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古城风韵

关于“揭阳”

《汉书·两粤传》：“汉伐南越，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自降。”这是“揭阳”一名最早的文献记载。

诸多史籍又强调，揭阳由“揭岭”而来，盖地在揭岭之南故。

而“揭岭”在什么地方？是否又名揭阳岭、揭阳山、飞泉岭？史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至今也无定论。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论者，都将揭岭的范围，投射于梅州五华与揭阳揭西交界处莲花山的一个局部。仿佛于井冈山之罗霄山脉的一段，尽管论者对揭岭具体为哪一个山岭至今尚未统一，但按他们的意思，揭岭就是今天所称的莲花山的某一段却是一致的。故此，所有说法，我均不尽引。

但按照诸种古籍所说，秦戍五岭，其中四岭都在广东、广西与江西、湖南边界之处，即南岭山脉上，成一直线，只有东面的“揭岭”，却往南“下跌”几百公里，落脚于今揭西与五华交界处。这种分界方法，有其可能性吗？

按我的看法，秦戍五岭之一的揭岭，应是当今江西赣州东部的揭阳山，只有此山的位置与其他四岭同在东西一条直线上，处于岭南与岭北的分界线上，其南、东南的大片山区与丘陵，才是《汉书》上所称的揭阳县地。关于这点，我另有专文探讨，此处不拟赘述。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揭岭”与“揭阳”名称的由来。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多年来专家学者们一直都在回避直接的回答，或者虽试图解释，却含糊其辞，无法让人信服。

对“揭岭”的释名，最早的史籍是古人对于《汉书·地理志》的注释。他们注《汉书·地理志》“揭阳”的“揭”字，韦昭以为“其逝反”，颜师古正之曰：“音竭”，苏林又以为“（揭）音羯”，“师古不复正之”，也就是默认的意思。《辞海》中“揭”字有jiē、qì两个读音，可能正是缘此而定。

诚然，读jiē也好，读qì也罢，都只是解决了读音问题，而未涉及义方面。元代所修《潮州三阳志》，以及清顺治《潮州府志》的《郡县释名》，也只有关于读音的引用，而没有对于义的阐发，就是今人也不例外。

1996年第3期《汕头大学学报》发表王金夫的《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一文，在“揭岭”一目中，作者借用《辞海》的“揭，通楬，标志也”一义，对“揭岭”及“揭阳”两名进行训释。该文云：

秦时，由番禺经增城、博罗、龙川进入岭东东部，必须翻越以高耸的几个山嶂（以鸿图嶂为代表，鸿图嶂海拔1 277米）为标志的莲花山脉这段高山峻岭，因此取名“揭岭”，并把它作为先置县龙川和后置县揭阳的分界。

又云：

因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所以取揭岭之南的后置县名为“揭阳县”。

这样的解释很新颖，很有意思，可以说比其早若干年出版的《广东地名考释》都没能有如此的成果。

对此，除了以为“先后说”的无据外，我还有两个疑问：

第一，莲花某段峻岭，以几个山嶂为标志，叫做“揭岭”，即标志岭，这样的说法，符合秦人的命名习惯吗？

第二，揭岭之南为揭阳，而揭岭就是飞泉岭（在今丰顺县境内）。那么，揭岭之北、之东北（今梅州一带）、之东（今福建诏安、漳浦、龙海一带），为什么也为揭阳属地？

可见，揭岭为飞泉岭（或独山）之说不可信；蝉联而下，揭阳因揭岭而得名的历史论断也应置疑。按我的理解，明清以来争论不休的揭岭、揭阳岭、揭阳山几个概念，其实就是一回事。这个揭岭不是从番禺向东而来的人看到的标志山，而是揭阳辖区南部的山。让揭阳得名的山（或称岭）不在今揭西、五华（或丰顺）两县交界临海这么边远的地方，而应是梅州和赣州交界之处或左近，即前述江西揭阳山。

关键是我认为“揭阳”一名，并非秦兵占据岭南以后才有，而是早在秦兵进入岭南之前就已存在，一如后来同入版图的番禺、阳禺、缚娄（博罗）一样。前此，揭阳应是如同上述各地，为青铜时代南方的一个方国。“揭阳”是此带越人所建方国的名称。“揭阳”一名非汉人所造，汉人只是对其进行音译承用而已。这与浙江“余姚”“上虞”之为古越语是同一道理。所以，“揭阳”作为越语，因为当时汉人对于越文化的研究有限，其本来意义至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汉语“揭岭之南（阳）”的意思。正因为“揭阳”是古越语音译，所以，东汉以来，关于“揭”字读音才会有“其逝反”“竭”“羯”的不同意见。因为汉人——包括当时卓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由于缺少交流，对这个由异族所取地名的读音意义都无确切的把握。但这可作为揭阳确乎古老而且富于“地方特色”的依据。

《吕氏春秋·恃君》记载岭外有“缚娄、阳禺、欢兜之国”。《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简明广东史》据之而称：“战国时期广东境除出现番禺小国之外，还在今粤东的博罗县北面出现过‘缚娄’（符娄）和在粤北连江右侧，即阳山县东南出现过‘阳禺’两个小国。”而揭阳，虽然史籍无载，但以近年出土的文物，也可证它是与番禺、缚娄等同时存在于岭外的一个越族方国，而且它的地域在岭南各个方国之中规模较大。

近年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考古学的“浮滨文化”区，与史籍所涉秦汉所置揭阳县地域刚好相同。“浮滨文化”区，应是史籍缺载的揭阳方国。秦兵攻占岭南后，之所以把这片地方称为揭岭、揭阳，皆因古已有之。

邱立诚、曾骐的《论浮滨文化》（载《潮学研究》第6辑，1997年）的《余论》中，有这样的论述：

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由于商文化南渐，在浮滨文化区，既融进了源于本土的土著文化，也使土著文化产生某些变异，进而形成了粤东与闽南区域内不同于诸越文化的浮滨文化。这一考古文化区与今日之闽南方言区的基本吻合，使我们相信其时那种掺杂有中原语言的闽南方言已开始滥觞。正是由于浮滨文化的出现与形成，说明华夏文化与浮滨文化区的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的时间较先前所认为在秦汉时期大大地提前。

显然，这对我们讨论“揭阳”一名很有参考的价值。