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布谷

一副对联里的风向

旧时国人对对联不仅是一种嗜好，更是一种风俗，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便从侧面反映了对对联这种炫耀“才华”的方式。随着知识垄断渐渐被打破，文人由精英阶层分化出中下阶层，这种文字游戏不仅在“文人”社会风行，也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成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文字游戏。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阴历十月下旬，仰光的《天南新报》举办了一次征对联活动，在北美的另一份报纸《美洲少年》积极响应并且广泛号召，这本是一件“文化轶事”，只是，这个对联的内容有些特殊。

上联是：

摄政王兴，摄政王亡，清国兴亡两摄政。

求下联。

这种对联不会出现在康熙、雍正年间，甚至不会发生在已被众多迹象表明帝国从骨子里开始走向式微的乾隆朝。

不仅因为那个时代海外华人数量不像此时一样多，还因为，以此时为起点倒推至100年前，朝廷还拥有绝对权力，而强大的皇权可以捍卫江山社稷之名，以文字狱的方式操起屠刀。

海外生活的华侨，大都因为在国内过不下去了，才历尽艰险到海外谋生，他们留恋故土、留恋家园。大部分的华侨从事的都是淘金、矿工、修路等条件艰苦但是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并不知晓国内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对联让更多普通劳工意识到，这个帝国开启了新的历程，甚至已经开始踏上覆灭的道路。

人群中已经开始流传有关消息：自以为是老佛爷，其实在别人眼里堪称老巫婆的女人——慈禧太后和她一直无法喜欢，在死前需要解决的庸碌无为的光绪帝分别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千疮百孔又危若累卵的帝国。

当年多尔衮率领铁骑从白山黑水间杀将过来，英年早逝，肯定想不到自己在帝国兴亡之际成为笑料，又或者倘若多尔衮能预测到这种结局，是否能够改善入关时的滥杀？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一如充满禅味的偈子，以王朝的兴衰为代价，以几百年的光阴为筹码，最终归于无尽的惆怅。

就算清宫戏里全是爱情、美女以及赏不尽拆不完的奢靡，此刻，弥漫在海内外汉人心头的是最凛冽的、毫无美感的复仇。

对于那个年代的华人而言，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未必是远游异国身受的劳苦，更多是来自蛮夷之地异族的统治。几百年来，他们始终无法忘怀的是种族间的仇杀，尽管西方历史已经前进到工业革命时代，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300年甚至500年前，对他们而言，金兀术、脱脱不花以及努尔哈赤和多尔衮都是同类人，都是胡虏、鞑靼。而作为“汉人”，他们要做的是像900年前的岳飞、600年前的朱元璋一样，驱逐胡虏，收拾旧山河——这与当下的概念不太相同。现在是中华民族的大概念，要建设和谐社会，什么仇啊恨啊种族的都是过去时了，但是，当时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的局限性就是那样，因此推翻清朝的统治在那时的汉人看来就是种族革命。

这些清王朝的旁观者，被帝国挤压和迫害的人在远离中原、远离故土的地方蠢蠢欲动。而像参与社会活动一样，对联是他们表达情绪与志向的一种途径——更何况，这两张出现在不同国度的报纸本质上属于同一个组织：同盟会。

上联唱尽兴衰，似乎在给旧时代画句号，下联自然要开启新时代。在众多应征的对联中，有一句被选为首唱，根据选择者的习惯和目的，这句毫无疑问适应了形势，展现了历史肱股之间的角逐：驱胡者豪，驱胡者杰，驱胡者豪杰。

动物的基因能让其记住“恐惧”和“敌人”，人尽管已经脱离了低级的兽性，但是这一点上，基因还是持续起作用。100多年前的中国人以及革命，起码从形式上而言，所努力的与争取的就是复仇。这种仇恨就来自种族仇杀。

尽管在清朝的几百年里，有关“满汉”共存的理想已经努力了很久，但是此种温情的繁荣却容易被挑破，相反仇恨更能激励人、发动人。现在看来甚是狭隘的思想和口号，在那时确是大快人心的。

清军入关，顺治才6岁，据说身份暧昧的多尔衮作为摄政王，不仅管理着朝政，更决定了汉人的尊严和生死。

像所有来自蛮夷之地的征服者一样，剥夺原住民的生命和尊严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关战争惨烈的故事向来能口口相传，比如很多地方管“剪发”直接说成“剪头”据说来源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段历史。

老人们会以“白发渔樵江渚上”的状态，笑谈一般讲述当年清军守住城门，让笃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汉人剪去头发，并且要梳成“蛮夷”的发式，服从者被放过，反对者的人头会被挂在城门之上，以示震慑。我们无从想象，为什么人类会这么残忍，而对应这种残忍的是两种选择，一种是臣服，一种则是蛰伏——等待时机复仇；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人被挖掘了文化的根基后，选择了以死换取尊严——这部分人则以鲜血灌溉了复仇的种子。

因这种“民间”的说法已经有了演义的成分，还有更铁板钉钉的史料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圣经》说，执刀者，必死于刀下。由屠杀开启征服之旅的，也将被下一场屠杀征服。

多年前多尔衮种下的恶之花，结出仇恨的恶果。他们做的事成为汉人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汉人鼓动同类的教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汪精卫还没有成为汉奸，也没有衰老和发胖，没有和袁世凯的长子结拜金兰，也没有拿袁世凯的钱去闹革命，那时候的他一表人才、一腔热血，在缅甸仰光，他以《觉民阅书报》为平台，向普通的华侨演讲，其演讲的内容是《清朝入关的故事》，其英俊的脸庞、博学的知识、煽动性的语言，和着一腔热血，让更多的华人关心起了政治并且成为“造反”的力量。在这样的团体中传播、激发仇恨和复仇愿望的，便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岳飞传》。

其实，同盟会不是第一个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作为“教材”和工具的组织，在清朝统治的几百年中，不断有人打出“反清”的旗帜，一部分人号召反清顺便复明，有一部分人只管反清，无所谓复明不复明。

有征服就有复仇。复仇的种子或许没有萌发成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萌动。而这种子的播种，仍旧要往前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