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五　见证白降河

韩运曾

2021年1月22日，银良给我打电话，说他写了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取名《白降河》，邀请我做“见证人”。我听后既高兴又犹豫，高兴的是银良又有新作问世，还把家乡的白降河写进了书里；犹豫的是我已年过古稀，耳聋眼花，思维迟钝，不知道该见证什么、怎么见证。

我就生长在白降河边，喝的是白降河水，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白降河，对它充满了感情，也有所了解。白降河即《水经注》里的大狂水。它是一条河，又不是一条河，归根结底还是一条母亲河。

白降河就像其名字大狂水一样，经常发狂。

据老年人讲，1942年，白降河发狂水，将下磨村（在白沙镇东约八里）冲毁了一大半，当时一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死死抓住箱子的铁环顺流而下，冲到孟村河滩时看到岸边有人就大喊救命，许诺谁救下她，她就跟谁过一辈子，但哪里有人敢下水去救，围观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洪水卷走。

1955年收了麦，白降河北河湾有人正在打麦秸垛，一个18岁的姑娘在垛顶接麦秸。一阵隆隆声，洪水袭来。姑娘没来得及下垛，即连垛带人被冲入激流。村里的男劳力惊慌失措，赶快沿河岸追赶，追了一里多地，麦秸垛突然被漩涡推到岸边，姑娘看见岸边有棵柳树，急忙抓住柳枝爬上了岸，保住了一条性命。这位姑娘两年后跟曹寨的一个小伙子结了婚，现在已是84岁的老人了。前几天我问到她当时的情景，她说：“那时就快把人给吓死了。”

当然啦，涨水会给人们带来灾难，也会带来好处。一是洪水能疏通河道，二是洪水会冲下来石头和沙子，为沿岸人们提供建筑材料。

20世纪80年代前，白降河支流多，水流量大。那时仅白沙境内就至少有5条农灌渠，沿河村庄还引白降河水做动力带动水磨、轧花车、弹花车。河两边全是稻田。原来的河水是很清的，人们在河边干活，渴了说句“不干不净，喝了没病”，捧水就喝。河水不深，清澈见底。吉磨村有个老汉会逮鳖，人们都说他长着鳖眼。他在岸上走，能看见水里的老鳖，一叉下去，准能叉个鳖上来。原来河两边有很多泉源，夏季泉水清凉甘甜，冬季泉水是温的，两岸的妇女冬季总是在这些温泉里洗衣。

白降河滋养着白沙十万人民。孟村的降惠渠就是一例。降惠渠是1950年县水利局测量监修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伊川县政府最早投资的一条惠民渠。渠首在白沙，流经11个自然村，直到庙张村。渠长13里，1951年正式通水。它像一条青龙流淌在摩天岭下，使流域内的1000亩耕地旱涝保收。降惠渠从蔚村南边通过，蔚村就有几条支渠。春夏秋三季人们会在大门口涮盆洗衣。降惠渠的开通，给蔚村人带来极大便利。

多年来，白降河经过多次治理，最彻底的应数当前这次，由省里直接拨款，县水利局测绘，乡政府负责实施。治理后的河道宽百米，河堤厚5米，全部进行了硬化，在主要路口还建有高大的钢筋水泥桥，诸如半坡桥、白半路郝湾桥、白半路白沙东桥、洛临公路白沙桥、乡村公路孟村桥、蔚村桥、水白路吉磨桥等，其中的蔚村桥，1998年开建，1999年建成，2000年通车。遗憾的是，堤、桥修好了，白降河却几乎断流了。

而最早的孟村桥建于1933年，1936年通车。桥长100米，宽10米，高3-4米，桥墩连身砼灌，轿架由25厘米见方的方木支撑，桥身由3寸厚的桑木板铺成。这么好的一座桥，建成通车不到8年，在1944年日本占领洛阳前，中央军退却时，为阻止日军前进，把它炸毁了，现在只剩9个水泥桥墩还横卧在河道上，成为历史的见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蔚村人与苦难抗争的精神，我是亲眼见证的。那时候，我们这里的村子都差不多。村民们晚睡早起，中午不休息，烧砖瓦、编荆篮、勒笤帚，仍然解脱不了贫穷的桎梏，摆脱不了饥饿的折磨。最难的是1961年。那年粮食奇缺，人们把树叶树皮都吃光了。好歹我们这片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我那年上初中，生产队给学生每人发四两红薯，算是午餐。其实走在去上学的路上就吃光了。到了中午，只好头朝下躺在田垄上睡一会儿。尽管学校把音乐体育课都停了，师生还是不能坚持正常上课，最后只好放假，一放就是七个半月。1964、1965年稍有好转，细粮很少，粗粮基本能维持生活了。正像书中所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清早馇火烧，晌午馇窝窝，晚上改改样，却还是红薯做主角。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农民才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当时吃饭难，花钱更难。谁家都没生钱的门路，只等生产队每季分红。可那时劳动一天，全劳力只能记十分工。在我们这儿，十分工只值1毛钱左右。一家人吃盐点灯、治病穿衣、盖房置家具所花的钱，都必须从牙缝里挤。我三弟运侠（现为洛阳师范学院教授）1979年考上新乡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开学时连路费都挤不够，把全家老少难为得直哭。

1968、1969年，我用架子车去煤窑拉过两次煤，一次是高山矿，一次是鲁沟矿。现在想起来，那真不是人干的活。当时的路况很差，路上坑多坡陡，三个人推一辆重车上到坡上，真是连吃红薯的气力都没有。最难的是煤窑上经常没煤，一等就是几天。1968年我三叔（顺法）去鲁沟矿拉煤，拉着架子车到了矿上，矿上没煤，只好又去何庄矿，又没煤。听说汝州北五十里的海岸矿有，就开始往海岸去。半路上天黑了，就停下来在路边的破窑洞休息。谁知睡到半夜，洞顶上掉下来一大块土，刚好砸在他腿上，把大腿砸断了。当年，三叔受的苦可想而知。

现在各地的路好了，可农村不再烧煤了，各家的灶台都扒了，做饭用电饭锅，烙饼用电饼铛，多数村通上了天然气管道。和过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

我跟银良的老家同属孟村行政村，两家相距不到二里地，互相都比较了解，他书中的人和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由于银良的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全家里里外外都得靠他母亲操劳。他和兄弟姐妹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靠其母亲张罗。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一个身单力薄的妇女，尽管聪慧灵巧，也难以承受生养七个子女、拉扯长大、儿子娶妻成家、闺女打发出嫁、培养儿子成才……这么重的担子。但她，一个弱女子，不仅顶过来了，而且人丁兴旺，全家和谐。细想，老人受了多少辛酸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