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论语》二则

中国散文的24种格调 作者:杨昊鸥


《论语》二则

孔门弟子编纂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我们都知道《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它和《尚书》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对话语进行记录整理而成。不同的地方在于,《尚书》记载的都是代表官方的演讲和谈话,言辞比较正式,有一定的篇幅;而《论语》记录的是比较日常的言谈,形式接近口语,相对随意一些,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总体上是以短小的篇幅为主,多数时候短到只有一两句话。

传统的文学教材在谈到先秦诸子散文的时候,往往对《墨子》《庄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面化和整体化非常成熟的著作关注比较多。这些先秦子书的散文成就确实很高,在谋篇布局、取象譬喻、论证说理等写作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作为语录体的《论语》,除了在思想学术上的重要地位之外,在文学方面的价值也是非常突出的。宋代文章理论家陈骙有一部著名的散文修辞学著作《文则》,其中谈到:

夫《论语》《(孔子)家语》,皆夫子与当时公卿大夫及群弟子答问之文。然《(孔子)家语》颇有浮辞衍说,盖出于群弟子共相叙述,加之润色,其才或有优劣,故使然也。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宋·陈骙《文则》)

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论语》写得太好了,好得让人怀疑其中有一些段落不是孔门弟子的记录,而是出自孔子(圣人)自己之手。这个推论应该说没什么依据和道理,因为孔子本人宣称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只讲述前人的学问,而不自己加以发挥创造。加之孔门弟子编写传承《论语》一事有史籍的明文记载,这个案陈骙肯定是翻不动的,但陈骙对《论语》文章学价值的高度赞扬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论语》里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辞的意思是言辞、文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话写文章,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让别人听明白、读明白,不需要追求过多的修饰。《论语》在文学上的价值,就是孔子自己提出的“辞达”,可以进一步概括为言约义丰、平实厚重,一两句亲切直白的叮嘱,往往包含着让人受用无穷的人生经验和社会哲理,这和其他洋洋洒洒的先秦子书大有不同。打个比方来说,其他的先秦子书,如《墨子》《庄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就像外壳很厚、看起来很漂亮的水果,一层一层剥开,最后吃里面的一点香甜的果肉和果仁;而《论语》像一口洁净的泉眼,永远不紧不慢地流淌着清水,怎么挖都挖不完,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掬一捧来喝,都是那样解渴驱乏。接着这个比方继续说下去,水果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各人的口味不同,喜欢吃的水果就不同,而且各人有各人的体质,有些水果宜多吃,有些水果宜少吃,而清水是人人皆宜的,谁喝都有好处。

近世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论语》只是一部讲普通人情世故的书,并没有包含什么深刻的道理。目前图书市场上流行的各种现代人对《论语》的解读也大概是把《论语》当作心灵鸡汤来贩卖,这也不能不说是买椟还珠式的盲见。

我在本专题中选讲《论语》中的二则,这二则和《论语》一书的主旨以及孔子思想的精髓有直接的关系。有必要说明,关于用《论语》中的一两句话来说明《论语》全书的主旨,前人各有说法。我心目中20世纪中国顶级的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认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一句为《论语》的主旨(见熊十力著《读经示要》)。熊十力先生的学生,易学家潘雨廷先生则是从“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为切入点去解读《论语》(见张文江编著《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熊先生和潘先生在哲学方面的造诣很高,尤其对《周易》有很精深的研究,所以他们对《论语》的解读带有从易学角度切入的倾向性,阐发很精彩,值得学习。

在本专题中选讲《论语》二则是从我自己学习的角度去把握《论语》的主旨,我认为这二则内容对《论语》的主旨概括性很强,同时很能够接通现代精神,是《论语》中值得反复品味的两个段落。

一、一体两面的复古与现实批判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说:“周代的制度兼备夏、商二代的优点,多么璀璨辉煌啊,我遵从周礼。”

毫无疑问,孔子是个坚定的复古主义者,他的毕生追求是令周道复行于东方。这也许是现代人不理解孔子的最重要的原因。现代人心态上总体有一种自信感,相信历史进化论所谓“世道必进,后胜于今”。

让我们撇开各种复杂而绕口的历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之争,先来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自己过得不好?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人们当然是在比较中发现差距的,而比较又往往是从时间的纵向上展开的:以前过得好,现在过得没那么好。具体地说,比如,以前有饭吃,现在没饭吃;以前日子安定,现在天天打仗;以前夜不闭户,现在道德滑坡……没有以往作为参照,则无法衡量今天的生活质量。所以人们开始发现当下的问题,往往起于和以往的比较。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周朝的历史分为西周和东周,简单来说,西周是周天子具有高度权威的时期,而东周则是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权威瓦解、诸侯国以实力争霸的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还是用简单的方法来划分,春秋时期各诸侯相对来说还是要讲一点点规矩的,即便是争霸战争也要打上“尊王攘夷”的口号,名义上还是要尊奉周天子为大哥;而到了战国时期就没那么多场面上的讲究了,各国之间赤裸裸地打来打去,周天子形同虚设。所以孔子处在一个原有秩序崩坏的历史时期,孔子毕生的努力名义上是复行周道,实质就是要恢复已经崩坏了的社会秩序;名义上是复古,实质是基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倡导的社会改革。

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所谈的复古,并不是一味说要回到过去,越早越好。这一点和后世一谈古制就盲目地说上古三代不同。孔子的复古是有选择的复古,他从实际的文献、证据出发,去研究、考察历史的情况,不是想当然地乱说: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孔子说:“夏朝尽管离今天很遥远了,但夏朝的制度我能够说清楚(是因为我掌握了夏朝的历史文献),夏朝后代的杞国虽然还在,但不足以作证。商朝尽管离今天很遥远了,但它的制度我能够说清楚(是因为我掌握了殷商的历史文献),商朝后代的宋国尽管今天还在,但不足以作证。说不清的原因是历史文献不充足,如果文献充足的话,那么我就能搞清楚它们的制度。”

孔子不仅精研历史,也非常留心学习当下的政治制度: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

子禽问子贡说:“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他求别人告诉他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夫子具有温和、良善、恭敬、节俭、谦逊五种美德,(使得人们愿意和他交往)从而获得相关的知识。夫子这样的人啊,他求得知识的方法,和别人的方法也不相同吧?”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论语·八佾》)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情都发问。有人说:“谁说这个鄹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的儿子懂礼呢?一到太庙就到处问东问西的。”孔子听说之后,说:“(对不知道的事情谦虚下问)这才是礼啊!”可见,孔子是一个实事求是、博闻强识的学者,他对历史、社会的研判是建立在客观的证据和广博的见闻基础之上的。他希望社会能够回到周朝(西周)建立的秩序轨道上,而不是回到更加古老的夏、商时代,是因为他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周朝的制度兼具夏、商二代的优点,最完美,最值得遵从。

客观地说,孔子对周朝制度的判断,以及他追求复古的改革方案,从现代的历史学、社会学观念来看,是不大站得住脚的。比如说,孔子看不到东周时期的诸侯混战,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人口增长、疆域扩张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滑坡—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小看孔子的原因,须知今人的现代眼光是站在无数代前人的肩膀之上才得以形成的。

孔子最宝贵的不是他留下来的结论,而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淑世情怀,以及他坚持通过学习、研究的方法来找到重建社会秩序路径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些才是留给后人的历久不衰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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