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加深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

一

地名学史是地名学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地名学不能不首先明了其发展史。从理论上推导，一般来说，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应由理论、应用、学史三部分组成。通过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学科产生、发展的过程、规律、条件及特点，而且通过经验的汲取与教训的总结，也有利于学科今后的健康成长。

探讨各国地名学史，在考证地名起源和沿革，分析地名语源、语音、词义、词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为较有系统的地名学。从“史”的角度看，国外地名学比较侧重语源学的研究，以为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史提供资料为主要任务；而中国的地名学，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与阶段成果。在旧时代，地名研究一直划归历史学的沿革地理（舆地学）范畴，所谓“读史之助，亦通古今之关键也”（清邹汉勋《敩艺斋文存》卷5“贵阳古城地图记·序”），地名考证成了为历史学服务的贴身婢女；又由于汉字的一些特点，地名音、形、义的推定也一直是语言文字学（小学）的一个部分。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非系统性与孤立性。尽管如此，客观地讲，中国的地名研究起源特早，绵延不断，具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并且至今尚保存着无比丰富的高水平成果，这在世界上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近代以来，欧美、俄苏、日本的地名学后来居上，超越于我，这也是事实。其实不仅地名学如此，其他自然科学亦然，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指出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才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然而一般见解竟因此认为中国的地名学向来落后，这不公允！我们要纠正这种误解，就必须大力开展并拓宽加深对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对于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地图学、方志学及其学史的研究，地名学史的探研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这十几年来，对地名学的性质、体系、研究方法与意义等方面的阐述，日渐增多。但也不用讳言，由于专业研究人员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指导地名工作的应用地名学及承接各项具体工作（如地名罗马化、统一外国地名译名、编纂地名工具书等）上，剩下来可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就相对较少。其中，中国地名学史更是倍遭冷落，大体废而不讲，更谈不上长远规划与全面安排。近年，笔者在南京大学讲授“地名学概论”，于中国地名学史则多所留意，1991年、1992年还曾就中国历代重要的地名典籍、卓有成就的地名学者、影响甚巨的地名学派学说，整理出30多个选题，指导学生撰写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在此过程中，笔者愈益感到中国地名学史这一领域的广大、内涵的缤纷多彩、任务的相当繁重以及现时研究的单薄贫乏，它好比一座富矿等待着开挖，一块初垦的风水宝地期望着耕耘。

二

就笔者浅见及读书所及，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在方法上当借重于历史地理学与文献学，并且与历史地名学相辅而行；既要明了纵的历代流变，也要把握横的断代概况。现时的具体工作，则可从典籍、学者、学者群（学派、学说）三方面展开。

怎样界定中国地名学史上的典籍与学者？对这个关键问题，似不必过于拘泥。古今学科分类、观念多有差异，地名之学在古代也尚未独立自成学科。即以地名典籍在传统目录中的地位而言，不同时代的目录中，地名典籍的属类都不一样。在早期书目如《汉书·艺文志》中，多列“数术略·形法部”；《隋书·经籍志》以迄《四库全书总目》，则基本上属史部地理类。即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禹贡》、宋王应麟《诗地理考》、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等列经部，《山海经》则列子部小说家类异闻属。与此相类似，许多在地名学上有贡献的学者，也被作为史学家、地学家或小学家看待，而从未被堂堂正正地作为地名学家来看待，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地名研究中经常被引用。这种情况带给地名学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困惑与诸多的缺陷，也导致了认识和评价方面的片面性。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与偏见，今天应当给予清醒的认识与认真的纠偏，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在地名学上有成就与贡献的学者得到完备的评价与必要的表彰，以获得更丰富与全面的形象。

三

记载与研究我国历史上浩如瀚海的各类地名的，是难以计数的地名典籍。这些典籍于地名，或详其因革，或著其形要，或正其字形，或审其音义，或述其境域，或解其纷乱，或定其地望，经朝积代累，遂孕育、培养了传统的地名学。因此，脚踏实地地去研究地名典籍，就成了地名学史研究的第一步。

结合地理学发展史看，我国的地名典籍，由先秦至清，可粗分为先秦古地理著作、正史地理志、总志、方志、历史地图、地理专著等若干类，其间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关系极为复杂。对其进行研究，自不可局限于整理校勘及文献学方面（包括了解其作者、内容、特点、价值、体裁、版本、可靠程度及错漏情况等），还应探讨其史源系统及地名记载方法、方面与目的。

大体说来，每类典籍对地名的记载，大多经历了一个数量上由少而多，内容上由重自然而重人文，描述上由粗略而精细，目的上由辅史、向导（此借用贺晓昶先生语）而实用、资政的过程。举例而言，《尚书·禹贡》开了征实的一派，在拟定的地理区域中，重点叙述山川原隰等自然地名，《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等篇类此；至班固作《汉书·地理志》，李泰撰《括地志》，下及其他15部正史地理志与唐宋元明清其他地理总志，都改以关系国家统治、政权建设、贡赋收取的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以求完整、真实而权威地反映其疆域的盈缩、政区的设置及其变化，其次才不求完整地反映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和其他人文地理现象。与此相关联，对地名的记述多详于政区地名的行政辖属、沿革及更名，有关地名命名形式有详略不等的涉及，而对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概况，则或有或缺，或详或略，或全面系统或割裂分散，其间一个总的原则是重实用与资政，这里可以有关“道里”的载述为例。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首创道里一目，记各郡国治所与都城洛阳的相对方位与道路距离；到梁沈约撰《宋书·州郡志》，道里一目于去京都水陆里程以外，增加了去州的水陆里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更发展为“州境”及“八到”两目。按道里的记载，不仅利在考证地名时的定位，发挥地名的向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与纳税贡赋、经济交通及明确各级行政区域的境界等有关。对地名实体其他概况如物产、户口、贡赋、史迹故事及有关地理环境的多角度、多方面而有选择的描述，是逐渐细化、代有扩展，还是略而不尽、语焉不详，也基本上贯穿着这么一条实用、资政的原则。

正史地理志及总志对地名的记述如此，其他各类地理书，如由开幻想一派的《山海经》到后来衍化的《穆天子传》《三宝太监下西洋》《镜花缘》，由放马滩秦图、马王堆汉图而罗洪先的《广舆图》、清内府舆图，由《华阳国志》而清各省、府、州、厅、县、乡土、里镇、山水志，由《水经注》而《水道提纲》，由《史记·货殖列传》而《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由《资治通鉴》胡三省地名注而《读史方舆纪要》，由《汉书·西域传》而《西域同文志》，由《长春真人西游记》而《徐霞客游记》，有关地名的绚烂多彩的大量记述，也大体若是，即不完全是为地名而地名，除辅史与向导作用外，也强调实用与资政，以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服务。如王应麟就明确认为，考证古地名所在，有益于移风易俗、促进教化，而研寻政区地名与军事地名，可“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序”）；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注地名，也往往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明乎此，则地名、地名管理、地名研究、地名典籍等等，在古代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可因之而明。推而及于当前，在编写各类地名图书和地名志、地名辞典、历史地名图、现势地名图及建立地名档案的过程中，学习前人的实用、资政思想，并发扬光大而用世益民，也就成了我们工作中应持的原则。

四

尽管直到晚清，学者们在地名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总体上看还是侧重于具体地名的渊源解释、地名的沿革与考证，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但其丰硕的成果、较为深邃的朴素的地名学思想，还是为现代地名学的建立奠下了重要的基石。学问都是继承然后发展、扬弃然后创新的。开展地名学史的研究，我们就有必要对历代地名学者作一番深入的探讨，尤其要注意那些拓展新领域、引入新方法、开创新风气的学者，列述其生平，总结其成就，梳理其学术源流。

概而言之，《禹贡》杰出的区域地名学思想，《尔雅》完善的地名训释与通名分类，已为我国后世地名研究两大重要学派（舆地派、小学派）的嚆矢。由《禹贡》一脉而班固、应劭等，重视从地理环境与地名的关系，探求地名的语源和命名规律；而由《尔雅》一脉至许慎、刘熙等，则注重从语音、字形、语词结构等方面展开对地名语源的阐释。东汉以后，地名研究中的小学派式微，而以杜预、京相璠、郭璞、盛弘之、郦道元等为代表的舆地派兴盛。以为学人忽视的重要学者西晋杜预为例，所绘《春秋盟会图》，古今对照，又著古今地名表即《春秋释例·土地名》三卷，与图相辅。杜氏所释地名，所定方位，均严谨认真，对语源的解释亦详确周到。再说郦道元。陈桥驿先生指陈推重郦氏地名渊源之解释，其实在地名考证方面，郦道元也多值得称道之处。对于名异实同、名同实异或名实不符等混乱现象，郦氏循名责实，据实考名，以求名实合一；考古、推地相印证，地理实证与语言文字辨析相结合，并且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多闻阙疑。

论者多认为，郦道元著《水经注》以后，我国传统地名学研究并未取得多大的跃进，笔者对此实不敢苟同。按北魏以下，在解说、阐释地名来历、含义、沿革、读音、用字、分类及命名原则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并把传统地名学水平推向新的高度与更广阔领域的重要学者，其实不少，如唐代有玄奘、李泰、李吉甫、樊绰、贾耽，宋代有乐史、王存、沈括、郏亶、程大昌、范成大、周应合、王应麟、赵汝适、洪迈，元明两代有耶律楚材、李志常、胡三省、汪大渊、张燮、屈大均、徐霞客。即以张燮对海外地名及中西交通地名的研究为例，在方法上就相当的先进科学，即不仅采用对音法，而且“质之方言，参之邻壤，验之谣俗方物”，以求其“主名”（明张燮《东西洋考》“凡例”）。下及清代，传统地名学更是达到了其巅峰期。清人于地名研究，涉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从上古三代直至清朝，从中原地区延及边疆，几乎所有见于记载的重要地名都有所考证，多数古代地名典籍都得到整理；有所建树的学者，可谓举不胜举，此不详述。a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对前清及清代学者的成果，应该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既不抑没其成就，也不过分拔高，迷信盲从。笔者这六七年来，对前人有关地理地名方面的补志补表、校勘记、注释、考史著作及读史笔记等多有比勘与研读，对此感触尤深。即便是一些名气甚大的学者的著述，平心而论，其中得失互参、引据不经者既多，谬误迭出、缺漏违忤者亦所在而有，凭臆进退、地望难准者更属常见与显然。即以颇为自诩的清代大儒洪亮吉为例，洪氏宏才博学，著书满家，深于史，亦留意声韵故训，“至于骈偶之体，瑰丽之作，希踪八代，继轨六朝”，且“究心于疆域沿革，最号专门”（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9“卷施阁文集更生斋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而其所著《东晋疆域志》，笔者曾辨正其州郡县部分，就指陈有16类错误，如一郡误为二郡、二郡误为一郡、郡县重出、统属、置废、侨地、治所、引证资料、行文、句读等错误，其书之粗疏由此可见，而学人不察，还每多征引为据，实在是贻误后学！与洪亮吉相类似的学者，尚有吕吴调阳、汪士铎、徐文范、刘文淇、胡孔福等人。我们在利用他们的成果时，当格外小心，加以甄别与考订，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地名学史时，对每位学者及其成果应持的科学态度，哪怕对缜密细致如胡渭、焦循、钱大昕、阎若璩、吴增仅、沈垚、缪荃孙、杨守敬等人，也不例外。

五

地名典籍及地名学者的个案剖析，是必要且重要的；在此基础上，研寻地名学史上重要的学者群、学派、学说，则是更高一级层次上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按考究学者群，当重其彼此影响与学术风尚；探讨学派（旧称学案），当明其统系与师说渊源；阐明学说，则当求其立说依据与沿袭变更。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各举一例。

其一，乾嘉时代学者群。清乾嘉时代，朴学鼎盛，发展到相当精致的程度。许多硕学鸿儒或专精一门，或兼通众艺，其中钱大昕、戴震、孙星衍、焦循、齐召南、姚鼐、阮元、全祖望、张澍、李兆洛等，研治地名，多造其微，著述成林；其方法各异，文字、音韵、训诂、舆地、氏族、官制、典章、金石之学，都曾引入地名研究；学人们又互相质难，彼此会通与发明，形成了缜密细致、不务空言的良好风气。乾嘉时代也因之成为中国地名学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传统地名学达到了其最高水平。流风余韵，被于民国，谭其骧先生承其大宗并发扬光大之，遂成禹贡学派之中流砥柱。

其二，禹贡学派。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联合燕京、北大、辅仁三校师生，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积极致力于改造传统沿革地理学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在地名研究方面，禹贡学派也力求突破传统地名学的藩篱，从新的角度来探索地名，其成就斐然，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上（如地名群方法、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语言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文化学方法、地名译名方法、相关学科讨论），还是在成果（地名典籍的整理，地名通名的来源与演变，地名专名的渊源解释，政区地名的因革增省，边疆与域外地名的考述，有关地名工具书如地图、辞典、索引的制作，小地名的研究，现势地名的调查）与人才上，都为传统地名学跨进到现代地名学架起了一座桥梁。时至今日，禹贡学派的元老及其传人们，仍是我国地名学研究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

其三，地名大迁移学说。古人治学，多由经入史，而古史的条理发明与经书的校订注疏关系尤密，该学说即由古史研究中流变而出。创其说者为明末清初王夫之，民国钱穆则光其大，发凡起例，童书业、郑德坤、石泉、陈怀荃诸学者踵续于后，推而广之。原其立说原则，要之有三：一曰地名原始，即地名其先皆有意义可释，乃通名而非专名，可以名此亦可以名彼，如“大山宫小山”曰“霍”，凡具此状皆可得此名，初非限于一地，故河东有霍，淮南有霍。二曰地名迁徙，认为异地同名决非异地同时并起，亦非偶然巧合，乃是迁徙移用的结果。在地名迁徙之背后，盖有民族迁徙之踪迹可资推说。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旧名，择其相近似而移以名其侨居之新土，故而异地有同名。三曰地名沿革，一般腹地冲要，因文物殷盛，人事多变，故每有新名迭起而旧名被掩，地名之变革亦剧，而边荒穷陬，人文未启，故事流传，递相因袭，地名之变遂缓。于是先起者反多晦灭，后人移用者反多保留，并历久而益显。（参阅钱穆：《史记地名考》“自序”，三民书局，1984年版）按此说于古史地名每出奇论，翻积见，标新得，又皆通明无碍，远胜旧说。如认为黄帝登空同、舜葬苍梧一类地名，都在大河两岸华夏中原发达地区；以后因民族移动而携至边地，《史记》《汉书》竟因此把边地后起之名认作当初的地名，是为古史研究中的大错误。笔者认为：重视、整理并理解地名大迁移学说，意义非凡，不仅将开创古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能使我们对地名变迁、移动、演化等得一新概念，用之于民族迁移与融合、文化变迁与播散等方面的研究，也可求得许多的新认识。

据上所举三例已可看出，用宏观联系的眼光，深窥地名学术的渊源流变，探究有关的学者群、学派、学说，将有利于我们更深透、更清晰地从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网络上把握中国地名学史的发展变化过程、特征所在及一些基本规律，从而梳理出一个理论体系，收到若网在纲、持简驭繁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是地名典籍、地名学者孤立零散的个案研究所难以收到的。总之，笔者呼吁有志者致力于地名典籍、学者、学者群、学派、学说的研究，也期待着一部内容丰富、资料扎实、纵横贯通、巨细兼顾、系统严密、理论完善的《中国地名学史》早日问世。

本文原刊《中国方域》1993年第1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