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领袖

康在《我史》中自承：自己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据康的描述，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随后响应，康、梁又进一步联络了大批朝中官员，最终才有了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的结果。

这同样不是史实。康有为及康党日后撰写了大量有关公车上书的文章，但蹊跷的是，对自己当年如何具体鼓动各省举人、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官员，全然没有说明。没有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实都是夸大的。康有为在当时，根本不具备领导十八省举人上书的资格。

这一点通过对比很容易看出来。康有为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此次上书有广东举人八十余人签名，梁启超领衔，康门弟子麦孟华签名排在第五位，虽然康本人没有签名，但说康有为策划领导了这次联名上书，是不为过的。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与此同时，广东举人还在陈景华的领导下，组织了另一次联名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共有二百八十九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给了朝廷。在本次上书中，麦孟华签名排在第六十三位，梁启超排在第二百八十四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签名来看，此次活动与康党的领导显然没有什么关系——广东是康有为的“根据地”，但康党组织的上书只能获得八十余人签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二百八十九人的联名上书。康有为自认为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号召力却远不如一个陈景华，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

1895年，各省举人都在搞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多次联名上书。可以认为：如果康有为真的是本年上书的领袖，本年的上书大潮真的是由他鼓动并且联络朝中官员们一起鼓动起来的话，那么，这些在各省自行联名上书的举子们，肯定也很乐意参与康有为亲自组织的那场在松筠庵内流产的上书。康曾经说：湖南举人全体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联名上书，但在康有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签名名单里，湖南举人却只有四人而已——而在没有康有为的领导的情况下，湖南举人前后三次共一百二十一人参与上书。这样的数据对比，如何体现康有为的领袖地位？

康门下弟子1895年夏天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附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很可能是梁启超，因梁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序文》。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领导者，只是陈述梁启超与湖南举子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这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歪曲事实。多年之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