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绪言

一　亭林先生的家世

顾氏的先世住在吴郡，为江东四大姓之一。五代时迁居滁州。南宋时有名庆的，从滁州迁居海门姚刘沙（在今上海市崇明区）。庆的次子伯善，又从姚刘沙迁居昆山县，就世世住在昆山县的花浦村；其后又移家千墩地方。

从伯善传十一世到济，是先生的高祖，字舟卿，号思轩，明正德间的进士，历官行人、刑科给事中、江西饶州知府，著有《谏垣疏》一卷。曾祖章志，字子行，号观海，嘉靖癸丑的进士，官做到南京兵部侍郎；性极清介，独爱藏书，往往出俸购买（《抄书自序》）。本生祖绍芳，字实甫，号学海，万历丁丑年的进士，官做到左春坊左赞善，著有《宝庵集》十二卷。《静志居诗话》称他“工于五律，不露新颖，矜炼以出之，颇有近于孟襄阳、高苏门者”。嗣祖绍芾，字德甫，号蠡源，是章志的次子，太学生。他天才俊逸，工诗古文，奇奥秀拔，在太白、长吉间；尤善于书法，极为董其昌所称许（《昆新合志》）。《抄书自序》说：“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抄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本生父同应，字仲从，又字宾瑶，官荫生；“清修笃学，负东南重望”（《憺园文集》）。性极阔达，好施与。死的那天，戚友哭他，几于罢市。善于诗文，著有《药房》《秋啸》等集（《苏州府志》）。他的诗“辞澹意远，有白云自出，山泉泠然之致”（《明诗综》引王平仲语）。嗣父同吉，早卒。嗣母王氏，是太仆寺卿王宇的孙女，诸生王述的女儿。她是一个烈性的奇女子，十七岁未婚守节；明朝亡后，她又不食殉国；性极孝，尝断指以疗姑病。《先妣王硕人行状》说：“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而于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诸人事，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有奁田五十亩，岁所入，悉以散之三族。”先生的性行学业，最得益于他的嗣祖和嗣母，看了《〈三朝纪事阙文〉序》《抄书自序》《先妣王硕人行状》，可以知道。

二　亭林先生的行传

先生初名绛，字忠清；明朝亡后，他就改名炎武，字宁人；又曾叫做圭年，别号蒋山佣；学者们称他做亭林先生。

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是宾瑶公的次子。在他嗣祖蠡源公、嗣母王硕人抚育教诲之下，抵于成立。他自幼性情耿介，落落有大志，不与人苟同。相貌极为怪异，瞳子中白边黑；尝和同里归庄共游复社，人称他俩为“归奇顾怪”。他少年时，和诸文士做诗会文，在文坛上蜚其声名。《答原一公肃两甥书》有曰，“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扬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就是他那时的自述。又鉴于国事日非，便留心经世之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一千余部，凡关于民生利病的，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还没有成功而明祚倾覆，清兵下江南，先生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但终于失败了！他的母亲对他说道：“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就绝粒十五天而死。这种悲壮激烈的教训，永远留在他的心坎中。他半生奔走流离、可歌可泣的生涯，就是这样决定的。明年隆武帝在福建即位，遣使召先生做职方郎，他因母未葬，没有去。适有仇家叶姓欲陷害先生，他就扮作商贾模样，出游江浙一带。

先是，先生有一世仆叫做陆恩，见先生出游家落，叛投叶姓；受叶姓的嗾使，欲告先生通海（当时和南明鲁王、唐王通的，叫做“通海”）。被先生捉住，投下海去。叶姓就讼先生，并以千金贿太守，欲把先生非法杀害。有替先生求救于钱谦益的，谦益欲先生称门下，那人知先生是断然不肯的，就私写一名刺给他。先生知道了，急索还名刺；不得，就揭文自白。在这样生死关头，还是不愿稍损他的节概，也可以见得先生耿介之一斑了。其后由路泽溥诉于兵备使者，狱才得解。

狱解之后，他就浩然去乡里，北游山东、直隶、河南、山西一带，察看形势，交结豪杰，并在冲要之处从事垦田，以图恢复。曾五谒孝陵（南京明太祖墓），六谒思陵（直隶昌平明思宗墓）。最后，他定居于陕西的华阴。他说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清史稿》）在华阴，他置田五十亩自给；他处开垦所入，另外存储，以备恢复之用。然而这件事，终于没有成功。王不庵1说道：“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这是多么可痛的事呵！

先生的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着书跟在后面。到了险要的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他们长短曲折。倘若和以前所耳闻的不合，便就近到茶坊里，打开书对勘。倘若经行平原、大野，没有可以留意的地方，便在马上默诵经书的注疏。又欢喜金石文字，凡走到名山、巨镇、祠庙、伽蓝的地方，便探寻古碑遗碣，拂拭玩读，抄录大要。他著作的资料，多从旅行时实地勘察得到，不是一般著作家闭门造车可以比得的。

清廷因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朝中大臣屡欲推荐，先生都以死坚拒。有来求墓志、碑铭的，先生谢却之，说道，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今犹未也。（《亭林先生神道表》）先生甥徐乾学兄弟，替先生买田置宅，屡次请先生归养，先生不肯。他的夫人死在昆山，亦只寄诗挽她。

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卒于山西曲沃韩宣家，年七十岁。无子，立侄衍生为嗣。从弟子严，奉他的丧归葬昆山千墩地方。弟子潘耒，将他的遗书刊行。

三　亭林先生的著作

《日知录》三十二卷《补遗》四卷　　此为亭林一生精力所集注的著述。他自己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与友人论门人书》），又说“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见它的重要。大约，前七卷是论经义的，八卷至十二卷是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道：“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黄汝成《集释》本最好。

《音学五书》三十八卷　　此书凡分五部：（1）《古音表》二卷；（2）《易音》三卷；（3）《诗本音》十卷；（4）《唐韵正》二十卷；（5）《音论》三卷。其《自序》说道：“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自是六经之文乃可读。”又《与人书二十五》说道：“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可见这书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　　此书是取史书、实录、图经、说部、文编、邸抄凡有关于国计民生的，随读随录；并以游历时实地的观察，斟酌损益，凡二十年得到的结果，规模极大。

《肇域志》一百卷　　这书是《利病书》的副产品，于考索利病之余，参合图经而成的。没有刻。

《金石文字记》六卷　　亭林性好金石碑版的文字，到处搜访。说：“在汉唐以前者，足与古经相参考；唐以后者，亦足与诸史相证明。”（《亭林先生神道表》）此书所录汉以后碑刻共三百余种，每种各缀跋语，述其本末、源流，辨其讹误，极为精核。

《求古录》　　此书所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五十六种，均为当时拓本、文集所没有的。所录都是全文，并加以注释、考证。

《石经2考》一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道：“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校。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尤为发前人所未发。”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　　这书是博考古代各种书籍，以补正杜预《集解》的阙失的。有张又南刻本。

《九经误字》一卷　　这是根据石经及各种旧刻，以勘正监本及坊刻本的误字的。

《韵补正》一卷　　这书取宋吴棫《韵补》，于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通用之乖方3，各为别白注之，以见其得失。

《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　　此书所录为历代建都之制。前二卷为总论，后十八卷详载城郭、宫室、都邑、寺观等建置的本末、事迹。征引、考据极为精博。

其他的书，有《五经同异》三卷，已刻；《唐宋韵补异同》，未刻；《昌平山水记》二卷，已刻；《营平二州史事》六卷，未刻；《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已刻；《北平古今记》十卷，未刻；《建康古今记》十卷，未刻；《京东考古录》一卷，已刻；《山东考古录》一卷，已刻；《岱岳记》八卷，未刻；《万岁山考证》一卷，未刻；《海道经》，未刻；《官田始末考》一卷，未刻；《谲觚》一卷，已刻；《下学指南》一卷，未刻；《当务书》六卷，未刻；《菰中随笔》三卷，已刻；《救文格论》一卷，已刻；《亭林杂录》一卷，已刻；《经世篇》十二卷，未刻；《茀录》十五卷，未刻；《二十一史年表》十卷，未刻；《熹庙谅阴记》，未刻；《圣安纪事》二卷，已刻；《明季实录》，已刻；《十九陵图志》六卷，未刻；《顾氏谱系考》一卷，已刻；《亭林文集》六卷，已刻；《亭林诗集》五卷，已刻；《亭林余集》一卷，已刻；《亭林佚诗》一卷，已刻；《诗律蒙告》一卷，未刻。

四　亭林先生的思想

亭林先生是清代学风的开山祖师。我们看了上面所举的著作，可以见得他的研究方面和所以影响以后学术的一个大概。

他生在那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时代，眼见得那一班道学先生空谈明心见性，把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断送了，于是他首先起来反抗。他说道：

刘石4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又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5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6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

他既认定了王派明心见性的学风，是“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原因，于是提出“经学即理学”一语，教学者反求诸古经。他说道：

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7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顾亭林诗文集·与施愚山书》）

这就是清朝考证学的先声。

他以为学问只在日常行为极平实处，就是所以致用。他说道：

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答友人论学书》）

基于学以致用的学术观，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个标准。说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与友人论学书》）

他把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当作学问的事情，是前此空谈心性、学非所用的玄学的反动；也可以见得他所谓“文”并非辞章之谓，乃一切事物的条理。所以说道：

“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因为他把文解作一切的事理，所以他对于天文、地理、河漕、兵工之事，莫不精究。他说道：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答友人论学书》）

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与人书一》）

就是说，非博学多闻，决没有精卓的识见。不出门游历，又不博览群书，虽贤如子羔、原宪，还是没有用的。因为是这样，所以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耒《〈日知录〉序》）；所以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同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这就是他“博学于文”的结果了。

其次所谓“行己有耻”，无非是极为强烈的责任观念，就是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他相信一切学问，所以促社会的改进；社会的改进，完全是学问家的天职。所以他说：

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一》）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正始》）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顾亭林诗文集·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你看他一生奔走流离，到死方休，留遗着可歌可泣的面影给我们；我们在数百年后，还是闻风而思兴起，不是这种责任观念的驱遣么？

上面是亭林先生的根本思想。

亭林先生的根本主张，既如上述，故其生平所发挥的学说，亦大抵在经世致用方面。他在政治上的思想，最注意于化民敦俗。他以为国家的盛衰兴亡，无不由于风俗；而风俗之成，往往由于在上者一念之微。他说道：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九》）

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两汉风俗》）

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宋世风俗》）

至于所以敦俗之道，则在崇清议、励名教。他说道：

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伪矫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名教》）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日知录》卷十三《清议》）

他关于行政上的设施，主张地方分权，宗法自治，欲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如言“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同上），“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与现代民主的精神相合。又其言宗法之要，说道：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日知录》卷六《庶民安故财用足》）

他这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法的社会主义”。这种宗法的社会主义，我相信是到社会主义之路中一个最切近而易行的方法。

他主张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即郡县官世袭及有一切用人设施之全权。他说道：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郡县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