

感谢各位老朋友，像今天的郑岩教授、姜生教授，还有我们的罗二虎教授。也感谢我们各位新朋友，这其中有学术上新锐的“新”的意义，也有我们以前未曾谋面的“新”的参与者。

今天我想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个开场白，也算我的一个发言吧。我这个发言如果给它一个题目，那就可以叫作《考古学的“守戒”与“破界”》。第一个“戒”是清规戒律的那个“戒”，“守戒”；“破界”呢，是界限的“界”。我想，今天我们这个会，它有一个隐含的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实际上就会涉及考古学未来发展会遇到的“破”与“立”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考古学本身是有它自己的内在的规定性的，就是说它应该有“戒”要守。守什么戒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

在会场致辞

第一个方面，就是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因为考古学从田野资料的科学获取，到室内整理，再到综合研究，它有一套比较合理的方式和方法，以此形成了现代考古学，这个现代考古学就区别了传统的旧金石学，甚至某种意义上也区别了我们跟文物学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套方法还在不断地扩展，从过去大家讲的两个车轮：类型学、地层学，还在不断地延展、扩充。比方从碳十四断代的运用开始兴起的、把科技手段引入到考古学，形成了现在考古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像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技术手段的利用都在拓展田野考古和基础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我有的时候讲用“科技考古”这个词是不准确的，科技是一种手段，如果说对这些科技手段要进行一个考古学的研究，我们把它叫“科技考古”，利用科技手段进行考古，它还是我们传统考古学的一种方法的扩充，一种拓展。所以这个“戒”，我想应该守住。

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考古学田野方法的一种规定性，所以在考古材料具体的获取、研究、阐释的过程中要引入第二个重要的“戒”。那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系统地观察和分析的过程。我们的系统不是说单一的个体不重要，一座墓重要，一个遗址重要，但是仅仅靠一座墓，一个遗址，甚至靠这个墓葬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群或者个别器物，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从归纳到诠释，是一个全程，这个体系它要用大量的计量，大量的数据，它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请注意，才形成了考古学特有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从考古学文化这个定义开始，到考古学文化下面的类型，到考古学文化类型下面的对器物的型和式的划分等等，它都有一套特定的表述方式。这个表述方式，我经常讲，我们不要轻易地去滥用，我们一部分同学在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时候，容易到处给它贴标签，那样的分型分式毫无意义。分型分式它需要解决比方说年代的序列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物、此事物和彼事物之间的“类聚性”的问题，就是说同和异，我们怎么去区分它，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同与异，它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才是考古类型学的核心。因此呢，这一点，我们讲它是一种系统的观察和分析。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守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本位的回归。前不久《考古学报》开了一个会议叫“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本来我是要去参加这个会议的，因为《考古学报》的主编冯时先生，我们都曾经讨论过，在当今有两种非常危险的倾向。第一，要么考古学什么都是，通通贴上考古学的标签，包括很多文物贩子，所谓的“国宝帮”可能也会利用考古学的这个名声，实际上他们跟考古学没什么关系。第二，还有一种发自我们体制内的倾向，就是什么都不是。考古学要跟谁谁谁划清界限，我们要跟谁谁谁理清关系，总之我们应该做“最纯正的”“最纯洁的”考古学。我觉得这两种倾向都不对。我们的本位的回归我觉得应该回归到一点，即考古学首先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研究的考古学本体是以物入手的，但是绝不仅仅限于物，我们要“透物见人”，要看到“物”背后的人的活动。所以考古学最根本的还是要研究人，要研究个体的人到群体的人，再到群体的人组成的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演变和它的流动与变迁。

这些“戒”非守不可，不守就不成其为考古学，那就有可能形成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陷入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但是我讲了这些以后，并不等于说考古学要自命清高、我们要厘清界限做个孤家寡人。

所以，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考古学还要“破界”，一个“破”字就是要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说从做学术来讲，我们来考察它的发展历史的话，中国古代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从来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所谓“六经皆史”，处处皆可做文章。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完备的知识体系，就是以我们传统的金石学而论，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当中也闪烁了很多现代考古学的光芒。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你去读清人徐乾学的《读礼通考》，请看他的第八十二到第一百卷，他是集中地观察了中国古代的墓葬。从墓葬的葬法、葬制，从平民墓葬到皇家帝陵，从它的棺椁制度到它的明器制度，形成了他的一个系统，这个里面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广大。徐乾学做什么的？他是考古学人吗？他不是，他有这样的清规戒律吗？他要把什么什么划出去吗？我想他不会有这个想法。他的著作是一个我认为非常成熟的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范例。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我们的老师张勋燎先生，从我和罗二虎老师读书的时候，就叫我们去读，我们现在也让我们的学生去读，我们就可以看到古来从没有要把学科之间搞得非常壁垒森严的这样一个局面。

另外我还想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地下考古的遗存是必须有田野考古领队资格，有考古发掘执照，你才能进行地下发掘。这是因为考古学有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科学性，被赋予了国民和国家对你的信任，但并不等于所有的发掘物都是你考古学者的私利，是你的专利，你可以垄断考古资料，你可以垄断发表，拒绝其他学科借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这个时代过去有过，但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来讲，考古学一定要“破界”，不“破界”的话考古学会走到自己的一个学科发展的死胡同里面，没有新的路径。

我想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以墓葬研究为例，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仍然是研究墓葬。那么想一想，这个墓葬的研究除了我刚才讲的考古学家们，我们可以对这些墓葬进行批量的分析，进行分期排年，进行地域性的特点归纳。此外，一些个别的墓葬，比方说隋炀帝的墓葬、曹操的墓葬，这种个体性的名人墓，我觉得它已经不完全依赖我们再使用这套类型学的方法给它定位，除了类型学与器物学这些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外，还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比方历史学的方法，利用相关的文献史料，我们才能够对这两座墓葬和类似的这些考古遗存进行非常有效的解读，不仅断年可以更加精确，对于墓主人身份的断定也会更有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不可以有一个新的局面，就是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美术史各个学科都可以并肩作战来开展墓葬研究呢？

近年来，我特别认为出现了考古学和艺术史的亲近相处这样一个好的势头。这里我要非常感谢郑岩先生，他译介了以巫鸿、汪悦进等一批西方美术史界学者的著作以后，对我们考古学界，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和美术考古这个领域冲击甚大。因为他让我们至少看到了，比方说我们大家过去不太注意的其实在“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当中早已经提到的从“殡”到“葬”再到“祭”三个阶段的划分在墓葬美术遗存当中可能存在。还有，通过他们的研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拓展了我们的思路。我们看到了生人为死者所做的一切，这一切还提示考古学者留意：应该关怀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关联度，比方说怎么将后世祭祀的祠堂立之于后世，这些主持或者参与祭祀的后人，他们又跟墓葬之间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包括像工匠、制作者等等，他们又是以什么形式介入到墓葬的营建之中的。你看四川的画像石、画像砖，画像砖的制作，那都是带有商业性质的，这些工匠、制作者甚至包括赞助人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表达了不同的诉求。那么更不要说，从墓葬的形式构造，棺椁制度当中所蕴含的线条、色彩、空间等若干“墓葬美术”这个概念的引入，我觉得这一点是美术史带给我们考古学的很大的一个空间。因此我曾经让我的一个学生做一个题目，她做得不是很完美，但至少，我觉得这是受到美术史给予我们的启发，才让我有心让这位同学做一下这个题目，就是“汉墓的祭祀空间”这个问题，这个应该说是直接来源于美术史带给我们的新的研究议题。

因此，我最后说几句话，我们青年沙龙今天已经办到了第三期，怎么办能够越办越好，王煜他刚才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大家还可以探讨。但我觉得今天出现了一个好的气象，就是说，今天不仅仅是青年人在参加这个沙龙，我们非常感谢的是还有不那么年轻的，算中年（甚至我们可以算老年了，比方我，比方罗二虎教授，我们可能要算作老年了）的学者也加入其中。按照现今算法，姜老师和郑老师你们应该算到中年，然后我们在座的，像耿朔、袁泉、陈长虹，包括王煜，他们要算到青年。因此现在我们老、中、青三代人，在经历了不同的考古学发展时段的历练之后，再回过头去反观我们走过的路，我想将来的路应该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这就是我对这次沙龙的一个祝词。

另外，最近我注意到，川大的明远考古社采访了郑岩教授。我非常感谢，两方面的感谢。第一，感谢郑岩教授百忙之中能够接待川大的这几个年轻人，他讲得多好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读一读；第二，也感谢明远考古社的这几位年轻的同学，你们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理念，我相信今后你们一定会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谢谢各位！

整理人：邱雅婕、钟胜

四川大学明远考古文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