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反对派

康在《我史》里还虚构了一大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康说：“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翰林院编修黄□(作者注：原文缺)曾是孙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黄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他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许多人于是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的举子们的上书不满，是必然的。但说孙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绝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各类档册中的相关文件，结果发现：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

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了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康所谓的“飞言恐吓”，简直不知所云。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的对举子们实施了威胁恐吓，但他能吓住举子们吗？根本不可能！因为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都正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上奏反对和议有没有政治风险，有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具有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譬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三月二十九日签字反对议和，四月三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但四月十五日，王却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何曾对他的仕途有过影响？

由此可见，康对当时的政治氛围的描述，完全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反对上书都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