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杨静远

文学批评与研究要不要研究作家？要不要研究作家的生平、际遇、性格、思想，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他所处的时代、地域、国情民俗，一切影响着他的文艺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并受其影响的事物？这问题似不难回答，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有两种相反的见解和做法，表现为两个极端的倾向。一是研究者注意力的扩展、外延，从作品本身转移到它的外围，转移到环绕着作品的纵的和横的环境和背景。在无穷琐细芜杂的考证中，文学的本体——作品——有时仿佛被自己那庞大的影子遮没而淡化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容易掉进这样一个陷阱。作为这种偏向的反动，某些现代批评流派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它表现为注意力的内向、收缩、排它。它把文学批评的放大镜只对准一部作品的“艺术”， 把其他一切有关因素（包括作家）都视为不相干而加以摒弃。如“新批评”派主张用所谓“本体论”批评来取代它所指为传记式、历史式、社会式的批评。“新批评”派理论家维姆萨特在他的《意图谬见》一文中宣称：“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诗确非批评家自己的。但同时它也不是作者自己的。它一生下来，就立即脱离作者而来到世上。作者的用意已不复作用于它，它也不再受作者支配。”由这里出发，批评家把一部作品与它所由产生的母体环境割裂开来，切断它与生活的一切血肉联系，而锁闭在“纯”艺术的樊笼里。一部作品不复是现实的反映，不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而成了批评家手术台上一具供解剖的肢体。

我们不否认，就艺术而言，作品对作家及其背景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一个作家，不能代替鉴赏和品评一部作品。但判断一个机体的状况，尚需考虑到遗传和环境的因素，更何况一部作品是作家精神的产品，是人的思想的凝练和结晶。湖泊和注入湖泊的汩汩水源，又怎能截然断开呢？那种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滥用的结果，便出现了对一部作品望文生义、妄加臆测、任意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在某些现当代文论中颇不鲜见。

作品的艺术形式是不能和思想内容分开的。文学批评当然首先要研究和评价作品本身，但关于作家及其背景的研究也必不可少。只有深入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思想，才能更深地理解他的作品。后世要了解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一般是通过各种生平资料，包括传记、自传、日记、回忆录、书信等。其中最原始而可靠的，大概要数书信。因为，传记往往反映撰写者的主观见解和意图。自传、回忆录等虽是作者本人的声音，但经过了时间的筛选过滤，事后的思考反省，去芜取精的加工过程，是提炼过的资料。而书信，除了某些有意写来供发表和留传者外，一般都是即时的思想表露，信笔书来的真情抒发，因而也最能如实反映书写者当时的思想、感情、个性的本色。

作品——思想——人，三者之间存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在某些作家身上，这种联系尤其显著。夏洛蒂·勃朗特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她的为人、思想和艺术，在她的书信中看得非常清楚。她的书信和她的传记一样，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献，是研究这位作家及其艺术必不可少的资料，而它本身也具有甚高的文学价值，可以作为好的散文来读。

1855年2月，夏洛蒂·勃朗特正值声名鼎盛之际逝世，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赞誉之声海潮般从四面八方涌向荒原中的牧师住宅，给悲痛的父亲和丈夫多少带来些许安慰。但有关这位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报道颇多讹传不实，有损于她身后的哀荣。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决心请人为女儿撰写一部权威性的生平传略，以正视听。他选中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执笔人。这个选择再恰当也没有了，因为她是夏洛蒂的好友，又是一位与夏洛蒂齐名的女作家。其结果，便是《夏洛蒂·勃朗特传》这部名著的问世。它与博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和洛克哈特的《司各特传》鼎足而立，同为英国传记文学的不朽典籍。

盖斯凯尔夫人着手写传时，若不是手头拥有夏洛蒂本人的大量书信，是断然写不出这样一部哀艳动人的心史的。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友谊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但这可贵的友谊尚在蓓蕾初开时就被死亡掐断，她们彼此了解还不是很深。如果盖斯凯尔夫人图省事，她原可以就已知的表面材料，写一本简短的行状，也能交代过去。但是对亡友的深沉的爱，以及作家的高度责任感，使她知难而进，全力以赴去搜集资料。她跟随夏洛蒂的脚印走遍她生活过的地方，寻访有关的人，特别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征集她的书信。由于她的努力，这些珍贵的资料才不致散失淹没，而得以流传于世。

1857年《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出版，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勃朗特热”的新高潮。早就迷上了《简·爱》的读者，现在更迷上了《简·爱》的创造者，感怀她不幸的身世，她那“极不寻常”的性格，她的两个天才的妹妹，她们那个埋藏在荒原深处的不寻常的家庭。但这部传记之特别引人入胜，不在于它的女主人公生活经历丰富多彩或离奇曲折，而在于作传者多半退居幕后，推出女主人公，让她亲自向读者说话。传记以表现夏洛蒂其人为主，因为作者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作为朋友、女儿、姐姐、妻子，被人们了解得越充分，在必要时通过她自己的话来了解，她受到人们的评价就越高。”写生活的篇幅大大超过写文学活动的篇幅，作为一部作家传，这应该说是一个美中不足之处。

有盖斯凯尔夫人开路，研究勃朗特一家的专著相继出现。1883年出版了第一部艾米莉·勃朗特传（玛丽·罗宾森著）。1886年出版了勃兰威尔的朋友弗兰西斯·雷兰为他写的传。1897年出版了帕特里克·勃朗特的传《勃朗特姐妹的父亲》（W．W．耶茨著）。随之，更多的书信被发掘出来。1893年，勃朗特协会成立，不遗余力地搜集勃氏遗物。1895年，霍渥斯的勃朗特陈列馆开幕，1928年它迁至勃朗特家的故居牧师住宅，成为永久性的纪念馆。勃朗特协会的活动则迄未间断，延续至今。

到1895年时，热心的勃朗特研究者克莱门特·肖特决心收集所有的书信，出一本专集。为此他专程赴爱尔兰访问夏洛蒂健在的丈夫亚瑟·尼科尔斯，从他那儿得到许多珍贵的资料，包括《夏洛蒂·勃朗特传》中未收入的信件，加上从夏洛蒂的亲朋故旧那里收集到的更多的书信，于1896年出版了第一部书信集《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社会圈子》（后改名《勃朗特一家和他们的社会圈子》）。这本集子中的书信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而是按写信人或收信人以及书信的内容分章编排的，因而不尽科学合理。例如归在“艾米莉·勃朗特”一章内的，既有艾米莉写的信，也有夏洛蒂写给艾米莉的信，还有夏洛蒂写给友人论及艾米莉的信。又如，夏洛蒂写给她的编辑威廉斯的信，则分别归入“威·史·威廉斯”、“文学抱负”和“文学上的友谊”各章。这就很难查找。另一个重大缺陷是，由于版权关系，这本集子中不包括《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引用过的信件。直到1908年，传记版权终止后，肖特才得以将其中的信收进来，加上新发现的其他信件，按时序重新编为一集——《勃朗特一家：生平与书信》。肖特深信，他已把勃氏书信收罗净尽。但是到1913年，《泰晤士报》爆出冷门，发表了夏洛蒂致埃热先生的四封“情书”。这说明搜集勃氏书信的工作仍大有潜力可挖。1932年，托马斯·怀斯和亚历山大·赛明顿合编的《勃朗特一家：生平、友谊和书信》四大卷问世，标志着勃氏书信编辑出版的新里程碑。这个集子在肖特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约300封信，共收入1046封，全部按时序排列编号，从勃朗特姐妹幼年（1820年代）直到她们去世（1850年代）后四十年间，可谓集勃氏书信的大成。尽管以后几十年中又陆续有新的发现，但它的权威性已经确立，成为任何一个勃朗特研究者和传记作家的案头必备书。

四卷集中以夏洛蒂的信为主，在全部1046封信中约占800封。艾米莉的信只有一两封，安妮的信也不过寥寥数封，都不甚重要。因此，无论就数量和内容而言，一部勃朗特书信集，其实就是一部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集。

夏洛蒂是写信的能手。她的信有内容、有见地、有感情、有文采。她热衷于写信，首先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她是一个穷牧师家庭的长女。父亲无力关顾女儿们的前途。弟弟沾染了酗酒浪荡恶习，只知向家庭伸手。两个妹妹从不出头露面，一切听凭大姐安排。于是夏洛蒂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她从小就养成了关心全家的习惯。正是一种庄严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支配着她一生的思想和行动，从个人、家庭，推而及于社会。她必须为自己和妹妹的生存和发展打开出路。没有现成的社会关系可依靠，她必须自己去建立社会关系，交朋友，并长久保持友谊。为了开拓文学事业，她必须给知名作家、诗人写信求教，和出版商、评论家打交道，结交文友。在长期的幽居生活中，犹如胎儿靠脐带与母体沟通，夏洛蒂主要靠书信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

但夏洛蒂写信，更多的是出于感情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她热情，内心里有着太多的感情需要倾吐。她多思，头脑中有太多的思想需要交流。姐妹三个都酷爱大自然。艾米莉心在荒原，远避尘寰，除家人外，与世无交。可是夏洛蒂还向往人间温情。她爱父亲，以近似母爱的深情爱着弟妹。她和同窗埃伦·纳西和玛丽·泰勒结为终身莫逆之交。她给埃伦的信近500封，绝大部分保存下来，成为她的书信的主体。她给玛丽的信更富思想内容，惜未保存。成名后，她和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马丁诺女士，男作家萨克雷，出版界威廉斯、史密斯等人建立了诚挚的友情。她和萨克雷之间既友善，又有分歧。她佩服萨克雷的社会批判的勇气，却不满他沾染了伦敦上流社会的市侩气，过于仰权贵的鼻息。在这一点上，她是个较萨克雷更彻底的社会叛逆。她和威廉斯的友谊则另是一样。这位正直、谦和而好思索的长者，第一个发现了夏洛蒂的才华，成为她在思想上、事业上的知交。夏洛蒂给他写过不下100封信，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烦恼和希望，畅谈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感想。这些信是她全部书信的精华。这些可贵的友谊，在她惨遭人生悲剧时，如同甘霖，润泽着她龟裂的心田，支持着她度过了精神危机。

夏洛蒂像她笔下的简·爱、露西·斯诺、卡罗琳·赫尔斯通一样，有一颗十足的女性的心，向往着正常的人生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假如她像伊丽莎白·布朗宁一样幸遇知音，可以想见，她会留下多么缱绻动人的“两地书”。然而这样的信在她的书信中却付缺如。如果有什么算得上是“情书”，那就是她写给她的比利时老师康斯坦丁·埃热的信。夏洛蒂对埃热先生的感情的性质，是传记作家们多方探究而莫衷一是的题目。盖斯凯尔所知道的肯定要多于她所写的。从仅存的四封信来判断，她的感情确已超出一个学生对恩师的爱戴。但是若断言她对一个有妇之夫存有非分之想，那却与夏洛蒂整个的为人、信念和行事不相符，绝无可能。看来，她的感情有可能是一种介乎师生情和两性爱之间的难以界定的恋情。它确乎有点儿超出世所公认的礼法常规，但断然不会越轨逾矩。她要求得到一个异性的知己、一个知心，以满足她对心智、情感交流的渴望，仅此而已。如果说这是爱情，那多半是一种升华于肉欲之上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她对此是问心无愧的。无论如何，这四封信的公布，启开了夏洛蒂生活中一扇迄未为人所知的门，揭示了她内心的一个密室，填补了盖斯凯尔夫人为她绘的不完整的肖像的一角。四封信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它们显示了夏洛蒂心灵震荡的深度，有助于解释她的女主人公们那异乎寻常的激情的由来。

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贵在真实。它们不是像曾文正公家书或有些大人物书信、日记那样，专为训世和教诲子孙后代而写的。她的信，是一颗赤热的心和多思的头脑的自然流露，一个过于饱满的心灵不可抑制的外溢。她开始写信时，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乡村少女，及至成了名，也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普通妇女本色。她的信会有朝一日披露于世，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她谈到自己的信时说：“我从不把它们看得多么重要，也从不考虑它们的下落。”（923）1正因如此，她在写信时就毫无约束，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这些信逐年逐月乃至逐日记录了她的生活，她那虽不复杂但绝非平淡的经历。尤其是，它们有如年轮，忠实地记载了一个心灵从幼株到成材的全过程。无怪盖斯凯尔夫人在传记的后半部分几乎逐页征引夏洛蒂的原信，因为她深知，再也没有比这些信札更能准确鲜明地勾勒出她的面貌的了。

夏洛蒂是一位艺术家，不是学者、思想家。她的信中没有渊博的学识或高深的哲理。她论人论事，多凭感想、直观和良知。但唯其发自内心，才更具有朴实的自然美和浓郁的个性的芬芳。这些书信帮助我们了解了这个作家，也了解了这个人。

首先是人。

有不少大作家，他们创作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但他们本人却仿佛隐身在时空的雾霭里。他们笔下的人物和景象会反复出现在我们记忆的屏幕上，而握笔者的音容笑貌却模糊不清。夏洛蒂·勃朗特不是这样的。她的影像会悄悄地潜入我们意识的深部，长住下来，像简·爱的影像一样清晰，有时二者竟重叠起来，因为她们本质上是如此相像。她是生活中的简·爱。但由于生活要比虚构更加丰富得多，她也比简·爱丰富得多。

读着她的信，我们仿佛看到她由少女长成妇人，熟悉她的一切，像熟悉一个我们身边活着的人，一个诚实、坚强、热情、勇敢、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妇女。

弥漫着她的全部作品的巍然正气，同样也贯穿着她的全部书信。萨克雷在纪念夏洛蒂的文章《最后一幅素描》中说：“凡是读过她的书的人，谁不钦佩这位艺术家典雅华贵的英语文体，谁不钦佩这位妇女对真理的炽烈的爱、她的勇敢、她的纯真、她对邪恶的义愤、她热切的同情心、她虔诚的爱和信仰、她激越的荣誉感？”“一种急切的诚实，是这位妇女的性格特征。”读了她的书信，我们也会得到同样的印象，而且更深刻、更难忘。

我们看到她性格上相反的但并不矛盾的两面。她温柔、热情、悲天悯人，她自己遭遇不幸，深深同情一切不幸的人。“我们最好忘记自己，深切地关注他人的疾苦、损失、奋斗和困难。假如我们自己生活得称心如意，那就要时时记住，我们的千千万万同类在遭遇着不同的命运；最好让我们沉睡的同情心受到激发，我们麻木的自私心受到震撼。”（711）另一方面，她不是柔软的材料做成的。她傲骨铮铮地冷对权势，极端轻蔑、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荒谬。“你们的那些有良好教养的人们，在我看来……都是头朝下在走路，倒过来看世间万物。对于他们，谎言成了实话，实话倒成了谎言，他们把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无聊活动当成乐趣，而把明智的追求视为厌事。”（279）上流社会对于她，绝不是酸葡萄。当她有机会成为贵妇人座上的贵宾时，她傲然拒绝了（678）。对下暖如春风，对上冷若冰霜，夏洛蒂就是这样一个既软又硬的性格。

奋斗，进取，是夏洛蒂一生的主旋律。奋斗，抗争，和病弱的身体抗争，和逆境抗争，和习惯势力与陈腐观念抗争，和心灵创伤、绝望情绪抗争，和失败抗争，和死亡的打击抗争，为了实现自己和妹妹们的文学抱负，她百折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但她毫不自私，她的奋斗不是自我中心的个人奋斗。她认为，自我解放不能以损害他人或不顾他人为代价取得。出于原则或出于必要时，她能够放弃自己所向往和珍惜的一切，做出牺牲。她坚信：“正确的道路，乃是那条要求你在个人利益上做出最大牺牲、对别人有最大好处的道路。” （257，273）这是她的信条，是她据以律己的行为准则。还在少女时代，她就把责任看成做人的第一要旨，自觉自愿接受它的羁约。“责任，需要，这都是严峻的女主人，不容你不服从。”（38）不论在就业和婚姻问题上，她都曾为家庭做过重大牺牲而无怨尤。

妇女问题和爱情婚姻问题，是夏洛蒂思考得较多的问题，必然在书信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反映了当时英国妇女无权的状况，也突出地表现了夏洛蒂激进的民主思想。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可见，妇女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比表面看来的深广得多。在当时的英国，妇女的受压制是和工人的受剥削平行的重大社会问题。贫穷妇女特别是贫穷的知识妇女普遍找不到出路，如果没有机会结婚，就只有靠当家庭教师养活自己。家庭教师这种职业，实际上是有钱人残酷剥削有文化教养的穷人子女的一种制度。家庭教师地位的低下、劳务的繁重、待遇的菲薄、人格的屈辱、已经到了引起公愤的程度。夏洛蒂身受其苦，体会很深，因而发出强烈的抗议。她在小说中以艺术形象做了控诉，而在书信中则以社会学的精确性把这种制度的剥削本质揭露无遗。（368）

当女家庭教师固是一种苦差，但比起居家赋闲，无所事事，靠父兄养活，在她看来还是二恶之次。她坚信，“靠诚实的劳动挣得的面包，比不劳而获的面包更香甜”（84）。独立的人格，有赖于独立的经济地位。贫穷的姑娘宁去挤劳动市场，也不要到婚姻市场上去屈辱地出卖自己。她看到一家一家的英国姑娘坐等出嫁，无目的无意义地虚度岁月，打心底可怜她们。她唯愿全英国、全世界的女子都能获得一个生活的目的。（452）她亲身体会到，有成效的工作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福祉，是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它能把一个掉进绝望的海洋行将灭顶的人托出水面。正是工作——文学创作，把她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拯救出来，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451，452）夏洛蒂不是社会学家，不懂政治经济学，更不知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她清醒地看到，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弊端，深深扎根于社会制度本身。不过她认为，社会制度问题只能由哲学家、政治家们去思考、去解决，不是她所能过问的。她也不是女权运动者，她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要求，主要关系到就业、受教育、婚姻家庭等方面，从未涉及妇女参政问题。她以为，如果妇女们自己争气，还是有可能局部改善自己的处境。（368，592）作为一个作家，她认定自己有责任通过文学揭露社会的不平，激励受压迫者——不论是妇女还是工人——起来抗议。（368）

在婚姻问题上，她的激进的民主观点表现为猛烈抨击形形色色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婚姻，倡导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平等的婚姻。从书信看，她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切望能有幸嫁给一个真正的知音。她怀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绪，要求爱自己未来的丈夫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至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生不嫁，决不迁就。（72，73）她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十多年中拒绝了三次求婚，其中有两次（亨利·纳西和詹姆斯·泰勒），从现实的眼光来看，原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她又对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抱现实的甚至幻灭的态度。她嘲笑法国式的“巨大的热情”是“巨大的愚蠢”，劝女友不要指望在结婚前恋爱。（95，106）她早就认定自己不可能结婚，思想上做好了独身的准备，却不料在命运拨弄下陷进了一场“巨大的愚蠢”，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遭受了沉重的感情创伤。独身，在当时的英国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在那些贫穷而又有谋生本领的女子当中。夏洛蒂并不怕独身。假如她挚爱的两个妹妹活着，又有她热爱的文学事业，她对两性情爱的渴望就可以得到补偿。妹妹的死，抽去了她感情的支柱。她不幸，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妇女……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孤独的妇女”（783）。正是这种无以解脱的孤独感，终使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一个热爱她但她并不爱的男人结了婚。及至婚后，才发现她劝朋友先婚后恋的话，竟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她的激情，她内心深处的波澜，在书信中鲜有表露，但在她的小说中却可以找到充分的反映。她关于爱情婚姻的种种见解和思考，包含着一个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者的先进思想内容，是书信中饶有意义的部分。

作为一个作家，夏洛蒂书信中最值得注意的，自然是她谈论文学和创作的部分。

夏洛蒂不是文艺理论家，没有成套的理论性阐述。但她有明确的文艺思想，虽不系统但脉络尚清楚的文艺理论。这些见解，大量散见于她为自己和妹妹的作品撰写的序言，以及与出版人、编辑、批评家、文友和读者的通信。这方面她的主要通信人是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编审威廉·史密斯·威廉斯。她和公司的业主乔治·史密斯以及另一业务骨干詹姆斯·泰勒也常就稿件问题交换意见。她的文友中，关系较密切的是作家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仅仅由于无意扩大交游面，她才未和狄更斯结识。恰恰是这四个作家，而不是别人，被马克思誉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在创作思想上，他们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都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此外，她同作家兼批评家乔治·亨利·刘易斯书信往还的论战，是极有趣的部分，充分显示了她大胆、泼辣、犀利、勇于坚持她自认为正确的东西。

首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她对文学事业所抱的态度。这是她从事写作的出发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有高度的严肃性、使命感，明确地意识到作家对人类社会应负的庄严责任。夏洛蒂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有大量的言论见于她的序言和书信。她写作的宗旨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为自娱或取悦于少数有闲者。她坚持作家的社会职责，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她强烈反对不道德的文学艺术。“一个真正热爱人类的人，应该献出毕生的精力来保护和捍卫人类；应该荡涤每一种诱惑，横眉怒对它的鬼蜮伎俩。”（848）她强调说，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如果对读者没有好处，他会感到主要目的没有达到，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318）。这个“好处”，首先是道德上的裨益；是促进人性的升高和净化，不是使它堕落；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其次，才是给人以美的感受。在她的一封带宣言性的信中，她庄严宣称：“我以为，作家的第一职责，是忠于真实和自然；第二职责，是勤勤恳恳地钻研艺术，以期有效地阐释这两位伟大神灵所宣示的教谕。贝尔兄弟（即勃朗特姐妹）都竭诚地崇拜真理，他们也希望致力于探讨艺术，以便有朝一日获得语言的功力，以令人信服的声调来表述其信念。”（385）可见，真理和艺术在夏洛蒂眼中是统一的，只不过二者之间还有主次之分。她所说的这个真理，不是抽象的真理，不是超验的真理；它具有明确具体的社会内涵，那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首先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她赠给萨克雷的崇高称号“当代第一位社会改革家”、“力求匡正时弊的工作者队伍的领袖”，也正是她给自己定下的努力方向——她力求成为这个“工作者队伍”的一员。她强烈抗议社会不平等，并列地提出了一国内“两个民族”的问题和妇女状况问题。她抗议森严的加尔文教义对正常人性的压制和摧残。社会的和宗教的两重抗议，给她招来了统治阶级和教会顽固派的忌恨。他们借文学批评的园地（《每季评论》和《基督教醒世报》）对她狂施打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她正气凛然、毫无惧色，因为她深信自己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有人民大众的支持。她无畏，还因为她无私。她写作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信念。信念禁止她因惧怕责难而牺牲真理，她果敢地接受了这个禁令。（425）

既然认定作家的使命是服务社会、宣扬真理，她深深鄙弃那些专为营利而写作的人，轻蔑地称他们为“写书匠”，断言他们的作品虽畅销一时，却不能持久。（348）

作家照例害怕批评家，夏洛蒂却不怕。在批评面前，她不卑不亢，与批评家分庭抗礼，要争一个是非曲直，不管他们权威多大。可是，一个穷工人的评价，她却看得比什么都重，视为对她的作品的“最高礼赞”加以珍藏。（537，538）足见她的民主言论不是只挂在口头上。

和同时代的男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相比，夏洛蒂作品的题材狭窄得多。囿于生活环境和性别加之于她的种种限制，她不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不得不写她所熟悉的事物：女教师、女学生、教会人士、学校生活，等等。这一点，她深有自知之明。但她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羡慕狄更斯和萨克雷了解社会的深度和广度。（343）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有魄力、有能力处理奴隶制这样一个重大题材，她甘拜下风。（792）她对简·奥斯丁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那位女作家的小说里，只见一座绅士淑女们的精心侍弄的花园，不见广袤的田野，生气勃勃的人民生活。（340）《谢利》就是她力图冲出自己狭小天地的一次尝试。虽然她处理工人运动的题材不如处理熟悉的题材那样得心应手，给人一种吃力的印象（锡德尼·多贝尔形象地把《简·爱》比作“肥牛”，把《谢利》比作“瘦牛”），但她的精神应充分肯定。她的努力，为英国文学留下了一幅关于早期工人运动的珍贵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她写完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后，她曾有意转移目光，去搜索“生活的真实面而不是文饰面”，试着迈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去探摸社会的底层。她对报道伦敦贫民状况的文章非常感兴趣。（643）在伦敦时，她专门自选了参观的项目——监狱和弃儿医院。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阴暗的兴趣”。可以设想，她是在为下一部作品搜集素材。（814）

夏洛蒂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但也绝不忽视艺术方法和写作技巧。她的作品是血肉丰满的艺术品，不是干瘪的道德说教的图解。

在创作方法上，她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写《简·爱》以前，她已有过近二十年的摸索实践。她曾毅然抛弃少年习作中浪漫的狂想，转向第一部正式的小说《教师》那平淡的写实主义。然后她总结了两方面的不成功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一条把浪漫主义吸收到现实主义中来的独特的创作道路。由于她善于描写强烈的激情，大胆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挖掘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以及在情节中掺入某些“哥特式”传奇因素，她便被有些评论家归入浪漫主义作家之列。但现实主义是她的作品的内容实质，也是她的基本方法。浪漫主义仅仅是她拿来变换和丰富现实主义手法的一种并用的手法。着重描写激情和心理，则是她从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那里部分吸取的方法。这种方法标志着以讲故事为主的老式小说到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的新型小说的发展，并不是浪漫主义的特征。

夏洛蒂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一点从她的序言和书信里可以得到毋庸置疑的明证。她坚持写真实：“真实总归胜过艺术。彭斯的歌谣比布尔沃的史诗更好。萨克雷的粗糙、草率的素描比成千上万精致完美的油画更可取。”（433）写普通人：“我书中的主人公应该像我所看到的真实的人那样，靠诚实的劳动度过一生……”（《教师》序）写真事：“你要看到的是种真实的、实在的、实际的事情；是种像礼拜一早晨那样毫无浪漫气息的事情。”（《谢利》第一章）她嘲笑那些醉心于惊险小说的出版商和读者热衷于“那种狂野、奇妙、惊险的事物——离奇怪诞、惊心动魄、凄楚动人的事物”（《教师》序），并且极端蔑视通俗小说中那种“多愁善感、诗情画意和虚幻缥缈的东西”，“热闹、刺激和通俗闹剧”（《谢利》第一章）。可见，真实地描写现实，是夏洛蒂自觉奉行的原则。那么，为什么在《简·爱》里（以及后来在《维莱特》里）会出现“哥特式”的神秘色彩和情节上的巧合呢？那是因为《教师》连遭六次退稿而不得不改变做法的结果。（316）即便如此，也不影响《简·爱》的现实主义性质。对于它的社会批判的内容实质来说，浪漫主义的因素是用以渲染和烘托、增强悬念趣味的华丽的装饰，是非本质的东西。

在坚持写真实的同时，她也反对死守着经验的园地，不越雷池一步的自然主义写法。从《教师》到《简·爱》，是她的想象力从压抑到解放的一个可喜的飞跃。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她生活中熟悉的性格典型，但绝不是真人的肖像。“我们只能让现实做出暗示，而绝不能让它做出指示。”（492）她不同意刘易斯的主张，认为艺术不应是对自然的简单的临摹。她强调说，作家在写作时会身不由己地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的支配，那就是文艺女神的翅膀——艺术想象力。（316）

独创，是夏洛蒂的艺术的一大特色。她的小说给当时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新颖，不落俗套。她为自己定下了一个标准：“小说里那些标准的男女主人公，我向来不感兴趣，我不相信他们是自然的，也无意去模仿。倘若我被迫不得不去抄袭这样的人物，那我宁肯干脆什么也不写。……除非我有自己的话要说，除非我能够把眼光超越最伟大的文学大师，去研究自然本身，我无权描绘什么。除非我有勇气使用真理的语言，摒弃世俗的陈词滥调，我理当保持缄默。”（392）她忠实地奉行这个准则。这首先表现为新型人物的塑造。她大胆地捐弃了文学中传统的女主人公的那个标准像：美丽、温柔、纤弱、被动，像温室的鲜花。她破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主人公：“矮小，不美”，却仍然令人感兴趣，刚强、勇敢、坚忍，如抗风霜的劲草，但仍充满激情和魅力。简·爱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三流作家群起效颦，一时写“丑女人”成风。但这些木偶人全都被遗忘了，唯有简·爱永保新鲜不败，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因为，她的新鲜不在外形，而在内心。

夏洛蒂在书信中经常谈论英国和外国的、当时和过去的其他作家和书，如英国的司各特、拜伦、兰姆、菲尔丁、奥斯丁、骚塞、萨克雷、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特罗洛普夫人、马尔什夫人、马丁诺女士、利·亨特、金斯利、刘易斯，美国的爱默生、斯托夫人，法国的巴尔扎克、乔治·桑，德国的歌德、埃克尔曼，等等。这些段落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们表现了她的文艺观点，而且透过她的眼睛，可以瞥见欧洲小说史上辉煌灿烂群芳争妍的一个时期风貌的一斑。她论及二妹的作品的书信和序言，尤有价值。

夏洛蒂的书信，有许多本身是华美流丽的散文，有很大的可读性。书信的文笔和风格因通信对象不同而异。给家人、好友的信，信手写来、不拘形式，但感情真挚、柔媚温存。给文学界友人的信较讲究辞令，注重文采，喜用华丽的对偶句。而论战性的信则笔锋犀利泼辣，时有夸张的语调。译文原应忠实传达原来神韵，惜译者能力有限，未免走样失色，恳请读者指正。

本选集从原书的1000余封信中选译了280封。取舍的范围，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说明夏洛蒂之为作家；说明她之为人。后者以表现她的思想为主，但也涉及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她的学业和工作、家庭、交游、爱情和婚姻。我以为，对于夏洛蒂这样的作家，不宜把书信集编成言论录的形式。通过生活实践体现出来的她的思想和为人，更真实、更有血肉。

选择表现她的思想的书信时，我采取正反两面兼收的做法。夏洛蒂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观点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或差距。例如，她抨击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却拥戴反动的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同情工人阶级的苦难，却不赞成他们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卢德运动和宪章运动；对欧洲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怀着忧惧心理；反抗清教思想的桎梏，却忠于国教会，对无神论心存疑虑。这些唯心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观点，来自她的阶级出身和教养的影响。这方面的书信，我同样收入。我认为，只有这样，而不是替古人讳，才能客观地呈现一个人的本貌，有助于对她做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选译的信，除个别取自其他地方，全部选自怀斯与赛明顿合编的《勃朗特一家：生平、友谊和书信》四卷集（T. J. Wise and J. A. Symington ed., The Brontës: Their Lives, Friendships and Correspondence, 4 vols., Oxford, 1932）。书信的顺序一律按时间先后编排。每封信前面的编号是原书信集的编号，因此在本书中是不连贯的。第1-167号属第一卷，第168-451号属第二卷，第452-777号属第三卷，第778-1050号属第四卷。每封信在原书中的卷数和页数不再单独注明。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在有些信前加了一些说明，现用楷体排出，以区别于信件正文。

1984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