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谌旭彬

“丁戊奇荒”被清廷官员称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年，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一千万人饿死。其中尤以1877年、1878年为最烈，因这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

洋人：山西饥荒如地狱，为何无人抢富户？

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遂由此开始了他与整个丁戊奇荒相始终的漫长而艰辛的救灾行动。

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带领他们暴动

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灾情在5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6月30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7月3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但李提摩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官府正极力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们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在他们看来，由洋人带领他们去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

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

李提摩太困惑山西民众身处人间地狱，何以却没有人抢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月29日，太原以南四十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二百七十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其中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二百九十里：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四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四百五十里：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月2日，太原以南五百三十里：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唯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

天灾背后有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

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上去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申报》当年就曾分析过：“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但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最终，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所预期会看到的那种抢大户的景象；更何况，李提摩太抵达山西的时候，饥荒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迅速抢光了。

真正需要后世深刻反思的，是另一个吊诡的问题：这样一场波及上亿人、几乎覆盖整个北中国的大饥荒，它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但最终，竟没有从这众多的暴力群体事件中衍生发展出一两场所谓的“农民起义”(所谓“起义”，区别于一般性的无政治诉求暴动)。

如果我们把“起义”简化定义为“有政治诉求的暴动”的话，那么，不妨将这个吊诡的问题换一种思考角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作为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是农民暴动升级为“起义”的最关键的因素——他们的学识为政治诉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他们的社会关系则会成为势力整合的核心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