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原书绪言

顾炎武文 作者:顾德希


原书绪言

一 亭林先生的家世

顾氏的先世住在吴郡,为江东四大姓之一。五代时迁居滁州。南宋时有名庆的,从滁州迁居海门姚刘沙(在今上海市崇明区)。庆的次子伯善,又从姚刘沙迁居昆山县,就世世住在昆山县的花浦村;其后又移家千墩地方。

从伯善传十一世到济,是先生的高祖,字舟卿,号思轩,明正德间的进士,历官行人、刑科给事中、江西饶州知府,著有《谏垣疏》一卷。曾祖章志,字子行,号观海,嘉靖癸丑的进士,官做到南京兵部侍郎;性极清介,独爱藏书,往往出俸购买(《抄书自序》)。本生祖绍芳,字实甫,号学海,万历丁丑年的进士,官做到左春坊左赞善,著有《宝庵集》十二卷。《静志居诗话》称他“工于五律,不露新颖,矜炼以出之,颇有近于孟襄阳、高苏门者”。嗣祖绍芾,字德甫,号蠡源,是章志的次子,太学生。他天才俊逸,工诗古文,奇奥秀拔,在太白、长吉间;尤善于书法,极为董其昌所称许(《昆新合志》)。《抄书自序》说:“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抄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本生父同应,字仲从,又字宾瑶,官荫生;“清修笃学,负东南重望”(《憺园文集》)。性极阔达,好施与。死的那天,戚友哭他,几于罢市。善于诗文,著有《药房》《秋啸》等集(《苏州府志》)。他的诗“辞澹意远,有白云自出,山泉泠然之致”(《明诗综》引王平仲语)。嗣父同吉,早卒。嗣母王氏,是太仆寺卿王宇的孙女,诸生王述的女儿。她是一个烈性的奇女子,十七岁未婚守节;明朝亡后,她又不食殉国;性极孝,尝断指以疗姑病。《先妣王硕人行状》说:“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而于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诸人事,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有奁田五十亩,岁所入,悉以散之三族。”先生的性行学业,最得益于他的嗣祖和嗣母,看了《〈三朝纪事阙文〉序》《抄书自序》《先妣王硕人行状》,可以知道。

二 亭林先生的行传

先生初名绛,字忠清;明朝亡后,他就改名炎武,字宁人;又曾叫做圭年,别号蒋山佣;学者们称他做亭林先生。

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是宾瑶公的次子。在他嗣祖蠡源公、嗣母王硕人抚育教诲之下,抵于成立。他自幼性情耿介,落落有大志,不与人苟同。相貌极为怪异,瞳子中白边黑;尝和同里归庄共游复社,人称他俩为“归奇顾怪”。他少年时,和诸文士做诗会文,在文坛上蜚其声名。《答原一公肃两甥书》有曰,“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扬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就是他那时的自述。又鉴于国事日非,便留心经世之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一千余部,凡关于民生利病的,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还没有成功而明祚倾覆,清兵下江南,先生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但终于失败了!他的母亲对他说道:“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就绝粒十五天而死。这种悲壮激烈的教训,永远留在他的心坎中。他半生奔走流离、可歌可泣的生涯,就是这样决定的。明年隆武帝在福建即位,遣使召先生做职方郎,他因母未葬,没有去。适有仇家叶姓欲陷害先生,他就扮作商贾模样,出游江浙一带。

先是,先生有一世仆叫做陆恩,见先生出游家落,叛投叶姓;受叶姓的嗾使,欲告先生通海(当时和南明鲁王、唐王通的,叫做“通海”)。被先生捉住,投下海去。叶姓就讼先生,并以千金贿太守,欲把先生非法杀害。有替先生求救于钱谦益的,谦益欲先生称门下,那人知先生是断然不肯的,就私写一名刺给他。先生知道了,急索还名刺;不得,就揭文自白。在这样生死关头,还是不愿稍损他的节概,也可以见得先生耿介之一斑了。其后由路泽溥诉于兵备使者,狱才得解。

狱解之后,他就浩然去乡里,北游山东、直隶、河南、山西一带,察看形势,交结豪杰,并在冲要之处从事垦田,以图恢复。曾五谒孝陵(南京明太祖墓),六谒思陵(直隶昌平明思宗墓)。最后,他定居于陕西的华阴。他说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清史稿》)在华阴,他置田五十亩自给;他处开垦所入,另外存储,以备恢复之用。然而这件事,终于没有成功。王不庵1说道:“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这是多么可痛的事呵!

先生的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着书跟在后面。到了险要的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他们长短曲折。倘若和以前所耳闻的不合,便就近到茶坊里,打开书对勘。倘若经行平原、大野,没有可以留意的地方,便在马上默诵经书的注疏。又欢喜金石文字,凡走到名山、巨镇、祠庙、伽蓝的地方,便探寻古碑遗碣,拂拭玩读,抄录大要。他著作的资料,多从旅行时实地勘察得到,不是一般著作家闭门造车可以比得的。

因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朝中大臣屡欲推荐,先生都以死坚拒。有来求墓志、碑铭的,先生谢却之,说道,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今犹未也。(《亭林先生神道表》)先生甥徐乾学兄弟,替先生买田置宅,屡次请先生归养,先生不肯。他的夫人死在昆山,亦只寄诗挽她。

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卒于山西曲沃韩宣家,年七十岁。无子,立侄衍生为嗣。从弟子严,奉他的丧归葬昆山千墩地方。弟子潘耒,将他的遗书刊行。

三 亭林先生的著作

《日知录》三十二卷《补遗》四卷  此为亭林一生精力所集注的著述。他自己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与友人论门人书》),又说“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见它的重要。大约,前七卷是论经义的,八卷至十二卷是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道:“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黄汝成《集释》本最好。

《音学五书》三十八卷  此书凡分五部:(1)《古音表》二卷;(2)《易音》三卷;(3)《诗本音》十卷;(4)《唐韵正》二十卷;(5)《音论》三卷。其《自序》说道:“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自是六经之文乃可读。”又《与人书二十五》说道:“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可见这书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  此书是取史书、实录、图经、说部、文编、邸抄凡有关于国计民生的,随读随录;并以游历时实地的观察,斟酌损益,凡二十年得到的结果,规模极大。

《肇域志》一百卷  这书是《利病书》的副产品,于考索利病之余,参合图经而成的。没有刻。

《金石文字记》六卷  亭林性好金石碑版的文字,到处搜访。说:“在汉唐以前者,足与古经相参考;唐以后者,亦足与诸史相证明。”(《亭林先生神道表》)此书所录汉以后碑刻共三百余种,每种各缀跋语,述其本末、源流,辨其讹误,极为精核。

《求古录》  此书所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五十六种,均为当时拓本、文集所没有的。所录都是全文,并加以注释、考证。

《石经2考》一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道:“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校。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尤为发前人所未发。”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  这书是博考古代各种书籍,以补正杜预《集解》的阙失的。有张又南刻本。

《九经误字》一卷  这是根据石经及各种旧刻,以勘正监本及坊刻本的误字的。

《韵补正》一卷  这书取宋吴棫《韵补》,于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通用之乖方3,各为别白注之,以见其得失。

《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  此书所录为历代建都之制。前二卷为总论,后十八卷详载城郭、宫室、都邑、寺观等建置的本末、事迹。征引、考据极为精博。

其他的书,有《五经同异》三卷,已刻;《唐宋韵补异同》,未刻;《昌平山水记》二卷,已刻;《营平二州史事》六卷,未刻;《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已刻;《北平古今记》十卷,未刻;《建康古今记》十卷,未刻;《京东考古录》一卷,已刻;《山东考古录》一卷,已刻;《岱岳记》八卷,未刻;《万岁山考证》一卷,未刻;《海道经》,未刻;《官田始末考》一卷,未刻;《谲觚》一卷,已刻;《下学指南》一卷,未刻;《当务书》六卷,未刻;《菰中随笔》三卷,已刻;《救文格论》一卷,已刻;《亭林杂录》一卷,已刻;《经世篇》十二卷,未刻;《茀录》十五卷,未刻;《二十一史年表》十卷,未刻;《熹庙谅阴记》,未刻;《圣安纪事》二卷,已刻;《明季实录》,已刻;《十九陵图志》六卷,未刻;《顾氏谱系考》一卷,已刻;《亭林文集》六卷,已刻;《亭林诗集》五卷,已刻;《亭林余集》一卷,已刻;《亭林佚诗》一卷,已刻;《诗律蒙告》一卷,未刻。

四 亭林先生的思想

亭林先生是清代学风的开山祖师。我们看了上面所举的著作,可以见得他的研究方面和所以影响以后学术的一个大概。

他生在那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时代,眼见得那一班道学先生空谈明心见性,把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断送了,于是他首先起来反抗。他说道:

刘石4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又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5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6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

他既认定了王派明心见性的学风,是“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原因,于是提出“经学即理学”一语,教学者反求诸古经。他说道:

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7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顾亭林诗文集·与施愚山书》)

这就是清朝考证学的先声。

他以为学问只在日常行为极平实处,就是所以致用。他说道:

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答友人论学书》)

基于学以致用的学术观,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个标准。说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与友人论学书》)

他把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当作学问的事情,是前此空谈心性、学非所用的玄学的反动;也可以见得他所谓“文”并非辞章之谓,乃一切事物的条理。所以说道:

“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因为他把文解作一切的事理,所以他对于天文、地理、河漕、兵工之事,莫不精究。他说道: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答友人论学书》)

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与人书一》)

就是说,非博学多闻,决没有精卓的识见。不出门游历,又不博览群书,虽贤如子羔、原宪,还是没有用的。因为是这样,所以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耒《〈日知录〉序》);所以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同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这就是他“博学于文”的结果了。

其次所谓“行己有耻”,无非是极为强烈的责任观念,就是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他相信一切学问,所以促社会的改进;社会的改进,完全是学问家的天职。所以他说:

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一》)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正始》)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顾亭林诗文集·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你看他一生奔走流离,到死方休,留遗着可歌可泣的面影给我们;我们在数百年后,还是闻风而思兴起,不是这种责任观念的驱遣么?

上面是亭林先生的根本思想。


亭林先生的根本主张,既如上述,故其生平所发挥的学说,亦大抵在经世致用方面。他在政治上的思想,最注意于化民敦俗。他以为国家的盛衰兴亡,无不由于风俗;而风俗之成,往往由于在上者一念之微。他说道: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九》)

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两汉风俗》)

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宋世风俗》)

至于所以敦俗之道,则在崇清议、励名教。他说道:

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伪矫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名教》)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日知录》卷十三《清议》)

他关于行政上的设施,主张地方分权,宗法自治,欲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如言“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同上),“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与现代民主的精神相合。又其言宗法之要,说道: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日知录》卷六《庶民安故财用足》)

他这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法的社会主义”。这种宗法的社会主义,我相信是到社会主义之路中一个最切近而易行的方法。

他主张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即郡县官世袭及有一切用人设施之全权。他说道: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郡县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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