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Pontoise）医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您的母亲在今天早餐后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大概是在早上十点钟。

她房间的门第一次被敞开着，她已经被擦洗干净了。一条白色的带子从下巴绕过去缠住她的头，把她脸上那松弛的皮肤挤到了嘴边和眼下。她的身上齐肩盖着被单，双手放在里面。母亲看上去特别像一具干尸。她活着的时候，由于怕她起床会发生意外，护士们特别在她的床的两侧加上了护栏。我想给她换上她先前早已为自己的葬礼准备好的带有花边的白色睡衣。护士告诉我，会有服务员给她穿戴打理，她们还会负责把床头柜里的十字架为她摆好，只是现在还缺两个用来固定十字架的钉子，护士不能肯定是否能找得到这样的两颗钉子。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我现在只不过是想把她的十字架为她放上。在活动桌上，依然摆放着我前一天给她带来的一束连翘花。护士督促我快去医院的户籍科办理相关的手续。在这期间，有人会整理我母亲的遗物。她的遗物很少，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她的东西了，一身女服、一双夏天穿的蓝色皮鞋和一个电动剃刀。正在这时，隔壁一位妇女忽然痛苦地喊叫起来，人们对她的喊叫似乎已经习惯，因为她这样已有数日了。我真不明白，她身体这么不好，却依然活着，而我的母亲却走了。

到了户籍科，一位年轻女职员问我办什么事，我告诉她说：“我母亲今天上午去世了。”她没有一丝惊讶，语气平淡地问：“死在医院里还是死在托老院？她叫什么名字？”女职员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看了看，然后微笑着说她已经知道了。接着，她出去把我母亲的档案材料拿了过来，然后向我询问几个关于我母亲的问题，比如她的出生地，以及在她进入托老院之前的住址等。而我知道，这些情况在材料里已经都有了。

回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我看到在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塑料包，里面装着她的东西。护士见我回来立刻把清理遗物的单子递过来让我签字。母亲在这里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我都不想带回去了，除了之前我和父亲一起去利雪（Lisieux）朝圣时买的那座小雕像和一个小萨瓦烟囱清扫工木偶，这是安纳西（Annecy）的纪念品。看到我已经来了，托老院就可以不必严格执行“必须将过世的老人在房间里停放两小时”的规定，他们可以把我母亲的尸体运到医院的太平间了。临走时，我透过玻璃窗看到了和我母亲同住一屋的那位老太太，她手里拿着一只包坐在那里，护士们让她在那里安心地等待，直到我母亲被运往太平间。

我的前夫陪我去了殡仪馆。在殡仪馆的架子上摆放着人造花，后边放着一些扶手椅和一张矮桌，桌子上还放着几本杂志。一位办事员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讯问了一下老人去世的时间、要下葬的地点，以及是否需要做弥撒等，他一边问一边在单子上记着，还时不时地用计算器算着。然后他带我们进了一间黑屋子，没有窗户。进屋后，他开了灯，我们看到屋里依墙摆放着十几口棺材。办事员的态度很认真，郑重地说：“这里所有棺材的价格都特别贵”。在所有的棺材中，有三口的盖子是敞开的。办事员说这是为了方便顾客挑选棺材里面衬料的颜色。我选择了用橡木做的那口，因为母亲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橡木，每次买家具时总是担心不是用橡木做的。我的前夫劝我买紫红色衬里的，因为他记得我母亲生前常穿这种颜色的上衣。他为自己还能记得这些感到自豪。我给办事员签了张支票，把棺材买了下来。他这里什么服务都有，就是没有预备鲜花，我感到很遗憾。将近中午，我回到家，和前夫一起喝了杯波特酒，这时我感到头痛，肚子也痛。

下午五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医院，询问他们我能否带我的两个儿子再去太平间看一眼我的母亲，接线员回答说太晚了，太平间四点半就关门了。我很失望地独自开车出去，在医院附近的新街区找到一家在周一营业的花店。花店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说我想买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花店老板和蔼地劝我不要买，他说白色的百合花，严格来讲，是给送小孩子或是年轻姑娘的。

葬礼于星期三举行。那天，我和儿子们、前夫早早就来到了医院。太平间是一座只有一层的建筑，坐落在田边，没有任何标记，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到了太平间，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坐在走廊里等着。我们在贴着墙根摆放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太平间对面是救护室，门都敞开着。我真想再见母亲一面，把我包里的开着花的两株小树枝放到她身上。我们不知道工作人员在封棺前是否还让我们再看母亲一眼。我们在棺材店里见过的那位工作人员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很有礼貌地示意我们跟着他。我们来到了一间大厅。那是一间宽广的光秃秃的大厅，水泥地上洒着不知道是从哪里投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我的母亲已被放进了棺材里，她的头朝后，双手拥着十字架，他们已经把她头上的白色绑带撤下去了，为她换上了带花边的睡衣，缎面被子一直盖到了她的胸部。

接下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告别仪式结束了，并陪我们回到了走廊。我没有想到仪式如此简单，时间如此短暂，仿佛他带我们去见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为了向我们证明一下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到，无可挑剔罢了。告别遗体后，我们穿过了新街区，来到了建在文化中心旁边的教堂。灵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在教堂前等着。我看见在对面超市的墙壁上有人用沥青写着“金钱、商品和国家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几个大字。不一会儿，只见牧师走到我们面前非常和蔼地问道：“是您的母亲吗？”接着，他又向我的孩子们打招呼，问他们是否还在念书，就读于哪所大学，等等。

一张像小床一样、包裹着红丝绒布的东西，摆放在水泥地上的祭台前。一会儿，殡仪馆的人把我母亲的棺材轻轻地放到了上面。牧师把管风琴乐曲的录音带放到了录音机里，低缓的音乐响了起来。因为我母亲在这里没有熟人，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参加为她做的弥撒。牧师吟诵了《不朽的生命》《我们的姊妹的复活》，他还唱了赞美诗。我真希望这样的场景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我想再为我的母亲做些什么，做一些祈祷，唱几首圣歌。管风琴乐曲重新响了起来，牧师把放在棺材四个角上的蜡烛全部熄灭。

灵车启动了，开往诺曼底的伊沃托（Yvetot），因为我父亲就葬在那里，我要把我的母亲葬在我父亲的身旁。我开着私家车，儿子们坐在车里。天气非常恶劣，一路上，车都在风雨中前行。在路上，孩子们好奇地向我提出一些有关弥撒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之前从未看过，也不知道参加弥撒仪式时应该如何做。

在伊沃托，母亲家族的人都已经等候在墓地的栅栏门前了。我的一个表妹从老远就朝我喊道：“什么鬼天气呀！好像是十一月天呢！”她这样说，实际上只是为了打破看着我们走过来而无话可说的尴尬。见面之后，我们一起朝我父亲的墓地走过去。父亲的墓穴已经被挖开了，旁边堆起了一座小土丘。殡葬员把我母亲的棺材抬过来，当他们用绳子吊着棺材找好位置的时候，他们让我走到近前，以便看着棺材下到墓穴中。掘墓人手里拿着铁锹，站在几米远外等待着。他穿着工作服，头戴贝雷帽，脚上穿着靴子，青紫色的脸皮，一脸的沧桑。我想上前和他说几句话，给他一百法郎。我想他可能会拿这个钱去喝酒，不过那也没关系，反正他是最后一个照顾我母亲的人。他的活儿很辛苦，他要用铁锹干整整一个下午才能把墓穴盖好土。

母亲娘家的人不愿让我空着肚子回家。我的姨妈在饭店预定了回灵席，于是我留了下来。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我可以为母亲做的事。饭菜上得很慢，我们谈起了工作、孩子，有时也谈起我的母亲。他们说：“她在这种状态下多活几年也没什么用，只能更增添痛苦，白白受罪。”大家一致认为她还是死掉了更好。我一直弄不懂他们这些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晚上就回到了巴黎大区，一切都真正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