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中国文化自信

回顾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一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本土的学科，一旦被中国学者所掌握运用之后，很快便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融为一体，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信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现实意义也十分重大。

如同葛剑雄先生所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为何中国会在世界上具有这样的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被中断过，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吸纳来自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精华，将其乳水交融般地融会到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在这两个重要的维度上，与浩若烟海的中华文献典籍的书写方式不同，考古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考古学的发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久远根性。以往的文献记载至多只能将中国历史上溯到五千年前，我们平常所说的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大约就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的历史而言。但是中国考古学层出不穷的新发现早已将中国历史的远古时代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举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与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相比较，农业的起源是文明演进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曾将农业起源称为“农业革命”。中近东两河流域和中亚一带，是麦作农业的发源地；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过去多认为主要是南亚印度，因为在那里曾经发现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稻谷遗存。中国考古学者从河姆渡文化发现距今约6000年前的古稻遗存开始，随后相继发现湖南城头山、彭头山，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等多处遗址，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起源从距今8000多年前，再上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前后，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稻作文明起源地。近年来长江上游的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和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也一次次地改写了过去仅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进程谱系，让世人看到一个以独特的玉器、祭祀、神灵体系等为特征的“文明共同体”正逐渐地在中华大地上形成，“早期中国”的若干根性已经深植于这些远古文化之中。

考古学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与延续性。与世界各文明古国相比较，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与延续性不仅通过文献记载，更是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现让每一个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由此传递而来的历史信息。首先是文字。中国的汉字历史上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而考古学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青铜器上遗存的“金文”，证实了汉字至少在商周时代已经成为王家祭祀实际使用的文字，后来陆续在山东丁公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文”，或许也与这种文字体系的起源相关。秦以后，秦帝国统一文字，汉字正式成为国家统一文字而推广流行到帝国疆域之内，无论其书体如何变化，但其造字、语法等基本体系却一直延续流传。试看今天世界古代文明诸国，多数曾经流行过的古文字或者变成了“死文书”，成为消亡的语言文字，或者被融入到后起的诸语言文字当中，没有一例可像汉字这样一直作为国家官方文字使用至今。其次是统一的制度。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石家河、良渚文化，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集君权、神权和军权“三权合一”并且世袭传承的制度文化开始萌生；商周时代青铜礼器、棺椁制度、车马制度、殉葬制度等考古发现体现出这一制度已经形成；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不断加以强化，无论历代王朝疆域、人口、统治者如何变化，各民族对于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认同度却从未减弱。各族之间所谓“华夏正统”之争，恰恰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对这种文化同一性与延续性的高度认可。

考古学的发现展示了中国文化伟大的创造力。今天，我们常常可以在博物馆中看到这样的场景：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携扶着老人，在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考古出土器物面前流连忘返，久久停驻，听着讲解，瞩目凝视。从蜀地三星堆青铜文化到汉唐长安；从三国曹操墓到西汉海昏侯；从玉器、青铜器、丝绸到漆器、瓷器、金银器，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物之精美，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民族伟大的创造力。人们正是通过与这些千百年来遗存下来的考古实物之间的“对话”，为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和骄傲。眼下的“国宝热”从某种意义上看，与考古学的这种影响力有着密切的关联度，只是还需要考古学家、文物学家进行正确的引导。对我国古老文明的认知、教化与传承，历史上主要是通过文献阅读这种方式进行的。事实上，早在宋代发端的“金石学”，便已经开始以“文物”作为新的媒介来影响人们的历史视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旧金石学之间最大的不同之点，在于所有的出土器物都伴有出土的田野环境，这不仅使出土文物有了考古层位学与年代学的科学依据，也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于考古学“现场感”的关注热情。从中央到地方多种媒体的现场报道，也助推了这种社会关注度。考古学家们应当爱护、支持和引导社会大众的这种热情，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自信的“正能量”。

考古学的发现显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和传播影响力。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曾经指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都是吸收了邻近国家和民族，甚至较远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借鉴的。”（《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考古学上的大量证据都显示出在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当中，精神文化、艺术创造和物质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与“西方”通过“丝绸之路”有过密切的交流，这种交流从来是双向互动的。早在汉代，中国的铜镜、丝绸，便已经在汉朝周边以及中亚、西伯利亚、蒙古草原一带出土；而来自西域的汗血马、玻璃器、带翼神兽以及各种新的物种也都相继传入中原汉地。汉唐以来，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物质文明因素不断西渐，西方的宗教信仰、奇珍异宝和建筑艺术也不断东进，为中国文明带来新的文化因素。对内而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经各民族共同努力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考古学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我国边疆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也不断彰显着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物质文明对边远地区各民族的传播和影响力。例如，近年在西藏西部阿里高原考古出土的汉晋时代墓葬中，已经发现上面织有汉字“王侯”字样的织锦，在随葬的铜器、木案当中发现了食用茶叶的遗迹，这些发现将文献记载的丝绸和茶叶都是唐代随着文成公主进藏方才被带进西藏高原的历史大大提前，从而证明早在汉晋时代，随着中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其中一条重要的干线也延伸到了西藏高原西部，而带有“王侯”字样的丝绸和茶叶，则很可能是从汉地经西域丝绸之路传入高原，成为供当地“豪酋”消费的高级奢侈品。

综上所述，考古学对于建树和增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可以发挥重要的学科影响作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中国的考古学工作者将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前列，为之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