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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拯救沦陷于洋教的儿童远重于赈济灾民

常读·趣味集·旧闻奇谭 作者:汗青


士绅:拯救沦陷于洋教的儿童远重于赈济灾民

1877年阴历二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已。”

担心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

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唯连!

诗中所称“慕唯连”即慕维廉,他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1877年5月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写道:“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譬如另一名叫作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有了这些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的赈灾行动随即启动。但谢家福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这一活动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唯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意思即: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为了赈灾;赈灾讲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讲究的则是大义,为此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就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的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由此可见世事尚有可为。并表示愿意与其并肩战斗,继续推进这一事业。

工作开展每遇到困难,谢氏也往往以此来鼓励自己:“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谢在日记中说:因为如此考量,所以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乡绅们的成功:许多灾民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类似的理念,谢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1877年6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谢氏激烈的驳斥:“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谢家福对洋人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史料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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