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如芝麻开门”：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评介

本文的题目是从余光中先生那里“借”来的。我读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下简称“华著”），自始至终，“开卷如芝麻开门”的感觉都十分强烈：如果把有关中国历史地名的记述与研究成果比作一座资料宝库的话，那么，华著便是开启这座宝库的一把钥匙。

一

什么是地名？“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丁夫：《努力发展中国的地名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地名学审稿会讨论记述》，《地名知识》1984年第4期）“专有名称”表达了地名的语言学特征，“人们赋予”显示了地名的社会性。地名是人们命名的、公认的，反过来，地名又成为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载体，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地名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在现代地名学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国家，对地名资料的这种价值有着充分的认识。苏联地名学家A.M.谢利谢夫认为：“地名是了解历史人文学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史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它可以阐明很久以前各人种的关系史，各族人民和各居民群的迁徙情况，经济和社会关系。”B.A.茹奇凯维奇指出，“地理名称非常稳定，保持久远，成了独特的历史文献”，进之，“地名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可与物质文明的遗迹的作用相比拟”，因为“地名资料是一种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B.A.茹奇凯维奇著、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第71页，第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日本地名学家山口惠一郎在回答“地名能告诉我们些什么”时说：“首先，什么样的地形起什么样的名字，也就是说，地名的内容能够反映地貌。其次，说明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居住生活，地名中能反映出进行农耕、开辟道路、建立市场、发展经济等等这些事。第三，反映了在人们具体生活的地区所产生的信仰、风俗、习惯等。第四，反映从行政上的需要所产生的官职、土地制度等等法制上的东西。以上这些极其珍贵的东西都可以从地名的来历中找到它的踪迹。”（参看胡阿祥：《地名学概论》，南京大学印行，1991年，第303页）

建立在上述认识之上，英、法、美、苏以及日本等国，一百多年来，开展了广泛的地名资料收集和深入的地名学术研究（参看华著2-5页）。这种资料收集与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又弥补了这些国家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不仅强力推进了相关学科如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的发展，其地名学研究水平，也跃居世界前列。

与跃居世界前列的这些国家相比，现代中国学者显然还没有普遍意识到地名作为“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的独特价值。造成这种状况的最直接原因，也许是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太过丰富，某种程度上足敷采用；加之正确理解与全面采用历史地名资料，必须具备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而兼具如此综合素养的学者，在“专家”渐多而“通才”日少的现代，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再者，地名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界既至今未能成为共识，历史地名学、地名学史等，更因此长期倍遭冷落，大体废而不讲。

改变上述状况的首要途径，是切实发掘历史地名的史料价值。在这方面，1934年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与1944年金祖孟先生《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4期）两文，可称范例。

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谭其骧先生指出了复原东晋南朝侨置地名对研究当时人口南迁的重要性：“是时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此种侨州、郡、县详载于沈约《宋书·州郡志》，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晋书·地理志》中。吾人但须整齐而排比之，考其侨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则当时迁徙之迹，不难知其大半也。”由此立论出发，谭文勾画出此次人口南迁的概貌。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1990）、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1997）第10章进一步复原了一些细节。然则历史地名之大有助于移民史研究，现在已为治中国移民史的学者普遍接受并广泛应用（参看葛剑雄：《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与手段》，《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一文的精彩之处，是由地名的特性说明地域的特征：新疆地名稀少，可以表示那里人口稀疏；新疆地名分布不均，可以表示那里各地带土地利用程度的不同；新疆地名难读难懂难记，可以表示那里种族、语言、文字的复杂；“迪化”“镇西”一类取义于古代中央政府希望或意志的地名，可以表示那里的确位于地理上和文化上的边疆；新疆汉文村落地名集中在天山东段的南北山麓，可以表示那里汉人分布情形；新疆地名中与水相关字眼的普遍应用，可以表示那里气候的干旱与水的可贵；新疆地名历史上多变，可以表示那里村落以至都市常因沟渠的兴废与河道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如此等等，无疑拓宽了区域研究的综合空间以及史料范围。

现代学者中，从地名角度切入、探讨多方面问题的代表人物是周振鹤、游汝杰。周、游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专辟“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一章，论及“地名和历史文化景观”“地名和移民”“地名和经济史”“地名和历史交通地理”“地名和民族史”“地名和历史民族地理”“地名层次和文化层次”；周、游还合撰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展示了地名资料的迷人魅力。

不过遗憾的是，如谭其骧、金祖孟的方法，周振鹤、游汝杰的成果，尚未引起足够普遍的重视，进入地名宝库并满载而归的学人，至今仍然凤毛麟角。带着这样的遗憾，我呼吁学术界尤其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年轻学人，关注华林甫所著的这部《中国地名学源流》。

二

1997年，孙冬虎、李汝雯合著的《中国地名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地名学史专著。全书以19万字的篇幅，梳理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地名学”与“继往开来的现代地名学”。这部专著的特点在于，作者出身地理学并从事现实的地名工作，故其撰述宗旨，“是为了科学地清理我国历史上地名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和吸收前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为建立一门体系完整、方法先进的中国地名学，提供历史的借鉴”（第1页）。

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是第二部中国地名学史专著。全书以37万字的篇幅，论述了起先秦时期、止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萌芽、奠基、深入、成熟以至繁荣鼎盛及迈向现代的全过程。与孙、李合著的《学史》相比较，《源流》的作者主攻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历史地理，故置地名学史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整体框架中，而“脚踏实地地去研究地名典籍”（前言第9页），以及着意发掘历史地名的文献价值，成为这部专著的几个突出特点。

华著这样的立意，决定了其主要的两方面学术贡献，此诚如邹逸麟先生“序”中指出的：

其一，“初步建立起中国地名学史的体系……虽尚不能说十分完美、成熟，但后人可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补充”。

其二，“中国地名发展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地名学史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种反映。例如从汉代到明清地名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中国疆域形成、政区变化、地区开发、民族融合、科技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的一个侧面，因此这部地名学史著作的价值，就不仅仅限于地名学了”。

以上两方面，尤其是第二方面，我深有同感；而为了恰如其分地表达这样的感觉，我甚至不惜借来了“开卷如芝麻开门”的文题。接下来还想谈谈的是，我所理解的华著“尚不能说十分完美、成熟”。

三

如作者在“前言”中的谦称，《中国地名学源流》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是响应我的呼吁：历史地名学研究“借重历史地理学，加强地名典籍及地名学史的研究，应是主要努力方向”，中国地名学史“好比一座富矿等待着开挖”，“必须大力开展并拓宽加深对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就具体研究步骤言，作者又谦称是循着我所“倡议的方向”：“脚踏实地地去研究地名典籍，就成了地名学史研究的第一步。”

华著以地名典籍为中心所实践的中国地名学史研究的第一步，是成功的，但也并非没有缺憾。

缺憾之一，华著重视舆地著作的地名学贡献，相对而言，对小学著作的地名学贡献阐述得尚不充分。纵观中国地名学史，《禹贡》杰出的区域地名学思想，《尔雅》完善的地名训释与通名分类，已滥觞了我国后世地名研究的两大重要流派（舆地派、小学派）。由《禹贡》一脉而班固、应劭等，重视从地理环境与地名的关系，探求地名的语源和命名规律；而由《尔雅》一脉至许慎、刘熙等，则注重从语音、字形、语词结构等方面展开对地名语源的阐释。虽然东汉以后，地名研究中的小学派式微，舆地派兴盛，但在地名研究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小学著作，仍间有所出，华著对此未予系统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