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秦誓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一、五经概说

《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核心、最基本的经典之一。儒家传统所谓的“六经”, 《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书》就是《尚书》。《乐》失传了，剩下的《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五经”。我们都听说过“四书五经”，所谓“五经”就是指这五部经典。

我知道，有些读者一看到四书五经这几个字就开始准备打瞌睡了，感觉那是迂腐古板如孔乙己的人才会读的书。还有一些读者，也许是随着近年来社会上“国学热”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有一些了解，对学习传统文化很有热情，说到四书五经又觉得好像有点高不可攀，觉得那都是讲高深道理的书。这两种看法其实都是误解。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既不陈腐，也不神奇，五经这样的著作，说白了，就是古代的官方文件、官方档案汇编。

经学史家钱基博先生在《经学通志》里面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经典”这个词，我们今天说得太多、太滥，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款设计……只要影响大，今天的人都喜欢用“经典”这个词去形容，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形容词。其实钱基博先生对“经典”原意的阐释非常精确，就是和政治有关，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指正面影响）的官方文件和典章制度。

由于儒家五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非常重，和我们要讲述的古代散文关系也非常密切，所以下面我会花费一些篇幅，尽可能通俗地为大家介绍一下五经的情况：

关于《诗经》，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主要把它看成是娱情的诗歌集，其实在以前，《诗经》主要是担任教化功能的。中国古代有“诗教”的传统，即认为善与美的诗歌作品能够导养正性，培育好的人品道德。更简单地说，《诗经》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官方审定的思想道德课课本。古代的诗和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所谓诗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歌词，是要用来唱的，所以《诗经》和失传的《乐经》在功能上是一致的，“诗教”和“乐教”都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人格及良好的道德。这个思路不是中国古人所特有的，在当代社会也存在普遍的尝试和运用。2009年，德国导演Paul Smaczny以委内瑞拉极其特殊的“音乐救助体系”（EI Sistema）为主题，拍摄了一部叫《音乐带来希望》的纪录片，主要内容是讲南美贫穷国家委内瑞拉原来治安混乱、人口素质低下，后来通过音乐教育的方式，让大量贫困儿童接触、学习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真正的智慧是可以活学活用，在任何一个时代焕发光彩的，比如“诗教”和“乐教”的教育功能，在古今中外都受到普遍的重视。

《尚书》，就是重要政治人物的讲话记录汇编，本来是分成一篇一篇的，汇编在一起就成了《尚书》。有时是政治人物的会议纪要，比如《皋陶谟》，是舜帝和大臣皋陶、禹一起讨论政事的记录；有时是帝王为了贯彻重大的政治举措而当众发表演说，比如《盘庚》，是商代的盘庚帝为了迁都而发表演说说服臣民；有时是君王对臣僚或者诸侯国君所作的训诫，比如《大诰》《康诰》《酒诰》等；还有战争时的动员讲话，我们今天还经常用到的一个词“誓师”，这个“誓”不是诅咒发誓一定要打赢战争，它是从《尚书》这里来，是指帝王或军政要人面对自己的军队发表动员讲话，比如本专题选录的代表作品《尚书·秦誓》。传统上把《尚书》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种形式的讲话记录而已。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现代社会的例子，诸多国家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会议纪要，比如“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的美国对日宣战演说，印度的甘地在争取民族独立时发表的关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演讲，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纪要……如果把这种性质的讲话内容记录下来，并且编辑成书，那就是一部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全球版《尚书》。

《礼经》是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礼”主要指制度，和今天主要作为“礼貌”“礼节”的意思不同。比如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场合下应该做什么样的事，穿什么样的衣服，说什么样的话，这些在中国古代都有较为严格的制度规定。制度的发达在某种意义上与文明的程度成正比，孔子之所以特别热爱周朝的文明，热情地宣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正是因为在孔子眼中，周朝的制度最为完备和发达。《礼经》中记载的关于中国先秦时代的各种制度设计，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资料。

《周易》是中国上古先民对宇宙万物的思考结晶，是关于宇宙和人生思考高度理论化的描述，代表着在上古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高哲学水平。我们今天一说起《周易》，可能马上联想起的是算命、看风水，其实命相、风水这些东西是比较晚出现的，也只是《周易》学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不能和《周易》画等号。

《春秋》是记录周天子、诸侯和国家重大事件的编年史，或者叫作大事记。据孟子的说法，各个诸侯国都有史官负责编写本国的编年史，晋国的编年史叫“乘”，楚国的编年史叫作“梼杌”,“春秋”据说是鲁国编年史的叫法，所以《春秋》传统上被认为是以鲁国为中心编写的编年史。这样的文件在今天本身属于国家档案的性质，但是古人认为这些关于重大事件的记录除了档案性质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警诫权势人物不要干坏事，也就是所谓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意思是虽然你生前很有权势，但是如果你干了坏事是会被记录下来的，要遗臭万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说过一句名言：“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有一根历史的耻辱柱摆在那里，权势人物在干坏事的时候多少是会感到一点畏惧的。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史实记载不单单是一个备查的档案，还有威慑坏人的作用，让坏人即便生前没有得到惩罚，死后总逃不脱耻辱柱的审判。举例来说，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崔杼，把自己的主君齐庄公杀了，当时齐国负责写史的太史就照实记录下来，只写了“崔杼弑其君”几个字。崔杼当然觉得这样写不行，弑君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罪，于是命令太史换个说法。太史不肯，于是崔杼把他杀了；换了太史的弟弟来写，还是不肯改，又杀了；再换太史的小弟弟来写，仍然不改，于是太史一家三兄弟都被杀了。但是这件罪恶的事最终被记录下来，后人都知道崔杼是个弑君的坏人。

以上就是五经的基本情况。五经是中国古典政治和古典文化的主体理论支柱，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就必然绕不开五经，它们是中国古典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打个比方来说，这五部经典相当于中国大地上的五岳，大家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五岳归来不看山”，杜甫登泰山的时候曾发出“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如果我们对五经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化把握的高度就自然而然摆在那里，这是我有必要向大家简要介绍五经的原因。

这样的解释并非钱基博先生独创，而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看法，此处取钱先生之说，因其表述简明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